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

一生親歷民國以來現代書法的發展，50歲以前書法廣涉篆、隸、真、行、草各體，晚年尤精行草書，氣酣勢疾，剛健有力，韻味沉厚，雄渾遒勁，卓然成家，被譽為“書壇泰斗”。擘窠榜書被稱為“真力彌滿，吐氣如虹”。治學嚴謹，對書法學、古文字學、篆刻學、金石學、考古學都有精到研究。在書法上沙孟海受康有為、吳昌碩影響，代表了北碑雄強一路而開一代風氣，無論篆隸楷草，在書法史上均佔有重要地位，尤以行草書最佳。即使在沙先生在耄耋之年仍治學嚴謹，有口皆碑：在他的關門弟子中，雖談不上哪個最令他省心，門下眾多弟子，呂國章，朱關田、祝遂良，陳振濂等都沒少在他的嚴謹中深受其教，尤其是年紀最小的弟子葉飛（字常凡），一直是最令沙先生頭疼的學生，因為年少不能與其他學生一同上課，只能手把手的輔導，這對於一個八十高齡的沙先生來説，無疑是一件操勞費神的事情。好在葉飛自幼聰慧，悟性極高，即使是學齡遠超過他的師長們也是倍加喜歡。沙先生一生尤善擘窠榜書，海內無匹，被世人譽為“真力彌滿，吐氣如虹，海內榜書，沙翁第一”。其作氣勢宏大，點畫精到，富現代感，以氣勝，且字越大越壯觀，此非胸有浩然之氣不能致也，為當代書風典範。在篆刻上，青年時代的沙孟海就有幸得到了吳昌碩、趙叔孺的教導。在趙叔孺“為圓朱文，為列國璽”的印風影響下，沙孟海也對圓朱文印及列國璽有着多年的潛心研究，且能師承有法，高致絕倫，復博涉陳秋堂、趙之謙、吳讓之的治印風格，深得其理。他的印作得到了篆刻大師吳昌碩的高度評價：“虛和秀整，饒有書卷清氣。蕙風絕賞會之，謂神似陳秋堂，信然。”老一輩書家、北京大學書畫協會會長陳玉龍説：當代書家如沙孟海、林散之、李志敏等人的作品，飄然出塵，雲海滃鬱，都十分朦朧，讓人浮想聯翩。 ^[6]  藝術評論家王進玉評價説：“人藝和諧統一的典範”。 ^[7] 

沙孟海（1900－1992年），原名文若，字孟海，號石荒、沙村、決明，鄞縣沙村人。出生於名醫書香之家，幼承庭訓，早習篆刻，曾就讀於慈溪錦堂學校，畢業於浙東第四師範學校。1922年，沙孟海到上海擔任家庭教師期間，有幸接觸令他十分仰慕的康有為、吳昌碩等大師，對以後沙孟海的書法和篆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25年他任教商務印書館圖文函授社，其間，從馮君木，陳屺懷學古文學，使他學藝大進。章太炎主辦的《華國月刊》，多次刊載他的金石文字。曾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浙江省博物館名譽館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浙江省書法家協會主席、西泠印社社長、西泠書畫院院長、浙江考古學會名譽會長等職。其書法遠宗漢魏，近取宋明，於鍾繇、王羲之、歐陽詢、顏真卿、蘇軾、黃庭堅諸家，用力最勤，且能化古融今，形成自己的獨特書風。兼擅篆、隸、行、草、楷諸書，所作榜書大字，雄渾剛健，氣勢磅礴。沙氏學問淵博，於語言文字、文史、考古、書法、篆刻等均深有研究。 ^[4] 

1900年，沙孟海出生於沙村，自幼愛好書法、篆刻。

1920年，畢業於浙江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先後任寧波屠姓、蔡姓的家庭教師，又一度執教鄞縣（現鄞州區）梅墟求精小學，以所入養家，資助眾弟求學。

