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培友

多次應邀在北京、香港、重慶、太原、西安、杭州、長沙等地參加中國書法家協會、文物出版社、香港理工大學、西安碑林博物館、嶽麓書院等機構主辦的國際、全國書法研討會數次。

個人學術觀點

1．關於隸書和八分（摘自《隸書與八分辨異》）

關於隸書，唐代張懷瓘《書斷》有較詳盡的闡述：“秦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遺也。邈字元岑，始為楷縣獄吏，得罪始皇，邈系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人佐書，故曰隸書。”當然引文中所説隸書為程邈所創，似不可信，但程邈整理當時日常書寫中業已出現的古隸，使之規範化，應該是可能的。張懷瓘著述中記錄的隸書的由來中最重要的是，説明了隸書得名的原因：隸書是從當時使用者的角度來命名的。

至於八分，張懷瓘也有説法：“若‘八’字分散，又名之為八分。”《説文解字》對“八”和“分”註釋分別是：“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凡八之屬，皆從八。博拔切。”“分，別也，從八從刀，以分別物也。甫文切。”從《説文解字》可以看出，張懷瓘的分析應該是正確的。也就是説，八分就是到漢代王次仲後，筆勢向左右拓展形成的隸書新形，這意義下的八分概念，在唐以前是與隸書並行使用的。

簡言之，隸書是一個統稱，它既包括秦漢古隸，又包含東漢出現的隸書新體——八分，以及其他形態的隸書，而八分實際是對東漢時期左右拓展的隸書的稱謂，是從形態上定義的。從兩概念的出現時間看，隸書在前八分在後。

由此可見，隸書的概念更為寬泛，包括古隸和漢隸以及其他形態的隸書，在東漢，王次仲規範後的漢隸亦被稱作八分，以後隸書和八分事實上都是指同一字體。有一點需要説明：到唐代，因常把楷書稱為隸書，所以，唐時的隸書多用八分指稱，宋代歐陽修仍按此法，稱唐代隸書為八分，稱唐以前的隸書為隸書（當然，如前文所析，這是不準確的）。

為了避免對這兩個概念產生混淆或誤讀，在使用時我們可以對兩者的前述區別作簡單説明，即，隸書是從其形成時書寫者的地位和身份的角度定義的，而八分（分書）是從字形態（如八字分開）上來定義的。只要弄清楚了二者定義出發點的不同，區分隸書和八分的外延和內涵，應該不是太困難的。

2．關於行書和楷書的源流（摘自《行書楷書源流再認識》）

行書是伴隨漢代隸書的快速書寫書體——簡牘書體——這些實用書體的發展和章草相伴而成的。在魏晉的真書（楷書）的影響下，逐步完善，臻於化境，成為“晉人尚韻”的體現。楷書雖可謂隸書之小偽，但也是隸書與行書甚至還有章草等相互作用的結果，並且，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受到了碑刻書體的深深的影響，在魏晉發展完善，到唐代成熟而呈今日之象。

3．關於盛中唐楷書（摘自《顏徐書風轉變與盛中唐楷書成形》）

從書法風格史角度來看，能體現唐代開放宏大風氣的書法當然是唐代的狂草和楷書。就狂草而言，張旭的狂草到盛唐就業已成熟而足以與時代風氣相呼應；就楷書而言，盛唐楷書是否也能與盛唐風氣相應呢？通常人們把顏真卿的楷書看作唐代楷書的代表，因顏真卿主要生活在盛唐和中唐早期，所以，人們簡單地認為，楷書在盛唐時也已發展到足以和當時風氣相應的水平了，其實，這是一個誤會。

盛唐早中期的開元、天寶年間，楷書的總體趨勢是由初具唐代特徵的褚、薛風格向顏、徐為代表的能真正體現唐代風氣的楷書風格的轉變。也就是説，唐代楷書的最高形式並沒在唐代最興盛的開元、天寶時期出現，而是出現在安史之亂後的盛唐之末至中唐之初的幾十年間，也就是在顏、徐書法風格成熟的時期。

事實上，在盛唐末至中唐初，唐代楷書終於形成了與時代風氣相應的體勢。因此，盛唐大多數時間主要是楷書發展到高峯的過渡期。自顏、徐各自形成區別於時風的風格後的中唐始，唐代楷書已開始呈明顯的兩條腿走路的局：一是徐浩類型的標準楷書風格，一是顏體風格。到柳公權時代，這兩種風格有了一次合流性的總結，這就形成了唐代楷書的最後輝煌。由此可説，楷書的高峯在唐代，而唐代楷書的巔峯卻在顏、徐書風成熟的中唐。

