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光典

光緒八年（1882）中舉，九年(1883)連捷成進士，選庶吉士，三年後散館考試一等，授翰林院檢討。閒暇則研究文物制度，探其奧賾，與同僚交往或與後進論學，皆以學問、文章、氣節為先。十四年（1888）任貴州鄉試正考官，與副主考不相下，然榜發稱得士。次年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歷任鄉會試磨勘官。十五年（1889）任會典館協纂官兼圖上總纂官，以新式測繪法規定凡例格式，僚屬固多名士，亦皆歎服之。對各省所上地圖親加審核，圖成，“精密準確，前此未有”。以其精研中學，講求西學，故為京朝官十餘年，於國家安危多所建白，重臣李鴻藻、翁同龢每有大事則向其諮詢。甲午兵事起，奏進《上德宗皇帝書》，洋洋一萬五千餘言，謂議和、速戰皆非所宜，應做持久戰準備。當以練兵、強國為先。從武備、財賦、外交、立制、吏治、農政、水利多方面，援引中西古今諸多實例為證，析其利病，陳以改革圖治之方，時人以為“悉持危定傾之論”。光緒帝覽之稱善，未解之處則命軍機處詳註以進，後傳旨嘉獎，然終未能行之。海戰敗後，時局已不堪，己志亦難獲展，不欲居京，擬請假回鄉，適詮次得知府，遂南歸。

二十一年（1895）其師張之洞代理兩江總督，遂入其幕府，主機要章奏，張督有要事則與其商之。規劃江南財政，每年增收至百萬。時海戰硝煙雖散，東北陸地戰事仍酣，國勢緊張。光典以非強兵不能禦侮定亂，建議立自強軍，募良民訓練之，並欲自領其軍，之洞是之。後其位為他人謀得，所募則多雜無賴遊民，大失原意。二十二年（1896），劉坤一回任兩江總督，聘主講尊經學院。

二十三年（1897），之洞回湖廣總督任，招之往。乃建言設武備學堂，訓練培養品學兼優、文武俱備之數百人，為他日改革國政之用，未得行。之洞任以兩湖書院監督。兩湖書院和傳統書院已大不同，實行分科治學，除經學、史學外，還設有地理、算學、博物、化學、天文、測量等學科。書院設總提調一人、東西監督各一人。光典為西監督，講西學，與講中學之東監督梁鼎芬因中西學術之分及某些政見不同，且一重學術，一尚詞章，故互不相能，積怨日深，以致怒掌其頰。之洞調停無效，遂不辭而別歸江南。

二十四年（1898）入京，以會典館圖上總纂勞績，當晉升詹事府左右春坊庶子之類五品官，因當時朝廷維新守舊兩派鬥爭激烈，遂圖改外派。前已因翰林院兩次京察一等積資以道府記名，再以會典館勞績擢道員分省補用，加二品銜。以其久居江寧，諳熟江南風土人情，政俗利弊，乃指分江蘇。歸住江寧碑亭巷。

總督劉坤一奏派其管理全省各學堂事務兼領商務局，未幾，戊戌政變事發，未能就任。於是向劉坤一建議培育人才以備他日緩急之用。劉是之，改儲才學堂以創辦江南高等學堂，並任光典為總辦。當時中國高等教育尚無成例，乃博考東西各國教育原理，詳訂規章和課程設置，聘名師執教，不數月成效大著，成為南京現代高等教育之濫觴。不久，大學士剛毅為籌軍費到蘇，出京時，大學士徐桐告之曰：“江南唯蒯某可語。”始至，司道百餘人同詣謁，獨延光典於密室交談良久。剛毅談及慈禧光緒母子間事，光典以大義責之（光緒有意革新當亦是個中原因），觸其怒，於事後欲撤學堂而取其經費。光典向剛毅力陳辦學堂育人才乃強國強民之本，剛不納。主事人不欲得罪剛毅，乃以學堂經費大半予之。光典遂引退，而學生多往依聽其講學。

