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每戡

董每戡（1907－1980）著名戲劇家、戲曲史研究專家。1907年生於浙江省温州市永嘉縣潘橋鄉橫嶼頭村（今屬温州市甌海區潘橋鎮）。幼時名國清，入學取名董華，每戡是筆名。少時在私塾發矇、就學，後考入温州藝文中學。1926年畢業於上海大學。當時著名的共產黨瞿秋白、惲代英都在上海大學任教，在他們的教育、影響下，董每戡在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8月，受黨的指派，回温州從事革命工作。不久，由於叛徒告密，上級機關被破壞，來温聯繫的同志被逮捕。董每戡亦遭通緝，走避農村，在岷崗的深山古宅中蟄居數月。第二年前赴上海，東渡日本，進日本大學研究院專攻文學與戲劇。1929年底返國，任教於上海劇專。

三十年代初，董每戡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左翼劇聯，並在劇聯從事進步的戲劇活動。他自幼愛好戲劇，自謂“八億人中一戲迷”。在這段時間裏，他創作許多劇本，主要有《C夫人的肖像》、《飢餓線》、《黑暗中的人》、《典妻》等，（這些作品後來都收集在《每戡戲劇集》1－5集中）。其中《C夫人的肖像》發表後，引起文化藝術界的注目，魯迅亦加讚許，上海劇專演出時，特地前往觀看，並加鼓勵。抗日戰爭初，他參加演劇隊到各地巡迴演出，宣傳團結禦侮，抗日救國。並創作不少抗日救國的劇本：《神鷹第一曲》、《保衞領空》、《孿生兄弟》、《孤島夜曲》、《秦淮星火》等。《保衞領空》一劇曾在温州演出，轟動一時。

1943年，董每戡轉入教學工作，任教於四川三台東北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大夏大學、上海戲劇專科學校等院校。他把研究的重點轉向中國古典戲劇和戲劇史。

新中國成立後，他到湖南大學中文系任教。1953年後，轉到中山大學任教，並開了一門中國戲劇史課。當時，這在全國還是首開課。他很推崇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一書，認為這是中國戲劇史的開山之作，但限於宋元，他決心寫一部縱貫古今的中國戲劇史。為此，他的涉及中國古今戲劇許多課題。這段時間，他出版了《琵琶記簡説》、《三國演義試論》二書。並將分別論述戲劇的臉譜、行頭、傀儡戲等九篇專論，彙集成《説劇》一書交出版社出版。並選定王實甫的《西廂記》、高則誠的《琵琶記》、湯顯祖的《還魂記》、洪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五部古典名劇作為評論的重點，展示中國戲劇的特色和演變。

可是，1957年董每戡夫婦二人，雙雙被錯劃為右派，取消一切待遇，二人僅領生活費50元。已出版的《説劇》也不予發行。全家的生活在廣州難以維持，只得於1968年遷居夫人故里長沙。生活上的貧困和政治上的歧視，他深感委屈，卻不沉淪。“是非黑白糊塗賬，且待他年有定評”。他欣慰身邊尚有“一箱論稿十箱書”。於是，振作起來，恢復他的戲劇研究，經常是廢寢忘食，帶病揮毫。自1959年至1965年間，寫成《中國戲劇史》近60萬字，《五大名劇論》50萬字，增補《説劇》21專篇20萬字，《李笠翁曲話論釋》20萬字，《明清傳奇選論》30萬字，增補《三國演義試論》25萬字，總共二百多萬字。他喜不自勝，幾乎忘記自身的處境，賦詩説：“千秋大業付我曹，願與前賢共比高，餘悸餘生賈餘勇，春來又試解牛刀。”

料不到更大的不幸又向董每戡襲來，“文化大革命”中，他連續不斷遭到批鬥，多次被抄家，最使他痛心的是所有的書籍和二百多萬字手稿，全部被抄。只有《説劇》和《五大名劇論》倖存，《説劇》是寄存於親友處，《五大名劇論》埋藏在地板下，得以免遭劫難。多年嘔心瀝血的成果，毀於一旦。他賦詩記其事：“一箱論稿十箱書，珍護何曾飽蠹魚。病手推成文百萬，無端野火付焚如。”他的手病顫抖多年，百萬字書稿是雙手推寫而成的。這致命的打擊，使他痛苦萬分。五十元的生活費也停發，經常過着數米而炊粥難繼的日子。但他並不因此而氣餒。他自慰“困躓還能留鋭氣，”“多年伏櫪待春回”。他又把埋在地板下的《劇論》手稿取出，卻已被老鼠咬掉一半，他默默地進行修補。他又默默地回憶、記錄失去了的《中國戲劇史》的章、節。困難的是，他連買稿紙的錢也沒有，只得裁取廢紙的空白部分粘連一起書寫其上。他是這麼執着。