4．關於唐代書法家徐浩的楷書地位（摘自《徐浩楷書的歷史定位簡論》）

徐浩對後世的影響不如顏真卿，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從顏真卿傳世書法作品的風格差別看，在徐浩風格已定型並向總結期發展時，顏真卿書法風格正在朝着其最有影響的風格轉型，因此徐浩的追求對顏真卿書風的轉變似乎有某種程度的啓發。關於這一點，最經典的論據就是，米芾的那句名言：“徐浩為顏真卿闢客，書韻自張顛血脈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當然，因沒有更可靠的史實支撐，我們無法證明，徐浩確實指導過顏真卿，但是，徐浩和顏真卿都曾師從張旭，他們二人又曾一起合作過像《多寶塔》這樣的作品，而徐浩書名在當時又重於顏真卿，所以顏真卿楷書受到徐浩影響是自然的，甚至如米芾言，徐浩曾直接指導過顏真卿應該也是極有可能的。殷蓀先生在《徐浩論》中曾反覆強調：“為此目徐浩為唐代第一等書家之列，亦為無違於唐代書史史實。……故傳統書學爭説顏真卿而少説徐浩，……殊不知顏真卿彌滿心力作書，在楷書藝術上有超邁法度，是與張旭、徐浩變法之舉有關者。張旭、徐浩變化初唐楷法，為‘顏體'孕育氣象，顏真卿方能叩之以鳴。”“有張旭、徐浩楷法之先，爾後生顏體'於季，此為求索盛唐、中唐書史史實中楷法有變之大要，亦為論徐浩其人其書之大要。”從此意義上説，徐浩的書法，尤其是他的楷書，對於盛、中唐風氣的形成的確是具有開拓性意義的。

將徐浩與顏真卿的書法作品對比，我們也發現，徐浩的結體不如顏真卿寬博、和諧。顏真卿後期的作品結體平正，氣象大度，既典雅大方，又和諧均衡；而徐浩成熟期的作品試圖在勁健厚重與清雅逸遠中找到結合點，總難掩經營之跡，總結期的作品逸韻減弱，勁健愈強，又稍具凌人的盛氣，這可能與徐浩久居館閣“寵遇罕與為比”的經歷關係極大。另外，從取法來看，徐浩主要得家法，法二王，其風格距當時時風不遠。董其昌（1556-1637）就評論：“（徐浩楷書）雖勁實婉，所末及顏魯公者，在有筆墨蹊徑，末脱歐、虞、褚、薛姿態耳。”

較徐浩而言，顏真卿取法更加廣博，他既能從王羲之、張旭等大家那裏得書藝精髓，又善於取法民間，也能將各種書體的優勢相結合，終於形成了他那獨具個性的突出風格。而且，顏真卿是忠讜盡命的代表，為人所景仰；而徐浩晚節不佳，其人品不為士人稱道。“人品即書品”的書學傳統，一定程度地減弱了徐浩的影響。歷史是公平的，最終還是寬博和諧的顏真卿為時代所選擇，站到了盛、中唐審美風氣的風口浪尖，成就了唐楷的輝煌。因此，今之習書者，可從顏、徐書法影響的高下中體悟的必定不僅是書藝本身。

5．關於唐代行書楷化現象 （摘自《一件五代大漢天福年間文書引出的話題》）

唐代樹碑之風盛行，唐代碑石又多以楷書書就。雖然唐代碑書鐫刻者手藝精湛，幾乎可以使墨跡毫髮不爽地摹勒上石，但是由於摹刻原因，墨跡與碑刻書跡也有些許區別。唐代習書者多取名碑拓片臨習，故而日常書寫逐漸受到刻寫影響，起收形成明顯的提按。我們稱唐代這種起收及轉折處提按明顯的楷書風格為碑體楷書。至晚唐，顏體、柳體碑體楷書書寫技巧及規範成為了當時書碑楷書的標準，並影響到日常楷書文書書寫，並潛移默化地影響到日常行書。當時日常行書是為楷書的快寫，而與六朝行書大異旨趣了。

6．關於書畫關係（摘自《管窺張彥遠之前的書畫關係》）

晚唐張彥遠開書法繪畫關係自覺探討之先河。他在其影響極大的《歷代名畫記》中指出，在傳説的蒼頡造字之時，“書畫同體而未分”，進而提出“書畫異名而同體”的論斷。在此之前，可以説沒有明確探究書畫關係的論述，僅有為數不多的論述旁及書畫關係。

自張彥遠始，書畫的關係才真正明確而自覺地進入書論和畫論探討的視域，並且書畫的關係成了人們關注的熱點之一。張彥遠之前有關書畫關係論述少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下兩方面當尤為重要：首先，晚唐前書論和畫論關注的內容到晚唐才有交集。其次，書法和繪畫在晚唐前的取法不同。