劉坤一為解其事，派光典清丈鹽城伍佑、新興兩場樵地，諸生亦隨之去。樵地原為鹽場灶户煎鹽用葦柴之地，數百年來，海灘延伸二三百里，灶户隨遷，地已失採樵之用，滷退草生，可墾為耕地。然清丈地廣且涉及當地紳民多方利益，昔人皆難其事。光典與眾學生至，人力既強，又無所私，經畫年餘，對聚眾阻抗者唯稍懲其首，餘不問。清丈畢，得耕地七百五十六頃可課賦，另得荒地價數萬兩入庫。

不久，慈禧有廢帝之意，天下恐慌。光典説劉坤一曰“公國家宗臣，義不容默” 。坤一從之並囑其起草奏稿，發電報爭之，各地亦紛紛上奏同爭，慈禧乃止其事。坤一曾曰：“吾三督兩江，可引為師友列者，蒯某一人而已。”

光緒二十七年（1901）劉坤一以其丈地之功，委派光典總辦正陽關督銷局，管理淮北鹽務。是時，當地鹽務窳敗，私梟甚猖。光典至則詳察地理，查明利病，得私梟經行藏匿之途，定疏銷之策，設卡、練兵、堵漏、緝拿。一年後，私梟斂跡，官引暢銷，復沈葆楨在時之盛。兩年後，規模已定，為後任者所遵行。

二十八年（1902），張之洞再次代理兩江總督，為解本地戊戌賠款出處及收支撥補之困，向其諮詢理財之要，並欲增百貨厘金以保用度。光典以為國家税法紛岐，釐捐病商尤甚，新增不如理舊，即整頓鹽務便可獲大效。之洞於是上疏力薦其總辦設在儀徵的揚子淮鹽總棧，疏中且雲：“北鹽視正陽銷數，南鹽視儀棧出數。光典為江南治鹽第一，督正陽既有績，請使主儀棧。”並請破例延任期為三年。彼時私鹽充斥大江南北，私梟勢焰囂張，當事者畏之如虎，甚而緝私弁卒倚之圖利。光典到任後，治辦極嚴。有人言之曰，“奪梟生計，將激變，禍且不測，奈何？”則笑曰：“今嚴禁即所以導民於善，民果遷善，何業不可為，焉有生計見奪之慮？吾縱冒危難亦當力擢若輩出惡地，奈何身禍之懼耶？”愈着力佈置緝私兵隊，調兵艦堵截於長江金山、焦山及三江口、沙漫洲，設帆船堵截於河湖，募淮勇日夕訓練成勁旅，私梟懼伏，官引暢行。年增引十餘萬，增税收銀一百五十餘萬，同時鹽場、鹽運獲利皆倍之。同時，於儀徵十二圩等地設學堂、建工廠以紓民生，遷民於善，地方遂安寧，隱然為江防要區。三年期滿，督撫考評為最上等並奏上，得旨嘉獎。

三十一年（1905），兩江總督周馥奏補光典為淮揚海兵備道，加按察使銜，併兼任淮北四岸鹽務督銷。三十二年（1906）四月到任，隨即訪明並平反胥吏誣良為盜冤獄兩起，懲辦高郵肆虐鄉里之惡霸。時新設巡警局，光典兼總辦。淮安清江浦警士為江北提督劉永慶從北洋帶來之兵卒，不諳警律，每仗勢毆市人，劉某放縱不管束。光典數向其言之，不理。後致毆擊過境之兵士傷甚重，將起兵警交鬨之變。光典面見提督，力陳大義及自身職司所在，劉乃悟，遂得執而懲治之，後皆不敢橫行。諸舉百姓大為稱快。兩月後請求出洋遊歷，為督撫所留。

