藏本事件

1933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簽訂屈辱的《塘沽協定》後,堅持認為這些損失換來“剿共”,以在“東南數省次第肅清”,並非“得不償失”。同年10月,出動近百萬兵力,對中共各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軍事“圍剿”,其中以50多萬兵力對中共中央革命根據地採取“堡壘主義”的戰略“剿滅”。對日採取妥協、堅持內戰的政策激起內愛國將領的強烈反對。11月20日,被調往福建進剿紅軍的第十九路軍聯合“第三黨”和內部將領發動了抗日反蔣的“福州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不久,又與蘇維埃中央政府簽訂了《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

蔣介石對福建人民政府採取了嚴厲的鎮壓手段,斥責為:“自立名目,實行叛亂,同時勾結,助其肆虐。”並調集15萬兵力入閩“討伐”,1934年1月下旬,福州事變以失敗告終。同年2月,親抵南昌行營繼續督剿紅軍,並在告誡軍全體將士的通電中表示:“一本初旨,與我諸將士共同生死,誓滅殘匪。”

據此,日本方面分析認為:“蔣介石為剿軍尚須付出更大努力”,他“為了一面完成剿共,一面完成統一,至少需要同日本繼續保持休戰狀態”。因此斷定會繼續出現“對日妥協政策的動向”。同時,日本也認識到“自滿洲事變爆發以來,中國民眾的國民意識迅速高漲”,尤其“北方的抗日氣勢高漲”,中國“排日抗日的民族潛在勢力仍然很強”。日本對《塘沽協定》簽訂後中日關係“表面漸呈緩和,但在其背後,中國潛在的反滿抗日不斷活動”的局面耿耿於懷。於是一面通過與中方就關內外通車通郵等問題的所謂“善後交涉”鞏固擴大《塘沽停戰協定》所形成的有利局面,另一面企圖通過製造糾紛、強行交涉,迫使南京國民政府妥協退讓,滿足日本不斷擴大在華權益的要求。

而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確定的對日方針是:“除割讓東省熱河承認偽國,為絕對不可能外,對其他次要問題如税則等仍應與之作相當之周旋,謀適宜之處置,並極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情感之行動,及言論。”故此後不久在中日雙方就《塘沽協定》善後交涉談判中,黃郛、何應欽等秉承蔣汪旨意盡力妥協屈從,使日本在關內外通車、通郵等問題上要挾不斷得逞。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發表了一則獨霸中國、干涉中國內政的侵略聲明,叫囂:如果中國採取利用其他國家排斥日本或採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不得不加以反對……對於向中國提供武器、軍用飛機,派遣軍事教官,提供軍事借貸等,日本更不能置之不理。這一聲明不僅使世界輿論譁然,遭到英美的反對,更激起中國人民的憤慨,南京國民政府不是採取積極主動的外交措施予以反制,而是表現出媚日的姿態。19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稱,中國與別國的合作,“常限於不屬政治之事項”,即使是軍事項目,亦“大都為維持本國秩序與安寧”,故日本“不必有所顧慮”。

兩個月後,中國首都南京發生的藏本失蹤事件,蔣汪的聯合應對,進一步彰顯了日本“藉端生事”的本質與南京國民政府對日的媚態。 ^[3]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侵略中國，常常無中生有，製造藉口，挑起事端，1934年6月8日，在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發生的日本駐華公使館副領事藏本英明的失蹤案，就帝國主義精心策劃的政治事件，事件成為當時全世界注目的新聞。雖然半個多世紀過去，但是此案至今仍籠罩着團團迷霧。日本方面依然對此案諱莫如深，不公開策劃此案的經過。

藏本英明是日本奈良縣人，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是日本外交界有名的“中國通”。 ^[2] 

1934年6月9日晨，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緊急通知中國政府：“日本副領事藏本英明昨晚失蹤”。這對主持外交工作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衞來説，不啻是晴空霹靂。當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正虎視眈眈覬覦中國內地，戰爭烏雲籠罩着中國，發生這種事情，無異於火上澆油。日本人磨刀霍霍，躍躍欲試，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1] 

1934年6月8日晚，時任日本駐南京領事館副領事的藏本英明，在同僚前往火車站為日本駐滬公使有吉明來南京參加國民政府外交部宴會送行間隙，隻身出走。 ^[3] 

