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襄古道

荊襄古道是一條著名的文化古道，文化積澱深厚，五千年來承載着南北之間政治、軍事、文化、商貿往來，歷史風雲，世事變遷。古道沿途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三國及關公文化的中心區，是南方文明、長江文明、江漢文明的核心地區。荊襄古道連接着鄂西北的襄陽、鄂中的荊門、鄂中南的荊州三個區域性中心城市，串聯起長江、漢江兩大河流，長江中游平原、漢江中游平原兩大平原，又伴有漢水——長江、漢水——楊水運河、漢水——夏水、沮漳河——長江（古代），漢江——江漢運河、漢江——引江濟漢運河（現代）等通暢的水路交通體系。 ^[1] 

荊襄古道的主人，即最早的創立者，理所當然要歸於生活在鄂西及江漢地區的原始先民。考古發現，在新石器時期，這裏沿襲着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這一脈相承的史前文化，其族屬就是炎帝神農氏部落或者三苗、楚蠻、楊越。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走出了本地的原始小路，在與北方堯、舜、禹及諸華夏部族的接觸、交往和衝突中，打通了南北之間的早期道路。

在古代文獻記載中，其實是“夏路”的一部分。楚人把從郢都（紀南城）向北到中原諸夏地區的道路稱為夏路。一般以為，楚人南下以後，都於丹陽。丹陽初在豫西南丹水之陽的淅川，後南遷至今鄂西北南漳的荊山。在遷出荊山後，楚國的都城之名便易稱為郢，此名一直使用至楚亡，凡都城都作某郢，如紀郢、鄢郢、鄀郢等。從楚國郢都（紀南城）出發，向北至今襄陽西的大道，這是楚人北上中原的夏路的最南一部分。

殷商時期，荊楚腹地是王朝最南的疆土。公元前十二世紀，約在商朝中後期，商高宗武丁在位期間，西南伐荊楚，其南部疆域抵達江漢地區的古云夢澤。武丁奮伐荊楚、拓土荊楚南下的通道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經南陽盆地——隨棗走廊南下，再向東，直抵長江之濱，建立了著名的盤龍城（在今武漢市郊黃陂境）；或向西，渡過漢水，最終建立了權國（在今沙洋縣馬良境）。權國，這個最南的商朝方國前後存在了500餘年，直至春秋時期才被楚武王所滅。這也就是説，江漢平原西部的道路，即早期的荊襄古道，主要是由權人開闢的。

荊襄古道又稱周道。周朝都鎬京（今陝西西安西，西周），疆域十分遼闊，在全國實行分封制治理。於是，從周武王統一天下時起，周公就開始大規模營建東都洛邑（今河南洛陽），接着興修洛邑通往各主要封國、重要地區的道路。這些由周東都洛邑通往各地的道路，史稱周道。東周時，周天子遷都洛邑，其時又分成春秋、戰國兩個時期。當時，在楚國周圍環繞着谷國、鄧國、盧國、鄢國、羅國、權國、那國、鄀國等諸侯國。這些“南土”國家與周天子及與中原各國的往來，尤其是各國彼此之間的往來，使鄂西及江漢平原地區的往來道路逐漸建立、完善起來。楚與中原聯繫的主要通道就是荊襄古道——南襄隘道，即由今湖北荊州，經荊門，經襄陽，沿唐白河谷地北上至河南南陽的一條天然隘道。由南陽出方城北上，即連接上了縱橫交織的中原交通網，可直達鄭、晉等中原國家。出方城，濟穎、汝而至鄭，是楚延伸南襄隘道達於中原的主要線路。由水道白河折入鴨河後，可改換陸路沿鴨河河谷翻過伏牛山分水嶺，再沿襄河河谷進入豫西伊、洛、汝諸水流域，到達周都洛邑（洛陽）。此即有名的“三鴨路”。由鄭、周皆可通晉。由南陽出方城東行，線路如《鄂君啓節》所示，直抵中原的許、鄭。至戰國時，楚國的車道東通齊魯，南接吳越滇黔，西接秦隴，北達中原各地，四通八達。