淮揚海道兼治河。是年夏，江蘇中北部連日大雨，光典於赴省公事歸途中見運河大漲，急草議上督、撫、提督，請固堤壩防水災，並令本道所屬員弁加高增厚轄區內運河堤壩，以保裏下河地區稻米收成。寶應饑民搶米鋪、囤户，縣令畏之而逃，光典船適經過，縣令登船勸其徑行勿問。光典曰，白日搶掠，令既潛逃，道復偷渡，是無寶應矣。吾無一兵一卒，萬萬無登岸擒人之理，然豈能不停。固不從。兩岸民持香跪訴震天，命推老者二三人上船，詢問良久，剴切喻之。眾老者上岸傳光典語，眾始散去。後其奉檄至寶應辦此案，先查明極貧次貧之户，以平糶之米售之，使真饑民得食。屬下緝得搶糧之民三人，上官令其就地正法以完案，光典以為非逮之於現場，且非首要，不從，後僅繫獄數年而已。水情吃緊，清江浦一帶素不產米，而寶應以下阻米出境往售，故米價日漲，市面恐慌，光典請開豐濟倉獲准，並電請山東巡撫楊士驤留軍米數萬石，設局以平糶。揚州亦出現搶米案，光典親往處置，查出煽惑百姓敲詐商人之猾吏二人。兩人家皆有巨資數萬，説情者十餘起，州守等亦庇護之，則令前淮安知府會審，終如律治罪，禁錮終身。

不久，運河暴漲，高郵險情迭報，光典星夜馳往車邏壩，壩上聚集數千人恐啓壩沒田，乃委曲勸諭：前已派員保堤，實為保壩，裏下河之稻米非僅爾等之食，淮北之災亦賴之接濟，毋守此，當歸保田圩防內澇，預做收穫之備，吾將守於此。眾乃散去。舊例均按節候於立秋後視水情開啓高郵車邏、五里等三壩泄運河水，時水位已逾定例三尺，提督署所在清河城中已積水，劉永慶嚴詞檄催啓壩，光典不為動。命堰盱同知每日電報泗水南下水情，己則駐壩附近之御碼頭日夜量度水位審察形勢。六月二十五、六日，西風暴雨，天昏地暗，一夜報險情三十餘起，仍不為動。兩日後，始開車邏，再延始開五里，直至七月下旬，裏下河地區七州縣收稻畢，才開啓第三壩泄洪，時已超警戒水位四尺八九寸。是舉，蘇中、北數十萬民得食而國家得賦矣。其時如運河堤決，七州縣洪災，其處分絕為不輕。而稻不收，米價前已大漲，荒年民則多餓殍矣。其間，光典六十餘日於風雨飄搖間行住舟中，雖開壩之檄督責一再而不為之動。同僚服其先固堤防，再察水情，不為上官所動之明；又感其拼此一官，不辭辛勞，下為民生，上為國計之誠矣。

是時淮北災成，地方官隱匿未報。光典於防洪工地目睹饑民車載、船渡、揹負日夜不絕南下，知非廣為賑濟不可。遂於開壩後逐條寫就運河善後章程及淮北災賑事宜上陳，自捐萬金為賑災首倡，又令所屬關津官員日報饑民南下之數以明災情。複製定賑災八策，認為當於災區就地清查各户狀況，對極貧户及時放賑，不使流離失所。如按舊法於清江浦設粥場，災區中等户也會隨之出逃，災民將大增且聚集，所費多，易鬧事及傳染疾病。災區十縣，每縣予十萬兩自賑，估算所需百萬兩。布政使繼昌堅持舊法，光典爭之，周馥乃派其入京任參議官制官。交卸後，留所捐賑銀萬兩，回江寧。其後賑災事至費銀六百萬兩，清江浦聚數十萬人，滋事染疫，沿路皆有死者，一如光典所預見。