藏本英明，時年42歲，奈良縣人，1928年隨天羽英二參贊，任哈爾濱日本領事館書記生，1931年，隨田代領事充長存總領事館書記生，在“九·一八”前的萬寶山慘案中，輔佐田代對我國進行無理的交涉。於 1933 年5 月調到南京總領事館任副領事，平日默默無聞任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副領事， ^[2]  攜夫人麗子及一子二女住在南京鼓樓陰陽營62號。6月8日晚，剛回到陰陽營住宅不久的藏本英明，對夫人説他有事要出門，並説明不要等待。 ^[4] 

9日上午日本駐南京領事館副領事田中來到國民政府外交部，口頭照會，藏本英明失蹤，要求“搜查”。國民政府外交部旋即通知首都軍警當局“嚴密搜查，務期明瞭真相”。

與此同時，日領事館派員來到首都警察廳要求查清藏本英明失蹤事情。首都警察廳陳焯對來自國民政府外交部的訓令和日本領事館的責難不敢掉以輕心，當即採取兩條措施：一是派督察長陳獨真訪問日本領事館，進一步瞭解藏本出走的詳情及個人嗜好。二是將藏本近照翻印張貼全城各處及城關站埠、並派員四處查訪，對日本領事館附近及藏本寓所陰陽營及下關一帶沿路崗警作為查訪重點，結果未發現蛛絲馬跡。 ^[3] 

當日蔣介石得到戴笠電告藏本失蹤事件後，雖覆電訓示：應注全力偵查，即日判明下落，具報，勿稍疏懈。因全力注重“剿共”，並未將此事放在心上。6月10日，由督剿前線返回廬山後的蔣介石上午遊覽廬山黃龍寺，下午擬定本週工作計劃中仍“定於6月13日左右回京”，參加軍官學校10週年紀念，並將應對攻打紅軍“進剿計劃”相關的催訂重炮武器、“審訂空軍預算”、“整理投誠賞項”作為工作之重。

南京國民黨首都警察廳放棄星期日休息，召集各局隊所長官研究擴大訪查辦法，繼續盡力尋查。並派人前往藏本寓所慰問家屬，表示保護外僑之重要。

6月11日，蔣介石得悉藏本仍未尋獲，停泊在南京長江上的日本軍艦已褪下炮衣，汪精衞電囑蔣介石“請勿回京”，料定事態嚴峻。蔣分析認為，日本以藏本事件為威脅，無論其事真偽，“而其威脅時期以難再緩，然其在南方只有用威脅手段，使我屈服。決不能用其陸軍強佔華中，以其對俄情勢，亦日急一日，故其唯有用海軍之力。一面虛聲恫嚇，藉端生事，使尋人無準備之餘暇而已。”

蔣介石要求首都軍警對日保持“隱忍”姿態。同時，蔣介石為協調安撫兩廣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特發出機密電文稱：“……當此國命不絕如縷之時，豈容糾紛再起，自促滅亡。吾人實負中央地方之重責者，仍有掃蕩一切疑雲，速謀一致努力之必要。兄等所見想必相同。在剿匪進行中及匪患平定後，凡安內攘外之大計與治標治本之方法，不妨交換意見，徹底磋商。”電文雖未涉及藏本失蹤事件對中日關係帶來的影響，但已為對日交涉中的妥協埋下伏筆，預設不得借對日妥協作為反對派的口實。藏本失蹤事件前幾日，蔣念“江西兵力不足電張學良、何成濬候令調至江西進剿。“數年以來，因剿匪軍事關係，南京實際等於空城”。藏本失蹤後，蔣介石為防止日本海軍陸戰隊登陸入城，雖致電朱培德採取了兩手準備，但對南京城內僅存的軍警兵力心知肚明。此間致電兩廣實力派不排除有臨時調兵應急的可能。做出以上應對決定後，蔣介石對汪精衞“請勿回京”的告誡思慮再三。汪精衞指出：“蔣先生須帶兵回始有用，若一人回同墮空城，俱無益也。”