1925年，赴滬進修能學社教書，後任教商務印書館圖文函授社。其間，從馮君木、陳屺懷學古文字學，從吳昌碩、馬一浮等學書法篆刻，獲益良多，書藝大進，章太炎主辦的《華國月刊》多次刊載其金石文字，名聲漸著。

1928年至1929年上半年任職浙江省政府。

1929年夏，應聘任廣州中山大學預科教授。

1931年春起，歷任南京中央大學、教育部、交通部秘書。

1941年6月，在重慶經陳布雷推薦，在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任職，從事應酬筆墨文字，業餘仍堅持書學研究。1946年至1948年應蔣介石請，參與編纂《武嶺蔣氏宗譜》。

1949年春，躲避蔣介石等糾纏，拒去台灣。新中國成立後任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1952年，任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調查組組長。

1954年，兼任省博物館歷史部主任，擘劃“浙江歷史文物陳列”。

1963年，任浙江美術學院國畫系書法科教授。

1979年，任西泠印社社長。尚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會長、浙江省博物館名譽館長、省文聯委員等職。

1992年6月，鄞州區人民政府於東錢湖畔建沙孟海書學院。10月10日逝於杭州。 ^[5] 

30歲以前，沙孟海先生臨寫的碑帖有《集王聖教序》《鄭文公碑》《張猛龍》等。這一階段，可稱為但求平正階段。綜觀沙先生這一時期的書法作品，在為數不多的作品中，楷書作為先生書作的主要書體佔據着首要地位。而其精工小楷尤甚多。這可能與先生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與文化環境有着重要關係。

進入中年以後，隨着學養的日漸豐厚和閲歷的漸次拓展。沙孟海先生多用功地關注字的“體勢”和章法的“氣勢”。當然，原有精耕細作的楷書不是全然放棄，偶作楷書。譬如48歲所作《修能圖書館記》和50歲所作《葉君墓誌銘》即是中年時期楷書的優秀作品，也是沙先生的得意之作。但以楷書為主的創作轉向以行草為主的創作是沙孟海先生“既知平正，務追險絕”的藝術觀念的轉換之始，從以往的以“尚韻”為主的追求到對北碑一派“尚勢”為主的追慕，沙先生將自己的藝術觀念融於帖學與碑派的熔爐裏，燃燒着，冶煉着，企冀藝術個性化的涅盤與再生。沙先生也深知，帖學與碑派是書法藝術不同類型的兩種風格，儘管它們之間有着不可分割的姻緣關係和千絲萬縷的藝術內在的相同規律，然而畢竟尚韻崇勢，各領風騷，既非互相對立，也不能相互替代。要在帖學與碑派中融化自我，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藝術之路，實非容易之事。但擷取意態揮灑的帖學和雄渾樸拙的碑派之長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古代崇碑尚帖的書法藝術家都從此中領悟到藝術的無限玄機，使自己的藝術個性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宣泄。

這一時期沙先生的作品可謂是“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時期，橫跨時近四十年。概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進入1980年代以後，隨着“新時期”文藝事業的復甦，沙孟海先生迎來了他書法藝術蓬勃向上的春天。沙先生精神勃發，滿懷激情地投入到書法藝術創作之中。先生説：“自從林彪、‘四人幫’被粉碎以來，全國形勢大好，文藝得到了春天。我雖80之年，還是壯心未已，正想與中年人一道來繼續上進，昌碩先生講‘謂我何求顙有眥，八十翁猶求不已’。”這一時期，沙先生的創作進入一個鼎盛時期：“既能險絕，復歸平正。”陳振濂先生在《沙孟海書法篆刻論》文中分析沙先生1980年代書風特徵時説：“有意為之強調氣勢和刻意求全的強調技巧，逐漸地為爐火純青地信手拈來所代替。一切猶豫、彷徨和偶有小獲的喜悦，被一種更為大氣的風度所淹沒。” ^[13] 