1979年。其右派問題得到解決，他寫成《喜賦四絕》，其中一絕雲：“噩夢醒時天已明，荊叢斬盡見前程。自珍腕底留奇氣，彩筆精描未了生。”

回到中山大學，他以全力整理倖存的手稿。《説劇》、《五大名劇論》先後相繼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同年十一月，他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參加第四次文代會，又被推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戲劇卷編委。返穗後，即着手重寫中國戲劇史。

可是1980年春，一病卧牀不起、帶着未能完成《中國戲劇史》一書的遺憾，於2月13日辭世。一代學人，齎志而歿。

“韌性當師不老松，風吹雨打自從容”，這是董每戡先生身處逆境時寫的兩句詩，彰顯了他堅毅的品格。一生坎坷，卻矢志不渝，實在令人肅然起敬。

1999年，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董每戡文集》，收錄了董先生大部分遺著精品，包括他的戲劇欣賞與創作理論、中西戲劇史專著、《〈三國演義〉試論》、未刊稿《海沫集》、文藝散評、劇本和詩詞作品等。這對後學繼承董先生的學術遺產，推動學術研究特別是關於劇論和劇史的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無疑是意義重大的。

董每戡1907年6月30日生於浙江温州，1926年從上海大學中文系畢業，這時他已由瞿秋白介紹加入中共。《魯迅日記》1928年5月2日有“午後金溟若、楊每戡來”的記載，這個楊每戡就是董每戡；那是1927年“四 一二”政變之後，董每戡奉命回家鄉温州重建中共黨組織。不久上級機關被破壞，敵人在一個冬夜包圍了他的寓所，他在鄰居幫助下逃到温州深山中寺廟裏躲藏數月，第二年春天逃到上海，化名楊大元，也叫楊每戡。

他的朋友金溟若從小隨父親留學日本，日語很好。當時他翻譯了有島武郎論文集《叛逆者》，無處出版。董每戡聽説魯迅最樂於指導和幫助青年，希望他能幫金溟若出版這部譯稿，於是自告奮勇帶着金溟若前往景雲裏拜訪魯迅。恰遇魯迅外出，他們留下一張字條言明第二天再訪。第二天魯迅果然等在家裏，他聽到金溟若已經翻譯了有島武郎的《叛逆者》，便説這書初出時他自己也曾經動手翻譯過，後來逐漸覺得作者的文體不容易翻譯，又想這部作品在中國不會有太多讀者，於是沒有譯完便放下了。聽金溟若説已經完成這項工作，他感到十分高興。後來金的譯稿經過魯迅修改，陸續在《奔流》雜誌上發表。董每戡記得其中一篇題目是《草之葉》，是評述惠特曼《草葉集》的。

魯迅鼓勵金溟若將《有島武郎著作集》全部翻譯出來。他主動和北新書局李小峯聯繫，由北新書局按月給金溟若送生活費。可金溟若生活稍稍安定後即抽上鴉片煙，不再譯書，沒有錢花，又去請魯迅幫助。

魯迅有所察覺，他一天問董每戡，董每戡只好據實回答。魯迅怫然説“我不能資助他抽鴉片煙”，隨後不願再見金溟若。董每戡後來對人説：“這是我至今耿耿於懷，覺得對不起魯迅先生的一件事情。”

董每戡很早就開始戲劇創作，1928年底，他東渡扶桑，進入東京日本大學文學院，專攻戲劇，一年後回國，加入中國左翼文化大同盟。1931年再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與宋之的、章泯等人同組。

左聯主張關注社會現實，為人生而創作，與“為藝術而藝術”派針鋒相對。在這一思想指導下，1932年董每戡創作了三幕話劇《C夫人的肖像》，此劇由上海美專劇團演出，趙丹主演、鄭君裏導演。《C夫人的肖像》的演出，一時曾轟動上海劇壇。趙丹因此劇一舉成名，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從此開始其漫長的演藝生涯。