汪蔣在“攘外必先安內”問題上是一致的；在“剿共”戰爭關鍵時期，蔣介石是絕對不會改弦更張的。最終，蔣介石決定注意藏本事，以定行止帆。至於藏本失蹤事件的交涉，則由留守空城的汪精衞處置。

藏本失蹤後，主持外交、行政工作的汪精衞如坐針氈。日本提出警告，要求於48小時內搜查其下落。首都憲警連日極力搜索，仍無下落。日本方面洶洶抗議，一日數至。日本長江艦隊紛紛調至下關，有水兵上岸強佔南京之消息。

1934年6月11日，汪精衞按蔣介石來電所示，一方面派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沈覲鼎前往日本領事館拜訪總領事須磨彌吉郎，面達政府重視此事之意，並謂現正督飭憲警盡力徹查，勸日方持鎮靜態度，勿過於張皇，並託其向藏本副領事家族，代達慰問之忱。一方面召集“朱益之(朱德培，時任南京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唐孟瀟(唐生智，時任南京軍事委員會執行部主任)諸軍事長官計議，始知南京無兵，僅有軍官學校學生三四千人可以臨時應戰”。汪精衞當晚決定兩項措施：第一，派員赴滬，謁見日本公使有吉明，報告國民政府重視藏本副領事失蹤一事及連日憲警竭力搜查情況，乞求“日方務取鎮靜態度”。第二，舉辦南京户口總檢查。

自6月11日夜，南京憲警實施的户口總檢查由市區擴展到城郊及沿江管轄區域。南京城裏城外，形跡可疑者、方言不通者、面貌奇異者、似有精神病狀者都成了重點探查對象，重賞告示佈滿了全城要道。南京憲兵司令部警務處處長韓文煥、警察廳督察處處長金斌秉承上級旨意接連幾天親自參加探查工作，但直到6月12日晚，仍無藏本線索。 ^[3] 

藏本失蹤事件的發生，預示中日關係將蒙上一層陰影，日方必將藉此加緊策劃對中國的侵略。南京政府的一些要人曾指出:藏本之失蹤，“必示日本再進一步侵略之術策，其外交之上壓迫與軍事行動，恐即將隨之而至”。果然日本總領事館一發現藏本失蹤，即斷言藏本決非自殺，而是他殺，因具本人即無經濟問題，又無家庭問題，更無健康問題，豈會自殺?硬説此係中國方面有計劃的綁架謀殺案。因之揚言日方“俟經過一度交涉後,有取斷然處置之重大決意”。而有吉返滬後就藏本失蹤事發表談話表面上對中方似“極表好感”，其實不然、參謀木部作了分析，指出有吉談話可能出於以下兩種考慮：“一為威脅與甘誘我入彀；一為故裝親善加重我對藏本失蹤之責任”

藏本失蹤消息傳入日本後，官方的報紙和電台遂即抓住此事,大作敵視中國的宣傳，進行惡毒的誣衊、恫嚇和挑撥，為發動一場新的侵略戰爭大造輿論。

10日，日本大阪《每日新聞》宣稱:“目前南京對於日本官兵之壓迫,非常之至。中國憲兵隊對於日人,皆有便衣偵探跟隨,電話亦一一竊聽，”

11日，南京之日本電通社居心叵測地編髮一則電稿稱:“日總領事館警察署長清水，昨雖曾率領署員來往華方死刑執行地燕子磯採查，也無所收穫。華方未作任何報告，而必有使此事件解決陷於絕境。但日方認為事件之內幕，似有相當有力者參與，故決查明其真相，且於必以時，做斷然之處置。”同日,日本東京《日日新聞》在其社論中進而斷言此事與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有關聲稱:“藏本副領事之失蹤,當非僅系遭受匪賊如在事實上成為國家機關之某社，亦似與此案不無關係，故其責任全在華方，且可謂頗為重大。而日本當局將對此案採取強硬態度，自屬事所必然,毫無足異。”

12日，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社也發表社論，指責這一事件是我方破壞中日關係的“蠢動”:“藏本副領事失蹤事件，系屬日杉山書記官於拳匪(誣稱義和團)事件發生時被慘殺以來之一大事件。其原因似系出於有吉公使回任後,中日間協調外交有具體化之象,特採取非常手段，以破壞中日關係者之藏動。又南京報紙所下之自殺等類推測，不過意在淆亂聽聞。”同日大阪《每日新聞》又宣稱總領事館決定向中方提出正式抗議:“藏本事件，·····中國之無誠意,固不待言，···.··現在我總領事館已認定藏本系被何人殺害,不論證據之有無,以藏本氏失蹤之儼然事實為根據，決定正式抗議。”