先生這個時期的作品，行草書和擘窠大字佔據了先生鼎盛時期的主導地位。也正是行草書和擘窠大字使人們看到了有希望的當代書壇。

這一時期的作品，是先生千折百磨後的峯迴路轉，歸於平正，一派玄機。先生的書法風格由秀逸儒雅到渾厚華滋最終歸於古拙樸茂，一如草木之由春之絢麗多姿到夏之煊赫燦爛而入於深秋的豪邁深遠最終歸於冬之空曠無際。先生結字的斜畫緊結，不主故常；用筆的側鋒取勢，迅捷爽利，鋒稜躍然；線條的渾厚朴拙，於縱橫之間任其自然，令人羨歎不已。董其昌雲：“漸老漸熟，漸熟漸離，漸近於平、淡自然，而浮華利落矣。姿態橫生矣，堂堂大人相獨露矣。”此語可為沙孟海先生獨特書法藝術風格寫照。

故事逸聞一：“大雄寶殿”補題款

杭州靈隱寺“大雄寶殿”匾額，是1953年寶剎修葺時，浙江書法界泰斗張宗祥推舉沙孟海題寫的，因沙孟海善書擘窠大字。然而，1957年，當他的三弟、時任浙江省省長的沙文漢被打成“右派”後，他作為兄長，題寫的匾額也不能繼續存在了。一個旗幟鮮明的決定很快做出：把沙文若（沙孟海字文若）三字從匾額上抹去！於是，在“整修內部，暫停參觀”之後，萬千遊人面對的已是一塊沒有題款的“大雄寶殿”匾。好在遊人中杭州人的比重不算太大，而杭州遊客中清楚匾額來歷的也不太多，如果不是一個突發事件，這種格局也許將長遠地存在。

1970年，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在周恩來陪同下訪問杭州，遊了湖看了戲之後，西哈努克提出要到靈隱寺進香。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提出這個要求無可厚非，但對中國當局卻無疑是一個大難題。

1966年6月紅衞兵運動發起後，靈隱寺的菩薩也成為攻擊的目標，當時周恩來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給浙江省委發了電報，指示“暫將靈隱寺封閉，留待運動後期處理”。到這時，靈隱寺仍在繼續封閉之中。但西哈努克的要求又不便拒絕，周恩來幾經權衡，決定開放靈隱寺，讓西哈努克入廟進香！

西哈努克如願以償，可誰也不會想到，親王在進入大殿前會盯着“大雄寶殿”四個字，問陪同參觀的中方官員：“這幾個字是誰寫的？為什麼沒有題款？”中國官員吃了一驚，他沒有估計到西哈努克會有這樣的漢學功底。他看了看周恩來，惴惴地告訴親王：這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已經不知何人書寫了。西哈努克不再聲響，似乎已經接受了“無名氏作”的觀點。

但周恩來卻接受不了，他知道這塊匾額的書寫者並非古人而是沙孟海，那個為黨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的沙文威的大哥沙孟海。他找來了當時的省革委會負責人，説了這麼一段話：沙文漢是沙文漢，沙文若是沙文若嘛！怎麼能夠因為沙文漢是右派，連沙文若的名字也抹去呢？不能搞株連。這不是黨的政策！

周恩來的指示得到了貫徹，浙江當局很快派人找到沙孟海，要他去補一個名字。按一般人的看法，這當然是“很抬舉你了”，可沙孟海不，他的倔勁又上來了。他説：“要麼重寫一塊匾。名字就不補了。”來人好不尷尬，但是寫字的事又相強不得，你總不能摁着別人的手腕吧？事出緊迫，他們只好請來另外一個人，拼湊了“沙文若”三個字補上。字寫得不協調，很難看，但“大雄寶殿”的匾額上，“沙文若”三個字到底還是出現了。