《C夫人的肖像》分愛戀的序曲、愛妒交響樂、新生前奏曲三幕，講的是革命詩人的遺孀C夫人與青年畫家張小石、時髦富家小姐白莉蕾之間的愛情糾葛。C夫人在杭州療養時認識青年畫家，頓生愛慕之情。C夫人到畫室看畫家創作，畫家提議給她畫一張畫像。這便是劇名《C夫人的肖像》的由來。“一 二八”抗戰爆發後，抗日浪潮風起雲湧，畫家毅然丟下兩個爭風吃醋的美麗女人，加入到抗日遊行隊伍中。

此劇上演後不久，董每戡聽到郁達夫談起，説魯迅曾表示有興趣看看這戲。他於是請郁達夫送了票去，請魯迅看戲。魯迅來看了，對董每戡嘗試編寫多幕劇作、表現國難當頭時中國人的覺醒表示讚賞，使董每戡受到很大鼓勵。

董每戡接着又創作了《飢餓線上》、《夜》、《黑暗中的人》、《血液出賣者》、《典妻》等劇，進步色彩日隆。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曾在長沙成立一致劇社，自任社長兼編導，曾創作並導演三幕話劇《敵》。後來應田漢之邀，董每戡到郭沫若領導的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六處戲劇科工作，又曾在航空委員會神鷹劇團任編導，這期間又創作了大量話劇。他還和朋友合作自費創辦《戲劇戰線》月刊。

抗戰勝利以後，董每戡把主要精力用於研究中國古代戲曲。中國近代學者研究戲曲，發端於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王氏論戲曲，只是從文體學角度以曲論曲，董每戡長期從事話劇創作及研究，熟悉西方戲劇理論，他將傳統方法與西方理論相結合，在中國戲曲研究上作出創造性貢獻。

1943年，董每戡應聘任四川三台東北大學教授。1945年後歷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上海戲劇專科學校、上海大夏大學教授，還兼任過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審，1949年後任湖南大學教授，兼任省文化局戲改會副主任。1953年調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

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陶鑄親臨中山大學大禮堂，召開第一次座談會，激勵全校教職員工，積極投身運動。董每戡發言時，陶鑄對他説：你最近寫了幾首詩，説“書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厭官”，很好。陶鑄的插話，使董每戡很感動。他在發言中對黨羣關係提了三點意見，即黨員有“兩副面孔”、“兩種做法”和“兩種法律”。他最後説：“高等學校是學術機構，應重學術。解放前我們兼行政職務者，名片上印：教授兼系主任，解放後重視職務官銜，不重學術。這種社會風氣與黨對學術的看法有關，要趕上國際學術水平，必須扭轉這種不重視學術的風氣。”

正如他那首詩的後兩句所言：“倘若推誠真信賴，自能瀝膽與披肝。”董每戡自信有“嶙嶒骨”，他也相信陶鑄等人能“推誠真信賴”，於是披肝瀝膽，放口直言。但這一番真心表白從此使他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幾個月後他被打成“極右分子”，不久即開始了長達20多年的“放逐生活”。

1958年，董每戡的專著《説劇》已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他精心創作的《中國戲劇發展史》也已基本脱稿，他自信今後僅憑稿費也能維持生計。據易新農教授回憶，1958年3月，中山大學處理右派分子時，董每戡一怒之下辭去教授職務，與同被劃為右派的夫人胡蒂子回到湖南長沙，準備以研究和寫作為生。

但董每戡未免過於天真，他被劃為右派後，已經印好的《説劇》一書未能發行且被毀版，而他正在創作的《中國戲劇發展史》等書也無法再出版。董每戡到長沙後生計成了大問題，常常一貧如洗，等米下鍋。據朱正回憶文章，“文革”期間，“他的家被一夥打砸搶分子明火執仗前來 抄 了兩次，稍稍值錢一點的衣服和物品都被洗劫一空了。這時，他已經沒有了任何的收入，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他那在一個小化工廠做工的獨子董苗的微薄的工資來維持。”據説董每戡的眼鏡也被紅衞兵抄走。

兩次抄家中，損失最為慘重、最讓董每戡心痛的，還是他的全部手稿和藏書被抄走散失。其中最珍貴的4部手稿是：《中國戲劇發展史》已於1959年底寫成初稿，1964年定稿，全書60萬字，另外還有《笠翁曲話論釋》、《三國演義試論》、《明清傳奇選論》各20萬字。董每戡近10年的心血就這樣毀於一旦。