在唐以前的書論中主要關注 “力”和“勢”，“骨”與“肉”以及 “神采”與 “形質”等問題；到唐代，書法家開始關注線條的質感。晚唐之前的畫論主要論述的是形與神的問題。但是，自從文人蔘與繪事，繪畫中不斷融入文人的思想，畫家也逐漸從求形似轉到對線條表現力的關注。從書論和畫論在晚唐之前後關注的內容來看，書法和繪畫到唐代都開始關注線條的表現力，到此時，書和畫之間的關係有了結合點，因此，書畫關係得到論述就該是很自然的了。

書畫關係到晚唐得到明確的探討，這主要是因為到這一時期，中國繪畫畫種大多成熟，並且畫家和書家都集中到文人階層，並且，書家和畫家的相互取法，甚至集書畫與一身的藝術家也已出現，這些都使得從文化和藝術等多角度對書法和繪畫進行思考成為可能。然而，對書畫都極為重要的線條得到密切的關注，才是書畫關係得到自覺探討的契機。

7．關於當下隸書創作“尚趣”取向（摘自《尚趣：展覽語境下的當下隸書取向》）

從近年的幾次重要展覽的隸書作品以及由近年的幾次重要展覽中推出的隸書書家的創作情況來看，當下隸書在線條、結字、用筆和章法上都有尚趣傾向，現就其具體表現簡述如下：（一）注重線條的表情；（二）關注結字、用筆的趣味；（三）章法的繪畫化傾向。

當下隸書在趣味上的追求，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已形成幾種明顯的風格和追求，這給隸書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時，以展覽為主要目的趣味追求，使當下隸書創作存在某些隱憂，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應對，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過多地從視覺藝術角度看待書法，追求視覺衝擊，有造成對書法技術水平和文化內涵弱化的趨勢；（二）過於注重線條表情，情感外露，有失卻漢隸的雄渾沉厚特點的隱憂；（三）當下隸書，對當代的借鑑過於集中，入古不深。

第六、七、八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文物出版社、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書畫學會、西安碑林、嶽麓書院）；

“簡陽市第二屆周克芹文藝創作（新人）獎”（簡陽市政府最高獎）；

“第二屆全國宋璟碑顏體書法展暨顏真卿書法藝術研討會”（河北省書法家協會、中共邢台市委統戰部、中國顏體書法研究會籌委會）；

“淵源與流變”晉唐楷書研究展暨晉唐楷書研究論壇（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

“全國首屆楷書創新論壇”（中國書法家協會楷書委員會和河北省社科院書法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省第十三次書學討論會”（四川省書學學會、四川省草書研究會、南溪縣人民政府）；

“沙孟海論壇”暨中國書法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浙江省書法家協會等）；

“四川省第二屆書法理論研討會”（四川省書法家協會）；

“紀念傅山誕辰400週年暨傅山書法研討會”（中國書法家協會、傅山書畫院）；

“全國第二屆隸書藝術展暨隸書創作論壇”（ 中國書法家協會）；

第二至四屆“全國書法研究生書學學術周書學論壇”（首都師範大學）；

“弘羲杯”首屆《書法導報》當代書法論壇（《書法導報》社）；

“四川省書學學會第十二次書法理論研討會”（四川省書學學會）；

“四川省首屆書法理論研討會”（四川省書法家協會）。

“四川省第二屆臨書臨印展”獲獎（四川省書法家協會）；

“資陽內江兩市書法聯展”並收入作品集（內江市文聯、資陽市文聯）；

“百名書家詠南溪作品展””（四川省書學學會、四川省草書研究會、南溪縣人民政府）；

“四川省第六屆少數民族藝術節”三等獎（四川省文化廳、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和成都市人民政府）；

“全國第三屆扇面書法展”入圍（中國書法家協會）；

“紀念資陽市書協成立十週年紀念展”（資陽市書法家協會）；

“資陽市慶祝建國60週年書法展”；

第二至四屆“全國書法研究生書學學術周書法作品聯展”（首都師範大學）；

“四川省第五屆書法篆刻新人新作展”（四川省書法家協會）；

“四川大學東京國際藝術展”等展覽（四川大學）；

獲“第四屆全國教師三筆字書法大賽（高校教師組）”三等獎（中國教育學會）。

入圍“全國第三屆扇面書法展”（中國法家協會）

蔣培友(6張)

特邀參展“第十屆亞太蘭花大會暨第二十屆中國蘭花博覽會書畫攝影名家邀請展”（重慶市委、市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