蔣介石故居豐鎬房內報本堂，堂前兩側有一副引人矚目的柱對，上聯曰：“報本尊親是謂至德要道”，下聯曰：光前裕後所望孝子順孫。這副楹聯，主題鮮明，對仗工整，頗見文字功夫，掛在祖堂之前，十分貼切。但是，這副楹聯的作者是誰，過去人們從未深究，由於它由蔣介石親書，所以，總以為作者就是蔣介石，對外也就這麼介紹。其實非也，這副楹聯的真正作者是著名學者、當代書法泰斗沙孟海先生。

1946年，沙孟海應時任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朱家驊之邀，在教育部任秘書，當時用的名字叫沙文若。蔣介石知道他擅長金石，對譜牒也頗有研究，特地請他重修《武嶺蔣氏宗譜》。沙孟海無法推辭，只好從命。歷時兩年餘，於1948年12月告成。這次修譜，掛名的大總裁是國民黨元老、書法家吳敬恆，總編纂是蔣介石的陳布雷，沙孟海只列在4個編纂之一，但實際上做文字工作的主要是沙孟海，所以新譜定稿時，蔣介石在司職名單中親筆加上“特聘武進吳敬恆先生為總裁，主其事，慈溪陳君佈雷、鄞縣沙君文若為編纂，襄其成”。把沙文若提到了副總編纂的地位，以示慰藉。進譜之日，蔣氏宗祠熱鬧異常，掛燈結綵，大擺酒席，吳敬恆、沙孟海等被邀上座，參與宴請。蔣介石想為故居的報本堂增添匾額，於是趁此機會，請吳敬恆題寫堂額，請沙孟海設計一副堂前楹聯。吳敬恆所書的堂額上首注有“民國第一戍子”，標明題額的時間。沙孟海設計的楹聯，由蔣介石書寫後，制匾掛於堂前兩側。

1949年1月下旬，蔣介石在發動內戰全面失敗的情況下，被迫第三次下野回鄉。當時許多人寫文章，説他那次回鄉，辦了一件大事，即重修蔣氏宗譜。沙孟海對這種説法加以否定。他説：“家譜早在1948年12月蔣介石下野前即已修好，下野後只是請我另編一本簡譜，只收載他直系一支，而且還未完成。由於宗譜全本體積太大，不便攜帶和翻閲，蔣介石準備離開家鄉，遠去台灣，所以需要一本易帶易翻的小譜。”當時沙孟海已離開國民政府，為此，蔣介石派人到處打聽沙孟海的下落，找到後，幾次召沙到溪口，除談小譜以外，還探問家鄉先賢全祖望的遺蹟及一些地方掌故，並要沙陪同參觀寧波天一閣。沙孟海怕蔣介石把他留在身邊，委他職務，就找個藉口，離開溪口，到上海進行寫作。那年4月，蔣介石匆促離鄉，蔣氏小譜只在中華書局排印了幾頁樣本，即不了而了，沙孟海與蔣介石的關係也就此結束。

老大沙孟海曾任國民政府總統府秘書，與蔣介石、蔣經國、朱家驊等國民黨上層人物有過許多交往；老二沙文求是大革命期的廣州市委秘書長，廣州起義時與陳鐵軍烈士一塊壯烈犧牲；老三沙文漢是共產國際的紅色間諜，長期從事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重慶號”起義、第二艦隊起義都傾注了他的心血，解放後出任浙江省第一任省長，政績斐然卻又遭受到難以名狀的冤屈；老四沙文威是李克農、潘漢年手下的諜海乾才，以國民黨專員的身份在國民黨宮壘中隱匿了十八年，利用沙孟海的掩護為革命做了許多甚有貢獻。

沙孟海少時家境窘迫，諸弟輟學使他有一種強烈的負疚感。1919年師範畢業後，他就把諸弟一個一個接到外地讀書。先是二弟文求，再是三弟文漢，再是四弟文威。至1926年，除了年歲尚幼的五弟沙文度，其餘三個兄弟都已出外讀書。二弟文求高中畢業後先考入上海大學，後來文求要求轉學復旦大學物理系，儘管復旦學費甚巨，沙孟海仍毫不猶豫地支持弟弟實現了自己的意願。