因積勞成疾未能赴京，時任兩江總督端方以其代理常鎮關道。光典以淮海災重，而常、鎮腴地，危難之際離之不義，辭之，請回本任辦賑災事至春賑畢。因病久，未及回任，病癒而人事已另定。端方則商之於張之洞，聯章奏請派光典為蘇鄂歐洲留學生監督。學部任以歐洲留學生監督。

光典在淮陽海兵備道五月餘，“所有設施上關國計、下衞民生甚巨”。懲不法、安地方，尤以防洪、保壩、減災、賑濟為百姓所念念不能忘。其歿後淮安、揚州、海州三屬紳耆公稟請在當地建專祠祀之。

未幾，張之洞被召將入京，邀之往武昌。光典審時度勢，認為不立憲不足以延國脈，遂力説之洞入京速請開議院。之洞然之。

光緒三十四年（1908），攜全家赴倫敦就職。歐洲留學生管理素無制度。則悉心考究，立為規章報學部，遂為後來程式。然眾學生多不願受約束，至生爭執。在歐期間，以巡查留學生之便，詳察各國政治禮俗，為歸國變法改革做準備。一年後因病乞歸，學部囑其便道考察歐洲諸國教育制度。遂以諸子女留英讀書，於宣統元年五月（1909）由北歐經西北利亞回國。途徑莫斯科，留數日，造訪托爾斯泰，頗為相契，談論教育與公共衞生等，均以為此乃救中國之良策。回京於召見時亦以此説向攝政王進之。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即，學部奏留在本部丞參上行走兼京師督學局局長。因離鄉久，未到任便請假回江寧。

後皖籍京官公舉光典為本省鐵路總理，遂致《復同鄉京官論安徽全省鐵路書》，指出前此敗壞之由，提出新主張。然諸人未能信用，故亦未受任。

宣統二年（1910）春，南洋勸業會在江寧開辦，農工商部侍郎楊士琦為審查總長，部中奏請光典為總提調。就任後於會場拓馬路，鋪設自來水，審查展品，評獎頒獎。事畢，因疾於十二月九日卒於南京。宣統三年八月葬於合肥雙墩鎮。今遺骸尚存。

《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二有傳。 ^[1] 

光典幼穎異，過目成誦，八歲能詩，善擘窠書，鄉里稱為神童，深為其父所重。少年即隨父之任所，日夕得親授，耳濡目接者又多當時碩彥，問業於前輩如馮桂芬、俞樾、劉熙載、汪士鐸等，與管禮耕、王頌蔚、葉昌熾等則為至友，於獨學專長之士亦着意相交，聞見日擴，名亦日起，由此學問上足稱博洽淹貫。

光典治學由漢而宋而明，更折入西學，在晚清士大夫中，可説是一個學兼新舊，志在經世的代表人物。治漢學，以六書九數為樞紐，羣經大義、目錄訓詁、算術輿地、史傳諸子諸學莫不窮其指歸，洞明其要。於經學宗漢儒然亦不廢宋儒，治經學注重考證典章制度、名物象數，言宋學則服膺王守仁、王畿、羅汝芳。其治小學則務求義類，因精研小學而貫通各種學術。謂不通小學則不能讀古經史文章。提出“凡小學家以經證字，以字正經，其作用悉在通假，而通假之樞紐悉在雙聲，識雙聲而後其用乃宏”。論者以為此説“尤為發前人所未發”。 著有《説文蒙求廣義》。

時當新舊中西學術文化相沖突，相激盪，相交融之際，則以為江永、戴震、金榜、程瑤田四家言事，必先廣稽博考而後定指歸，與西方從事研究為同一方法。認為四家如生於此時必能發明創新，超越歐美，何必強分東學西學之內外高下異同，時人以為至言。

