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仲倫

臧仲倫（1931年2月17日—2014年12月17日），江蘇武進人，民革黨員。著名文學翻譯家，北京大學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翻譯協會會員。 ^[2] 

臧仲倫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195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俄語系研究生班。歷任北京大學俄語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

臧仲倫教授1955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翻譯通史專著《中國翻譯史話》。通過數十年辛勤筆耕，臧仲倫翻譯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它們包括中短篇小説《窮人》、《雙重人格》、《白夜》、《小英雄》、《偽君子及其崇拜者》和《地下室手記》等，長篇小説《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死屋手記》、《罪與罰》、《白痴》、《羣魔》和《卡拉馬佐夫兄弟》等。此外，他還翻譯出版有普希金、果戈理、列夫·托爾斯泰、亞·奧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高爾基等俄羅斯經典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與巴金先生合作翻譯的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

臧仲倫教授的文學譯作既準確地把握了原著的內在精神、風格特點，又體現了漢語深邃博大、文采藴藉的詩性特徵，他以自己對歷史、社會和人生的體驗和思考來檢視和解讀俄國大師經典，並在翻譯書寫中與他們發生跨語言的共鳴，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這些譯著業已進入中國當代翻譯文學大系，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臧仲倫教授翻譯俄語文學作品總計約一千萬字。另有二百五十萬字的文學譯作尚待出版或發表。臧仲倫教授的文學翻譯實績在俄國文學翻譯界乃至外國文學翻譯界均贏得了普遍讚譽。同時他的翻譯成就也為從事俄國文學翻譯乃至從事外國文學翻譯的後輩譯者樹立了難以企及的標尺。其功之謂巨，其業之謂偉。2007年，臧仲倫教授被中國翻譯協會授予“資深翻譯家”榮譽稱號。

數十年來，臧仲倫教授在進行潛心翻譯創作的同時，對翻譯文學問題展開了深入、系統的思考。他是新時期以後倡導和致力於翻譯理論研究的第一批學者，併為北京大學俄語語言文學專業翻譯理論學科的建設奠定了基礎。迄今為止，臧仲倫教授為俄語專業“文學翻譯”和“翻譯理論與實踐”方向培養了幾十名博士生和碩士生，目前這些畢業生在文化教育、新聞出版、外事外交等領域發揮着中堅和骨幹的作用。 ^[1] 

1931年正月初一，一個足夠吉祥的日子。“九一八事變”還沒發生，除了國民黨的反動“剿匪”，國家還算太平。這天上午，臧仲倫出生在江南水鄉，江蘇武進，一個人秀地靈的所在。

年輕人是富有理想和激情的，中學時，他就參加了共青團的地下組織。1949年建國之際，他剛剛高中畢業，懷着理想投筆從戎參了軍，本來是要安排入南下部隊的，因為是正經高中畢業生，屬“高級知識分子”，被留在了南京臨時組建的華東軍政大學，學校由陳毅擔任校長。當時的人際關係是融洽而愉快的，沒有尊卑等級，大家可以隨便開玩笑。臧仲倫還記得一個例子，當時有人議論，説這個學校人員太雜，小學生、中學生都有，算什麼大學？陳毅校長反駁説，我們學校有4萬多人，誰有我們大？當然是“大”學。

在很“大”的“學”校裏待得不久，臧仲倫調去了華東軍區（三野）外國語學校，表現突出，曾在“立功創模”運動中立過三等功。看起來一切都那麼好，祖國正在光明的起點，20來歲的年輕人也一樣，人生才剛剛起步，而且前途一片光輝燦爛。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陰影無聲無息地籠罩過來。鎮反運動中，有人完全沒有任何依據地揭發説，“懷疑”臧仲倫是三青團成員。這個“懷疑”被寫進了臧仲倫的檔案，而他本人對此卻一無所知。

1952年，國家調整政策，軍區不再辦大學了，華東軍區外國語學校的建制隨之撤銷，校內教職員工大多轉去華東外國語大學（現在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前身），臧仲倫卻因為“歷史原因”，被刷了下來。他在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出局了，變成一個沒着落的人。

所幸天無絕人之路，臧仲倫決定參加1952年5月初的高考。不是為了要讀書，是要找個飯碗，一個安頓的地方。因為從1952年開始，國家教育制度改革，大學不但一律全免學費和膳費，而且通過申請，還有獲得每月3塊錢的補助。