困厄的家境迫使年輕的書法家通宵達旦地拚命，過起了鬻文賣字的生涯。當時上海灘仕宦商貿每遇婚喪壽宴，多喜歡饋贈書畫藝術品，雅而不俗。那陣他的書法在上海灘已經有點名氣了，又只有二十幾歲，出手快，有急需趕時間的活計，人們總喜歡找他，生意日漸紅火。他乾脆請書界前輩朱祖謀先生列了一個“潤格”，“明碼標價”。這種鬻文賣字度日的清貧生活，沙孟海覺得不足言道，他只希望自己的四個兄弟能夠健康順利地成長，能夠過上安定的生活。

故事逸聞四：兩篇電文定亂局

抗日戰火很快燃燒起來了。武漢會戰後，日本軍部特派一個叫川本芳太郎的大佐專赴北平，敦促吳佩孚出山。川本為了便於接觸吳佩孚，還拜吳佩孚為師，時相過從，不時試探。川本懂得洪憲勸進的故事，於是乎，“大帥府”霎時熱鬧空前，來自全國各地“擁吳出山”“挽救大局”的電報紛至沓來。

吳佩孚出山之事在國民黨政府中造成很大震動。朱家驊在一個星期天的清晨緊急求見蔣介石，蔣介石聽完彙報一臉陰沉。朱家驊獻策道，一是他以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名義給吳佩孚發一個電報，曉以大義，阻止他出山。朱家驊認為第二種方法要好一些，蔣介石微微點了點頭。

這時，沙孟海經同鄉陳布雷介紹，已在朱家驊手下當秘書，起草電文的任務就落實給他了。沙孟海當然知道朱家驊交付的擔子有多重，平時他並不喝茶，但那天晚上，他卻濃濃地泡了一杯。凝筆靜思，彷彿有一股神力在左右他的筆毫。一篇五百餘字的四六駢文一揮而就。文中莊嚴聲明“春秋大義”，敦促吳佩孚千萬要以民族為重，不要“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朱家驊對電文極滿意，當即令人將電文急送吳佩孚的老友張芳巖，發給吳佩孚。吳佩孚正在就“出山”與川本商定程序，當隨從將他請進密室，將朱家驊的電文遞交給他時，這位戎馬一生的將軍彷彿遭了電擊。他反覆誦讀着那朗朗上口的電文，一種自責的情感籠罩了他的身心。

川本正在焦急地等待這位大帥做出最後的決定，他已經向東京報告吳佩孚同意出山，東京要求他確定舉行就職典禮的日期。然而，當他把東京的意思提出後，吳佩孚卻不緊不慢地提出了就職的條件，那就是：成立一支由吳直接指揮的三十萬人的軍隊，日軍撤出華北。川本沒想到緊要關頭吳佩孚會來上這一手，於是吵着要剖腹自殺，但是沒等他拔刀，吳佩孚已經甩開袖子走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衞公開投敵，朱家驊得悉汪精衞派特務欲拉吳佩孚下水的情報後，又叫沙孟海起草了第二個致吳佩孚的電文。不久，朱家驊收到吳佩孚通過張芳巖交北平地下人員拍回的一個電報，言詞懇切：“僕雖武人，亦知大義，此心安如泰山”。這表示了他在大是大非上的立場。在以後的日子裏，儘管日本特務計出多端，吳佩孚卻終於沒有“出山”。

著有《近三百年的書學》《印學概述》《浙江新石器時代文物圖錄》《蘭沙館印式》《印學史》《沙孟海論書叢稿》《沙孟海書法集》《沙孟海寫書譜》《中國書法史圖集》，並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書法卷》等。