13日,該報甚至繪聲繪色地造謠:“藏本通過此地(總領事館至藏本宅)時，由背後現出一穿中山裝之巨漢 (該巨漢最近一星期曾跟隨藏本之後),或將藏本綁去,或予以不意之打擊,而使之倒地，並巧妙地將一切形蹤湮滅。”造謠誣衊之伎倆,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6] 

除輿論宣傳的大肆鼓譟外，日本更以付諸“採取斷然處置”的行動來激化事態。 ^[4]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為了達到其預期目的對南京政府不斷施加壓力，力圖擴大事態，日本外務省於藏本失蹤後立即表態稱，“藏本萬一不幸，固不待言。即會救出，中國亦難免有責帝國政府將採取斷然處置之方針。”外務相廣田弘毅(以下簡稱廣田)還進而在內閣會議上闡明具體方針如下:(一)不論加害者之行為及動機如何,實為關係到帝國威信之重大案件,故須徹底糾彈南京政府之責任;(二) 如中國政府缺乏誠意，又無搜索能力，日方當派遣官更或陸戰隊，以實力進行搜索;(三)判明失蹤案件真相後,將向國民政府提出五項條件,即:(1)國民政府正式向日本認罪;(2)嚴重處罰加害者:(3)賠償一切損失;(4)今後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5)如再發生此類事件,帝國政府有自由行動之權利。咄咄逼人，公然叫露要派陸戰隊來華進行“實力搜索”。

其時，日本陸海軍已在蠢蠢欲動。鑑於留京之日本各通訊社發出許多威嚇消息,及日本當局揚言將派其陸戰隊進行搜索,賀耀祖特地至汪精衞處商議以武力加以阻止，議及抵抗，達一小時，未有決定，因此間步兵僅桂永清之教導隊也”。終以兵力單薄,知難而止。

11日，日本調派第三艦隊第二十七隊的“葦”號(一作“峯”號)驅逐艦，隨後又派第十一艦隊的旗艦“對馬”號巡洋艦等兵艦，開抵南京下關江邊，進行武力威脅。在滬的日本憲兵也被調到南京。同時,第三艦隊參謀長高須,日本公使館武官岡野,公使館書記官(一稱參贊)有野等人於公使館內與須磨磋商對策。大阪《每日新聞》反映日本陸軍當局的態度稱:藏本事件陸軍當局頗為重視,並監視事件之推移,以此次事件為第二中村事件，決定窮究國民政府之責任，……不容曖昧解決。在南京的日僑也召開會議，揚言“若藏本不尋獲,則全體僑民回國”。顯然擺出副準備絕交的姿態。11日，廣田電令須磨即向南京政府提出如下責問;(一)在中國首都所發生之外國公使館員失蹤事件,已經過數小時後猶未獲判明事件真相與責任之所在,可謂為近代國家所未有之一不祥事。(二)南京政府如果無調查事件真相之能力,則日本政府殊難置信其能力,而不得不為保護公使館員生活財產之安全加以重大考慮。(三)當向南京政府要求迅速解決該案,如有怠於其調查搜查情形,則將提出重大之抗議、並希望須磨善體此意,以求得妥善處理。隨後，須磨遂在薩家灣鐵道部官邸與汪精衞舉行會談要求迅速查明藏本的行蹤,否則一切後果由中國負責。同日,廣田又使須磨向汪精衞作如下聲明:(一)日本政府要求南京政府竭誠調查事件真相，而速謀解決之辦法。(二)南京政府若以對此事件處理失當而致發生不測事件，其責任當由中國負責。(三)日本政府得保留其在事件判明後要求南京政府道歉處罰擊任者及損失略償並保魔將來之權利。

其間,高橋坦屢次要求中方向城外搜尋，日本警察也派多人赴燕子磯一帶尋覓，意在“偵察地形”。據估計,幕府山一帶須要兩個團兵力,方足以守備和抵抗。但12日軍委會討論此事時,卻遲遲不能“決定部隊”。13 日，日本總領事館據外務省的訓令,擬向中方提出哀的美敦書,一場戰爭似已迫在眉睫。

