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開宗明義就指出，他從事的是“關於法國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寫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問題。從各章題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決的是哪些問題。從方法論説，這也可以稱為後來“年鑑學派”創導的問題史學。

與19世紀一些思想家、哲學家——從斯塔埃爾夫人到基內——不同，托克維爾不是憑空“思考”法國革命，而是紮紮實實地依靠對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結論。他閲讀、利用了前人從未接觸過的大量檔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冊、賦税簿籍、地方與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間的通信、三級會議記錄和1789年的陳情書。他是第一個查閲有關國有財產出售法令的歷史家；他還努力挖掘涉及農民狀況和農民起義的資料。根據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瞭解、具體描繪舊制度下的土地、財產、教會、三級會議、中央與地方行政、農民生活、貴族地位、第三等級狀況等，並闡發自己的論點。

《舊制度與大革命》寫於1851年到1856年之間，當時的法國正處在拿破崙三世發動政變建立和鞏固第二帝國的時代，信奉自由主義的托克維爾對之悲觀失望，成為“國內流亡者”，《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在這段政治大變動時期醖釀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對法國命運的深沉思考，和對拿破崙三世政權的強烈仇恨。

托克維爾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國時期（1804—1814）作為主題，不是重寫一部梯也爾式的帝國史，而是試圖説明帝國是如何產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創造的社會中建立起來，憑藉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創立帝國的那個人（拿破崙）的真正本質是什麼，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國的短期和深遠影響是什麼，它對世界的命運，特別是法國的命運起了什麼作用。

托克維爾企圖解釋那些構成時代連鎖主要環節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質、意義，而不是單純地敍述史實。雖然托克維爾後來放棄了對第一帝國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舊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並未改變。用托克維爾自己的話説，他要把“事實和思想、歷史哲學和歷史本身結合起來”。他要以孟德斯鳩為榜樣，寫一部像《羅馬盛衰原因》那樣的著作，“為後世留下自己的痕跡”。儘管他也參政議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適合自己的性格。

作者托克維爾出身貴族，雖然是既得利益者，他在寫這本書時依然用公正的心態，力求不帶任何偏見，力求把“事實和思想、歷史哲學和歷史本身結合起來。也就是説，事實判斷是價值判斷的前提。

該書通過對大量史實的分析，揭示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內在聯繫。法國大革命似乎要摧毀一切舊制度，然而大革命卻不知不覺中從舊制度繼承了大部分情感、習慣、思想，一些原以為是大革命成就的制度其實是舊制度的繼承和發展。作者不僅對法國大革命的起因與後果提出了一種開創性的解釋之外，還提出了許多引發後來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思考與探索的現象與問題。事實上，這本書寫的並不是關於法國大革命的一般的歷史敍述史，托克維爾在全書的前言部分就清楚地講道：“我現在發表的這部書絕非一部法國大革命史；這樣的歷史已有人繪聲繪色地寫過，我不想再寫。本書是一部關於這場大革命的研究。”　

（1）革命的發生並非因生活的貧困

在歷史教科書裏總結革命爆發的原因，無外乎國王獨裁專制，政府腐敗，苛捐雜税，民不聊生等等。一般的思維定式確實是哪裏的壓迫越重，哪裏出現的反抗就越激烈。然而真相遠不是這麼回事。當時人們的生活並不窮苦，法國的經濟即使稱不上繁榮，至少也處在了發展和轉機的階段。統治階級與下層人民間的矛盾並沒有激發到必須革命的程度，政治上相對開明，所以托克維爾指出了“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貧困有時可以引起騷亂，但不能造成偉大的社會激變。

（2）腐敗是引發法國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當制度“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聽任人們以不義之行攫取不義之財”時，統治階級的成員自己也成為“以不義之行攫取不義之財”的一羣。

首先，舊制度統治者的腐敗，主要表現為貴族階級的沒落——這個中世紀以來的社會統治階級，此時已隨着王朝集權的發展失去了它過去的社會管理職能，脱離了人民，卻仍保持着種種令人憎惡的特權（主要是免税特權）和佔據着高官顯爵的尊崇地位，而且還越來越頑固地維護之，從而加劇了社會不平等這個舊制度的頑症。