萬寬

春縷如絲織錦華，龍游居子一夢暇。

同書寶殿枝頭月，自卷珠簾影底花。

心味不緣虛竹苦，情腸應是老槐嗟。

誰家墨池清光在，耐得風吹西子沙。

1992年10月10日，當代書壇泰斗、著名學者沙孟海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杭州逝世，享年93歲。 ^[8] 

2010年6月11日，沙孟海先生誕辰110週年紀念大會在沙老故居——浙江寧波鄞州區沙孟海書學院舉行。沙老的兒子沙茂世、沙更世及其他親屬，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朱關田，民盟省委會副主委、西泠印社副社長兼秘書長、浙江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民盟浙江華夏書畫學會會長陳振濂，中國美術學院副院長孟雲生等出席了活動開幕式。民盟省委常委、省書協副主席兼秘書長趙雁君宣讀中國書協給大會發來的賀信，陳振鐮教授代表沙老弟子講話，沙老長子沙茂世代表親屬好友在會上發言。參加這次活動的專家學者和領導、親朋好友約300餘人。民盟浙江華夏書畫學會副會長錢大禮、餘成、李春生等代表民盟浙江華夏書畫學會也專門到會祝賀。 ^[9] 

昨天，紀念沙孟海先生誕辰111週年研討會舉行，我市20多位著名書畫家及沙老親屬等滿懷深情地追憶了沙老的藝術人生、藝術品格和學術精神。 ^[10] 

今天，是書壇泰斗、金石學家、考古學家、歷史學家、教育家和篆刻家沙孟海先生115週年誕辰紀念日。為表達對沙孟海先生的緬懷之情，傳播他的求知精神，今天，由省書協沙孟海研究委員會、省國際美術交流協會、寧波市沙孟海書學院主辦的“書壇泰斗文化豐碑——沙孟海先生115週年誕辰紀念活動”分別在杭州和寧波啓幕。 ^[11] 

沙孟海1900年生於鄞縣。今天，沙孟海的故鄉寧波也同時舉行了紀念活動和學術研討會。 ^[11] 

沙孟海書院坐落在景色宜人、風光旖旎的寧波東錢湖畔，一座青磚碧瓦、具有民族特色的三層樓房掩映於湖光山色之間，散發着陣陣醉人的翰墨香味，近300平方米的展覽廳和可容納200餘人的多功能廳，位於主樓之後，為前來書學院進行學術研討和作品交流的人們提供了一個合適的場所。“翰墨香凝幹秋績，柳蔭育成萬杆綠。”這就是沙孟海書院真實寫照。

交通：在寧波汽車東站乘K901路（八工區方向）至東錢湖管委會下，往回走少許路即到。

沙孟海祖居（沙氏故居）是沙孟海及其四位弟弟幼年生活的地方，位於寧波市鄞州區塘溪鎮沙村，靠近梅溪水庫半山腰處，距離寧波市區約50公里，距離塘溪鎮中心約3公里，現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鄞州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坐北朝南，總面積574平方米，內部陳設沙孟海及4位兄弟的生平和用品，為一典型浙東民居。現故居有專人看管，並對社會免費開放（每週一閉館），經常有市民在閒暇時前往。欲前往的人士可乘坐公交620、660、668路到塘溪鎮公交車站下車，然後步行或打車前往。自駕人士可以到寧波象山港高速塘溪出口下，往塘溪方向，穿過鎮中心，到梅溪邊轉西南，即沙村方向，沿公路到底即可。（故居在半山腰處修有小型免費停車場，約可停放8-10輛小車）。

沙孟海解放後長期居住在杭州，即現杭州市下城區龍游路15號（靠近北山路與環城西路交叉口），為杭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12] 

2023年5月5日，為加強文物保護工作，防止近現代珍貴文物流失，完善文物出境審核標準體系，《國家文物局關於頒佈1911年後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文物博發〔2023〕13號 ）沙孟海代表作不準出境。 ^[14] 

2023年5月，根據《國家文物局關於頒佈1911年後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被列入1911年後已故書畫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其代表作不準出境。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