但董每戡並沒有灰心，他一直在想着怎樣把抄去的稿子重寫出來。1973年形勢稍見緩和，他就開始補訂《五大名劇論》書稿，這部手稿因藏在灶膛而躲過紅衞兵的搜查，但卻被老鼠啃噬。沒有餘錢買紙，他把親友來信的空白部分裁下，又把拾到的香煙盒、包裝紙等用漿糊粘貼成自制的“百衲紙”。他右手已經不能正常寫字，只能右手橫握筆桿，以左手食指推動筆頭來寫。董每戡就這樣開始艱難的寫作，當時圖書資料嚴重匱乏，他重寫書稿的進展十分緩慢。

在那些艱苦的日子裏，董每戡依然堅信祖國的明天必有晴朗日。1979年初，董每戡和他的夫人胡大姐終於得到中山大學的通知：他們兩人的問題正在被改正。

不久，中山大學中文系派人到長沙來看望他，請他收拾行裝，準備回學校去。朱正回憶：“這時候，我看見的他，情緒很好，人都彷彿年輕了幾歲，談起他回學校以後的設想，他説 回去以後，不想開課了，想抓緊時間，把被抄去的舊稿重寫出來。 ”

1979年5月，中山大學落實相關政策，給董每戡夫人胡蒂子辦了退休手續，讓董每戡邊休養邊修訂倖存書稿。董每戡首先整理好《説劇》書稿，做特邀代表去北京參加第四次全國文代會時，他順帶將書稿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作為遺稿於1983年終於出版。

參加第四次文代會對董每戡是重大鼓舞，無異給他病弱不堪的身軀打了一劑強心針。他計劃着重寫“文革”中失去的《中國戲劇發展史》、《笠翁曲話論釋》、《明清傳奇選論》等，還想寫一部反映新中國戲劇發展的《新華鋪繡錄》。

另外他還想着有許多工作要做，比如1980年是左聯、劇聯成立50週年，他計劃要寫回憶文章，他還答應要給朱正寫回憶魯迅的文章。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説：“我還得奮鬥幾年”，“過了年再整理舊稿，同時把答應朱正同志寫的短文寫起來。”無奈天不假年，他回到中山大學九個月後就辭世了。

1954年春，浙江省文化廳來了幾位工作人員對平陽人民地方戲劇團（和調）進行考察，他們得出結論説，平陽和調的聲腔與金華婺劇同源，建議該劇團改名婺劇團（温州方言“和”“婺”同音），同時加入浙江婺劇改進會。當時的劇團領導以為與省裏直接掛鈎會帶來更多好處，便欣然同意改名。1954年9月，華東戲曲會演結束，陳美娟的一曲《斷橋》獲表演一等獎。浙江婺劇團通過省文化廳發文，將陳美娟強行調到該劇團。平陽人民地方戲劇團失去“救命旦”，票房一落千丈，雖經多方交涉均無結果。陳美娟到達金華後，因兩個劇種的語言懸殊太大，她根本就無戲可演。後經温州地委領導出面交涉，陳美娟總算回到平陽，但“平陽婺劇團”的名稱並未改回，也不許退出浙江婺劇改進會。為此，該劇團導演楊志雄在座談會上要求董先生從學術角度論證温州和劇與金華婺劇不是同一個劇種，省文化廳也許會尊重專家意見，允許劇團退出浙江婺劇改進會，並改名“平陽和劇團”。

董先生對這個問題極為重視，他當場決定給中國劇協機關報《戲劇報》寫一篇文章，要求楊志雄也寫一篇文章，把温州和劇的歷史淵源與流變説清楚。

次日下午，楊志雄把和劇有關資料送來給我，我連夜趕寫潤飾，題作《為温州和劇呼籲》，署名是“浙江平陽縣人民婺劇團楊志雄”。第二天上午，我把此文送交劉安民。1957年6月份的《戲劇報》刊載此文，同時還刊發了董先生寫的《為一個劇種正名》。一個月後傳來消息，省文化廳同意劇團退出浙江婺劇改進會，並改名平陽和劇團。這件事是董先生為故鄉戲劇結構調整所作的巨大貢獻。 ^[1] 

著有《每戡劇集》5集、《每戡獨幕劇》、《中國戲劇簡史》、《西洋戲劇簡史》、《西洋詩歌簡史》、《琵琶記簡説》、《三國演義試論》、《戲劇的創作和欣賞》、《説劇》、《五大名劇論》等。

其遺著《董每戡文集》由黃天驥、陳壽楠搜輯，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出版，共三大卷200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