值此關鍵時刻，藏本終於被尋獲了。 ^[6] 

最先發現藏本英明的，不是軍警憲特，而是紫金山孝陵陵園工張燕亭、霍振麟、魏宗青三人。

6月13日上午9時許，張燕亭在明孝陵附近發現一人行跡可疑，疑是藏本英明，即囑霍、魏二人跟蹤監視，自己則打電話報告首都警察廳。軍警當局接到明孝陵附近居民舉報線索，當即派人尋覓，至中午，終於在明孝陵後山發現了神情沮喪、蓬頭垢面、身着西裝的藏本。經查姓名、校對照片，確是藏本英明無疑。當即請其登車下山。藏本英明開始死活不肯上車，經再三勸説，始行登車。 ^{[3]  [6]} 

首都警察廳廳長陳焯認識藏本英明，經勸才略進牛乳、汽水、餅乾等。沈覲鼎、谷正倫也聞訊趕來，護送藏本英明到外交部，由沈覲鼎電話通知日本總領事須磨。須磨帶着一幫日本外交官急速驅車前來，藏本英明見到他們，涕淚橫流。當外交部次長唐有壬問他是否乘黃包車出走的，藏本英明予以肯定的回答。唐有壬欲再問，一旁的須磨惡狠狠地對藏本英明説：“你現似疲倦，少説話吧。”顯然是警告他説話注意不要暴露真相。 ^[6] 

藏本對於出走原因一再表示：“我不願説，回領事館後，也不願發表。”但他強調：我一身存亡與貴國均無關係，我今重回，貴國無負於我。

首都警察廳特務組“為避免日方另有藉口”，特約請駐京美聯社記者、路透社記者來警廳，“慰問藏本”，以“取得藏本承認系自動出走憑證”。 ^[3] 

在陳焯等人的開導催問下，藏本當着中外記者的面，敍説了出走經過：

我於8日晚上意圖辭世。是夜本擬送有吉公使到車站告別，因汽車座位不夠．所以沒有送，告別之後，遂由領事館外出，坐黃包車出中山門，下車步行上紫金山頂，俯視城內燈火輝煌，百感交集，乃雙手合十向城內各親友告別。其地有一木架，將身上照片名片釘在架上，以作紀念。我意山上巨獸必多，便躺在樹下，忽聞豹子叫聲由遠及近，即將衣服脱埋，準備以供一啖。我所以脱下衣一予巨豹以便利，二則留衣服恐有痕跡也，但巨豹來回，迄未見臨。9日我在山上渴不過，到山下找水喝。然這一帶均無山泉，是晚仍在山上。10日飢渴甚，曾到山下一茶館喝茶一次，復到中山陵後山，準備在此斷食絕命。於是擬搬運石塊造一絕命之所，無奈石塊過重，未能築造墳墓，就在該處大樹上過宿。11日晚由中山陵到明孝陵後山，發現一洞，此係野獸巢窟，乃將此洞稍加修理後，即藏其中。本日(13日)飢渴又不能堪，乃復出洞，行經明孝陵前茶館飲茶，當時袋中只有兩毛錢，付茶資後，惟因飢甚再食麪，遂將金紐扣一對予茶館女主人，未肯受，謂可俟下次再付。乃將此紐扣交與附近工友，請代購雞蛋，回洞休息。惟附近居民，既知我藏山中，乃上山大搜，卒被發覺⋯⋯此行意義，我不願談(言時淚下)，回館後亦不願發表。我本不願回南京，因貴廳人員言辭誠摯，我為所感，故隨之同來。問我為何出此，我甚不願説⋯⋯(言時又淚下)。 ^[4] 

蔣介石得悉來電，稱“藏本已尋獲”經“多方盤詢，悉渠自庚晚送有吉行後，即乘黃包車出中山門，登紫金山，欲自殺者數次。對其出亡與欲自殺之原因，不外渠與磨總領事不洽，因渠屬外交系，須屬陸軍系，須平日對藏本事事予以難堪，尤其此次須磨宴有吉，藏不與焉。⋯⋯”蔣介石十分欣慰，暗自慶幸，稱“藏本獲，倭寇無威脅之機，故得暫免禍患。尋此實天佑中國之兆也。”