其次，法國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風，很大程度上緣起於其間法國特有的“文學政治”，即一幫在舊制度下沒有政治自由也沒有政治經驗的文人掌握了權柄，這些人無知無畏，勇於標新立異，也“更熱愛那些普遍的思想和體系，更蔑視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們個人的理性”。按托克維爾的原話來説，就是“政府的種種罪惡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對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就只能潛藏在文學之中”。

（一）革命往往會在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

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發現了一個“悖論”：大革命是在人民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作者如此解釋這一“悖論”：“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説，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只有偉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

人們耐心忍受着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鋭。封建制度在盛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

（二）經濟繁榮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來

托克維爾在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時代背景時還觀察到了另一個“悖論”：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於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尤其是當托克維爾觀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國政府雖然依舊足夠強大，但卻不再單純地實行專制，而是在“到處維持秩序”；法國人民則“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財富”。這樣的情勢下，為什麼還會爆發摧毀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維爾的判斷是：革命的發生並非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流弊被消除，使得人們更容易覺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鋭。此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伴隨着社會繁榮，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混合。國家財政管理不善在很長時間內僅僅是公共劣跡之一，這時卻成了千家萬户的私人災難。所以，托克維爾總結道：“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慾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催促自己的毀滅。”

《舊制度與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時，托克維爾對此書的命運憂心忡忡，他寫信給他的英國妻子説：“我這本書的思想不會討好任何人：正統保皇派會在這裏看到一幅舊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畫像，虔誠的教徒……會看到一幅不利於教會的畫像，革命家會看到一幅對革命的華麗外衣不感興趣的畫像；只有自由的朋友們愛讀這本書，但其人數屈指可數。”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維爾逝世那一年（1859），此書在法國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冊，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計25000冊，在英國、美國、德國都極暢銷。

很多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王岐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據《南方人物週刊》2012年43期51頁）

我們可以讚美改良，支持改革，但絕對不能非議革命，更不能告別革命。革命是變革的動力，沒有革命，無論怎樣開明的統治者都不會自動變革。在通往憲政的路上，革命與改良一直會處在競賽狀態。

——馬勇 近代史權威、中國社科院博士生導師

（《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後引起）實際上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對產生這種暴力血腥運動土壤分析的反思：血腥和暴力的事情能不能讓社會進步？

——易綱，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他第一個證實法國革命不僅僅是決裂、顛覆、突如其來，而且部分上是折磨舊君主制的各種傾向的發展。

——阿克頓勳爵（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政治思想家）

《舊制度與大革命》提出了革命原因的最深刻的分析。

——羅伯特·厄爾甘（美國著名歷史學家）

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又譯“亞力克西·德·托克維爾”“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等，法國曆史學家、社會學家，出身貴族，親歷法國大革命五大時期(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復辟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早年熱心參政，1848年二月革命後， 曾參與第二共和國憲法的制定，並曾出任外交部長。代表著《舊制度與大革命》《論美國的民主》和《回憶錄》等。 ^[4] 

托克維爾雖出身貴族，但在政治上傾向於自由主義，曾拒絕繼承貴族頭銜。托克維爾的成名作是1835年問世的《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第二卷出版於1840年，次年他就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僅36歲。此後15年他沒有發表什麼重要著作，只在從政之餘思索新著的主題。

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起任眾議院議員，二月革命後參與第二共和國憲法的制訂，並一度在秩序黨內閣中任外交部長（1849年6—10月）。1849年10月被路易·拿破崙解職。他也因反對1851年12月的路易·拿破崙政變而一度入獄。

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變和第二帝國專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觀失望，迫使他成為“國內流亡者”。《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在這段政治大變動時期醖釀成熟的，這部著作浸透着他對拿破崙第三專制制度的仇恨。 ^[2] 

鍾書峯，法學博士，1995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部，2007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入選國家“雙千計劃”人才庫，曾掛職擔任深圳大學教授、分管科研和研究生掛職的法學院黨委副書記。代表譯著西塞羅《論法律》、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盧梭《社會契約論》、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泰戈爾《修行：生命的證悟》等經典名著以及美國《不動產》《美國財產法精解》等專業書籍。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