言政事則以經學為根本，貫以西學之精髓。不尚空言，着眼實務。認為立憲、建立議員政府乃強國治民應必行之道，以互為監督為制憲之要義。宣稱“如反對議員政府，是直反對堯舜孔孟，我輩所讀之書，皆可燒矣。”並常與友人張謇、趙鳳昌、 沈曾植等討論立憲問題。光緒三十年（1904）與張謇、湯壽潛、趙鳳昌等為鄂督張之洞、江督魏光燾起草立憲奏摺並由魏上奏。但他也認識到民智未開，遽予選舉參政之權，用之亦易生亂。反覆強調普及教育、講求公共衞生乃改變國民素質之要務，同時疾呼強兵以禦侮。時人以為其所言“誠國粹之醖母，救時之藥石”，實則已越出歷來儒學之藩籬，吸收了西方民主觀念。其《上德宗皇帝書》、《憲法演説錄存》等言政事文章可見其與時俱進，西為中用的思想精神。其中關於農工商關係和建章立制、官權太重需權力制約、政務應當透明等論述在今天仍不乏其先進性。其在政治思想領域的影響，時人有以康（有為）、蒯並稱者，也有人將其《上德宗皇帝書》與“公車上書”視為具有同等價值。

光典精目錄之學，精古籍、金石、書畫鑑賞，所藏之富為當時屈指可數者。後家中不慎於火，皆毀。且善弈，收集編印有圍棋譜，如《海昌二妙集》（“海昌二妙”為範西屏和施襄夏兩位大國手）。書法則得蘇字之神韻。

同治十三年侍父於夔州，有志於詩歌，“人謂其瓣香玉溪生（李商隱），次亦不弱明七子也”。然終以致力學術政事教育為要，以其能救國強民，故不耽於藝事吟詠，現存所作不多，有古近體詩93首、詞四闕，於中可見其詩歌功力之深，絕非凡手。復致力《朱子語類》、《明儒學案》研究。是年，張之洞督學蜀中，往謁之，縱論學術流別，為其所賞識，遂得從學，益明治學之道，制舉文亦得其改正指點，於革新之意亦為投契，師生之厚誼皆終其生而不變。

父卒於夔後，居鄉期間力攻“三禮”，欲裒輯諸家説為詮釋之書，後稿本不慎於火，遂未就。

在兩湖書院時，與同僚爭及“文王受命”之説，歸江南後，著《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辨證》萬餘言。

另有筆記數十萬言，所記皆公所歷所聞之事，其間多為當時所不足為外人道之事。以公所交往及經歷，當為研究晚清歷史的重要史料。待查找。

為傳播西學，在上海創金粟齋譯書社，譯印各種善本書、教材。刊行了嚴復所譯英人穆勒《名學》、《原富》、《羣學肆言》等多種西方和日文書籍，在傳播西學上有較大影響，受到當時學界的重視。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還印了譚嗣同的《仁學》。

曾和譚嗣同、繆荃孫等創立測量學會。在南京創立“國文研究會”，會中人多為其摯友、幕僚、西席或高弟。

光典詩文遺作由其門生程先甲編次為《金粟齋遺集》。1929年，侄壽田（三兄光昭子，原名先疇，字壽民，又字耕崖。光緒癸卯科舉人，分省試用知縣，登仕郎。）、壽樞（次兄光藻子，原名先楹，字若木，佛號圓頓。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工科舉人。曾任農工商部郎中、甘肅花定榷運局局長、青海甘邊屯墾使兼青海礦務監督、佛學會副會長、國民政府駐日學務總裁等職，精目錄學及古籍金石書畫古玩鑑賞。子蒯世火西）於南京刊行。