荊襄古道在秦代又成為南方馳道的一部分。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大力推行郡縣制，採取“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等一系列措施加強和鞏固統一。其中，實行車同軌，就是修築從首都咸陽到全國各地的馳道，也就是國道。馳道，應劭注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馳道寬五十步，每隔三丈，植樹一株，用鐵錐夯打路基，路面平坦堅實。《漢書·賈山傳》：“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湖之觀畢至。”《惠氏春秋説》：“秦為馳道，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錐，樹以青松。”其中，從咸陽至南郡的馳道是全國僅次於到東方的道路之外的第二條重要的道路，也是到達南方最重要的道路。

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開始大規模建設馳道，而且很快就實現了全國的連通。其重要措施就是利用六國舊有的道路加以整治、串聯。南方政治中心南郡的交通樞紐地位因此得到進一步加強。從南郡出發，北通秦漢時期的全國政治中心關中（咸陽、長安）、河洛（洛陽），西達巴蜀，南聯湘贛，東因長江而通吳越以及於大海。

荊襄古道又稱南北大道（南道、北道）。是指從漢代東、西二京西安（長安）、洛陽（洛邑）到南方的大道。隨着秦漢統一大帝國的建立，國家疆域範圍的擴大，南北大道進一步向南延伸，荊襄古道由僻處南國、南土、南鄉，一變為雄踞天下之中，成為溝通南方道路網的重要樞紐，地位舉足輕重。

唐代的交通以首都長安(今陝西西安)為中心，通過驛站、郵亭向四方輻射，將全國各府、道、州、縣連接起來，形成了四通八達的驛路網。其中“從上都至汴州為大路驛，從上都至荊南為次路驛。”這條從長安至南都江陵的全國第二驛道，自長安越秦嶺經商山路、襄荊路到達江陵。因為經過荊門境內，故常稱“荊門道”，因為終點在荊州，故又稱“荊州道。”唐代襄荊路驛道，不再是荊山東麓、漳河沿岸的故道，而是徑由襄陽、宜城、樂鄉城、長林（荊門）城、團林驛、觀風驛、白碑驛，南下至江陵。 ^[1] 

北宋時，荊襄地區依舊是國家的腹心地帶，吳蜀咽喉，川廣貿遷之會。荊襄驛道仍然是國家轉運物資的重要幹線。有宋一代，荊州“控吳蜀之咽喉，兼襄漢之唇齒”，是長江中游地區最大的水陸中轉站，也是著名的南北貨物貿易中心。進出三峽的船隻都要在此改裝，換作適於大江或者峽江的深水船或者淺底船。蘇軾詩云：“遊人出三峽，楚地盡平川。北客隨南賈，吳檣間蜀船。江侵平野斷，風捲白沙旋。欲問興亡意，重城自古堅。”荊南還是國家重要的漕運中心，大量物資都要經此轉運。當時水路是漕運的主力。此外，陸路轉運也很重要。陸路運輸一般用牲畜、車輛和人力，因而稱作輦運，以有別於漕運。當時，陸路轉運川蜀、廣南、東南物資，絕大多數都要經過荊襄道中轉至汴京。具體行走線路，一般先由水路或陸路運送至江陵，再由江陵經荊門運至襄陽，然後再由襄陽送至京師，或轉送至陝西、河東沿邊地區。

民國時期，修建了襄陽到荊州沙市的公路，襄沙路荊門縣段北起大石山斑竹鋪，南抵龍會橋接江陵縣境，全長270華里，是5縣中最長的一段。其中大石山至荊門城關段，低山連綿，丘陵起伏，蜿蜒崎嶇，又有樂鄉河、石橋驛河、南橋河、竹陂河等多條寬達三十多米的河流。荊門城南，關坡段山高坡陡，道路彎曲；至鴉陂鋪，多衝地，塘堰甚多；至龍會橋段，水網密佈，有新鋪（埠）河、麻石橋河、磚橋河、龍會橋河等。因山地、河流眾多，施工非常複雜，工程量十分浩大。至1924年4月，襄沙路耗費銀元35萬元，歷時兩年整，由鄂北門户襄陽至長江中游重要商貿中心沙市之間的汽車路——襄沙路建成通車。這是湖北省境內最早的公路。

1949年，新中國成立，襄沙路收歸湖北省人民政府管理。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快速發展，襄沙路很快融入全國道路交通網，如今是207國道的重要一段。與此路平行，國家又修建了襄荊高速公路，將襄樊、荊門、荊州三個區域中心城市、三個交通樞紐緊密聯繫起來，如今已是國家骨幹高速公路——二廣高速公路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