6月14日，日領事館派須磨等人進見汪精衞，詭稱：“過去疑雲已一掃而空，兩國邦交益見好轉”，並掩飾説：“藏本副領事8日晚之出走，系一時神經衰弱，毫無其他原因。”汪精衞連稱“欣慰”，並祝願藏本早日恢復健康。

送走須磨後，對日“執持謙下態度”的汪精衞掩飾不住僥倖度過危機後的興奮，致電蔣介石稱：“須磨奉日政府令於午後四時來謁，關於藏本尋獲事件，對我政府及憲警深表謝意。並稱經上海派來松井醫生之診斷證明藏本實患極度之神經興奮，致有此等舉動云云。”並告慰：“蔣先生可以回京。”10日後，汪精衞自吹：“此是數年以來我對於國家之最大責任，亦即是我鞠躬盡瘁之最大貢獻。” ^[3] 

藏本一被接回，即被日方特別“保護”在陰陽營12號住宅，不許其與外界接觸。

藏本的突然“迴歸”顯然是日本政府沒有料到的。毋庸多言，藏本的突然出現，使日本對中國的一切指誣都不攻自破，日本政府此刻的狼狽和尷尬可以想見。為防泄密，日方規定即便是西方記者前來採訪此事，也不能見到藏本本人而由領事館專人接待發言。14日，領事館接待了幾名美聯社記者，只稱“藏本氏因體弱不能再行勞動”，並説藏本出走的動機，“全由家庭及職務升遷太遲之故，上星期又遺失某種公文，為上司詰責，為免難堪，萌生了自殺的念頭”。

藏本失蹤後，日方曾一口咬定他絕不會自殺，而今人找到了，卻説其出走是為了自殺。中國輿論界出於義憤，紛紛撰文揭露日方欲蓋彌彰的伎倆。而須磨等人為了尋找藉口，又搬出了日本醫生，他們向新聞界發表談話説：“經由滬上來京之上海福民醫院松井博士診斷，藏本平素神經質較甚，但雖有憂鬱性質，無特別症候，6月8日夜神經質發作，精神異常，乃告失蹤。”松井醫生煞有介事地發佈診斷結論：藏本氏有神經衰弱之症，似為完全發作起厭世之念，目下神經昂奮，尚未鎮靜。而記者的報道則證實，藏本在警察廳與外交部和中方官員、中外記者談話時，説話有條有理，口齒清晰，記憶力良好，毫無神經質的表現。 ^[7] 

為求息事，以免惹惱日本人，汪精衞指示外交部次長唐有壬警告新聞界：“綜合藏本之性格、其平日之流露，及當晚出走之情形，斷定其為個人行動，觀其痛哭之狀，似有難言之隱痛，他本人既不願説，局外人更不應信口揣測。”其軟弱媚態令人齒冷。

嗣後，為了撈回一點面子，日本外務當局發表談話，不顧事實地聲稱：中國當局“對於發現後疲勞的藏本氏，強制地使其陳述，又不使我官員到場”，謊稱藏本“身心俱缺乏平靜，陳述亦不明瞭確實，故關於今後之措置，俟藏本之心身回覆後，調查事情，再行考慮”。人們不難猜測，日本政府這是在行“緩兵之計”，想利用這一段時間，對藏本施壓，以讓他出來推翻原先所説的供詞，再一口咬定日方以前所説一切，系被中國人威逼綁架所為。如此一來，則日本不但可以洗刷恥辱，更可以此向中方進行要挾。

然而，藏本為中國人的誠意所感動，激發出他的良知，因而拒絕誣陷中國。他説，此我不可為。其後任憑追問，再也無語。 ^[4] 

日方為掩飾家醜和藉端生事的陰謀，派日警將藏本及其眷屬“護送”回國。隨着藏本的押解回國，籠罩石頭城的藏本失蹤陰雲暫時消退。 ^[3] 