公生當新舊嬗變之交、清室將亡之際、內外交困之時。既精於中學，又致力於西學，學養閎深又眼界開闊，憂於國勢民瘼，故遇事多議論。性強記，善口辯，援據該洽，人常莫能屈之。且天性伉爽，尚氣節，不為勢曲，不為利奪，力主己見，人或以“狂”、“恃才傲物”視之，實則所學所見優於常人使之然也。其授業師如張之洞、李鴻章及兄瀚章、張樹聲等，受知師如李鴻藻、翁同龢、裕祿、徐桐、張之萬、劉坤一等，無不是重臣大僚，而其官未及通顯，“終其身於遇不遇之間”。即便是既是世交年伯又是伯丈人(其第二任夫人為鴻章六弟昭慶之次女)的李鴻章，使俄回，見光典於上海，責斥其染清流風氣，則曰：“我有三字奉中堂：不佩服。”揚長而去。李怒極呼曰：“小子！小子！汝父若在，必施汝以夏楚。”（有以其得江蘇候補道乃倚鴻章之力者，實大謬。）張佩綸與其為堂連襟（佩綸為鴻章婿）且是其朝考閲卷師，亦不尊之悦之。唯喜延攬獎掖後進，尤其是同志於西學者，如後為著名革命黨人的楊毓麟，中國現代數學拓荒者王季鍇，著名報人、文學家包天笑，現代著名林業教育家、林學家李寅恭等。為支持初辦的愛國學社，應同僚至友蔡元培面請傾囊送銀六千兩。毛澤東嶽父、楊開慧之父楊昌濟也是其因楊毓麟、章士釗之薦調往英國留學的。

光典始娶韓夫人，早卒。繼娶李夫人（即李昭慶次女）。側室鄭氏、王氏。長子孝先（見注）。次子受先（譜名先受）畢業於倫敦大學工科。三子彥先（譜名先彥）肄業英聖保羅，民國六年在上海與母王氏同時遇盜被害。四子秀先（譜名先秀）肄業格拉斯哥大學理科。女，淑平，生年不詳，於“文革”初期約1967年受迫害致死。牛津大學畢業，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起先後任北京大學、國立暨南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授，北大外國語文學系代理主任，知名學者。

（文錚注：先祖父譜名諱先孝，字錦森，號筱亭。畢業於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工科，清末分部學習主事，後任滬寧、滬杭鐵路總理。生於光緒十七年（1891） 卒於一九三二年。先祖母邵太夫人諱畹香，為台灣巡撫邵友濂長子邵頤之女，邵洵美堂姐，生於光緒十六年（1890） 卒於一九六六年。子三：大伯父世元（1912—？），美國康奈爾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曾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俞大維秘書，後移居香港為啓德機場華人總工程師，1975年移居加拿大。二伯父世京（1913—1994），初名世經，上海交通大學機電系畢業，上海楊樹浦發電廠總工程師，水利電力部技術改進局系統組組長，山東省電力試驗研究所高壓室工程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配偶聶光錫，聶緝槼和曾紀芬孫女，聶其煒的女兒。先考諱世英（1914—1996）後名樹英，號靜雍。早年畢業於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並從事氣象研究，後投筆從戎考入國民政府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在湘桂等地率團對日作戰。1949年後，先在西北工作，繼而長期務農，1979年平反退休）

（曾孫 文錚敬撰）

資料來源：1、《清史稿》本傳

2、程先甲《先師蒯禮卿先生行狀》

3、《金粟齋遺集》

4、程先甲《<金粟齋遺集>序》

5、馮煦《蒯禮卿京卿傳》

6、陳三立《候補四品京堂蒯公神道碑》

7、馬其昶《候補四品京堂蒯君墓誌銘》

8、李詳《淮揚海道蒯觀察五十壽序》

9、《揚州淮安海州三屬紳耆請在清淮地方建立專祠公稟》及《事實冊》

10、吳涑《蒯公分巡淮揚海道事略》

11、、劉體仁《異詞錄》

12、劉聲木《萇楚齋隨筆》

13、劉禺生《世載堂雜憶》

14、嚴壽澂《從王夫之到蒯光典——清代學術思想抉隱》、

《從改善民生、革新行政到議員政府、普及教育——蒯光典政治思想述論》

15、《三修合肥蒯氏宗譜》

16、家世部分情況由堂兄蒯文彬、堂妹蒯文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