事件真相，藏本英明在警察廳時與陳焯的一段談話已暴露無疑。下面便是藏本英明的自述：“此行意義，我不願談。回領事館後，亦不願發表。我本不願回南京，因貴廳人員，言辭誠摯，我為所感，故隨之同來。問我為何出此，我甚不願説也。”藏本英明上述談話全文刊登於6月14日南京《中央日報》。這實際上就是向世人宣告，他是被迫去死的，但不敢説穿。事情至此已經很明朗了，日本需要藏本英明去死，以便為“大東亞聖戰”的發動提供藉口，遺憾的是，由於藏本英明一念貪生，沒有死成，壞了日本大計，連意大利法西斯頭目墨索里尼也嘆息：“藏本之覓得，使日本失去一種機會”。藏本英明被接回日本總領事館後，便失去與外界接觸的機會。 ^[6] 

藏本尋獲後， “日本方面對藏本已恨入骨髓”，據日本《大每》夕刊載：“騷動一時之藏本，對於憲兵司令部谷正倫告自為自殺而失蹤之經過，又對於外交部人員與中國外國新聞記者，無恥的述其失蹤原因，謂系對於總領事館之待遇不滿云云。已由中國方面發表，然由藏本歸領事館後至情況判斷，可以證明中國方面之公佈為不虛，又對於中國方面與被告同樣之訊問，雖完全無回答之理由，然完全忘其外交官之身分，不特答覆中國之訊問，且連待遇之不平亦全行告白，故領事館員全體對之悲憤慷慨，須磨總領事亦視被自己所養之狗反噬。”甚而至於，意大利墨索里尼也對此發表意見稱：日本力圖逐步成功其克服中國之謀，藏本事件，實為一種警示，同時亦為一種發始點，藏本之獲得，日本不過失去其機會，然其計劃則僅暫時展緩而已。 ^[3] 

6月16日，藏本英明被“護送”至上海，20日乘“上海丸”日輪返回日本長崎。從此，藏本英明便從世界上消失了，真正成了一個“失蹤”的人。 ^[6] 

“藏本事件”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前出現的一件外交突發事件，在短短五天時間內，日方藉口“藏本英明失蹤案”，對中方不斷施壓、挑釁，欲趁機壓服中方同意他們派兵入城，達成事件之外的目的，這屬於典型的外交訛詐。國民政府當局在應付這一事件時，則表現出了慌亂、緊張和無奈，事後又一味地迎合日方的無理狡辯，態度軟弱，使人覺得可欺，這更使日方膽大妄為。 ^[4] 

藏本失蹤事件應視為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前奏。藏本失蹤事件發生後，日本各報評論蜂起，一口咬定，不是説被“蘭衣社”拉去，便是説“衫山交涉”再起，血口噴人，滿腔惡意。日本政府也放話威脅。

在應對藏本失蹤事件上，蔣汪都有使“前方軍事不至因而撓動”並“竭力設法”勿使日本“陸戰隊登陸入城”的考慮。但留守空城的汪精衞和掌握兵權的蔣介石在應對上仍有區別。汪精衞按蔣介石的指令，對日斡旋中百般隱忍，媚態十足。在未有任何證據證明中國為加害方的情況下，不斷督飭首都警察廳、首都警備司令部加緊偵查，“如有怠忽，定當嚴懲處，決不寬容”。並嚴防“有奸人乘機圖謀破壞政府威信”。對日本政府的威協，汪精衞從不加以駁斥，還多次派人前往日本駐華使領館求日方持“鎮靜態度”。

藏本的意外尋獲，雖暫緩了日本的藉端生事，卻留下了無窮隱患。蔣汪在聯手應對中，“因卻於日本不測之禍”，態度極為“謹慎恐懼，極力負責”。誠如《大公報》社評指出：“此數日中，中國政府幾於擱置一切政務，專辦此案，南京軍警，晝夜活動，數十萬居民，挨户被搜，城廂搜畢，並及四郊。當局之焦勞，人民之驚慌，皆超越想象，不可形容。”“幸而於藏本未餓死之前發現，若再遲一兩日，其人已死，毫無對證，中國將受如何‘處置’?又幸而藏本氏未投身江流，不然，中國亦不知受冤枉至如何境界?是以苟根本上不存善意，則中國可以時時遭殃。歷史已證明，日本“藉事生端”、“迂機輒發”正是南京國民政府實施“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必然結果。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