可是考什麼專業呢？這時的臧仲倫高中畢業已經三年，一直在社會上輾轉，別的學業功課都忘了，只有俄語還用着，他便決定主要考俄語，此外也胡亂報了醫學、工程等好些專業，完全是瞎貓抓死耗子的辦法。至於選擇報考北大外文系，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仰慕系主任曹靖華的大名和學識。

從華東軍區外國語學校解散到高考，中間只有2周的準備時間。臧仲倫把自己關起來看了十多天的書便進了考場，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考的。不久，高考錄取名單登在了上海的《解放日報》上。臧仲倫從中間――北外、上外――一所所大學往下看，到最後也沒有自己的名字，心想沒戲了，今年沒考上。不甘心把報紙翻到前面去搜一眼，最上面是北大，第一個名字赫然就是“臧仲倫”。當年北大在華東區錄取了7個人，他是第一名。

人生新的一頁揭開了。雖然開頭還有些波折――人是考上了北大，地方上卻愣是不給他開户口遷移證。他去跑了好多趟，都因為檔案裏三青團的事被卡着。後來終於搞清楚狀況了，負責辦事的是個過江老革命，一次説漏了嘴，説臧仲倫的問題不是歷史問題，而是態度問題。原來臧仲倫每次去辦事，只喊他“秦某同志”，不叫他“秦所長”，秦所長不高興了。下一次臧仲倫去，秦所長長秦所長短的，很快辦妥了一切手續。人生新的一頁真的揭開了。

臧仲倫在北大的求學經歷也傳奇。因為學過俄語，較之沒有基礎的同班同學，他學得相當輕鬆。年輕人閒不住，課堂上難免搞點鬼。老師覺得他上課不好好聽講，對別的同學影響不好，勸他乾脆跳一級，這樣他就直升大三了。才學了一年，1954年，又被保送讀研究生，等於大學只讀了2年。

反右時，臧仲倫正在讀研究生。他那時正在為上海文藝出版社翻譯一本書，天天抱着寄來的清樣泡在圖書館，看稿子，沒有一句話的言論，沒貼過一張大字報。他的委屈就在這裏。當時有個分配到外地大學工作的同學來信，問他關於北大大鳴大放的情況，他給同學回信，簡單介紹了一下母校的情況，言簡意賅地轉述了一些言論。這份信的內容被同學轉述後，引起其領導的高度重視，這位同學很坦然，按領導要求交出了私信。結果信中轉述和介紹的文字，就成了臧仲倫的言論，由此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而且一戴二十餘年。1957年，他研究生畢業，留校任助教。但那經歷是慘淡的，9月份開學，11月就開始批鬥他，之後的歲月裏，同學、同事都對他冷眼相待，見面都不打招呼。他是另冊上人物。臧仲倫説，他以前一直是個年輕的、要求進步的學生，但那些歲月裏，他腦子裏最經常響起的，就是《阿Q正傳》裏的那句話：“不許革命”！

5年時間，北大本碩連讀，但臧仲倫學成畢業後，沒有一天用到自己所學的專業，只是無盡的運動，連談婚論嫁都耽誤了。也曾在文革期間偷書看，也曾在繁重的勞動期間默背外文。但是，等到1972年摘帽時，臧仲倫自稱已“心如死灰，只想做個享有公民權的普通人，娶妻生子，了此餘生”。這位1957年畢業的研究生，直到1970年代末，名義上還只是“資料員”，結婚時單位介紹信寫的是“教輔人員”。

1977年末，社會環境漸次回暖的季節。臧仲倫也躍躍欲試，想做點事情。但政治上和社會上的成見和老規矩、老習慣還在，門檻也多。他在彷徨中無所適從：一方面不甘心蹉跎歲月，欲罷不能，另一方面，作為“有歷史問題”的摘帽右派，能幹什麼和怎麼幹，又不得其門而入。

就在這時候，他從報上報道得知巴金正在翻譯赫爾岑的長篇回憶錄《往事與隨想》。臧仲倫在1950年代讀研究生時，就購買和閲讀了蘇聯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往事與隨想》。他想學一點前輩翻譯家的翻譯技巧和翻譯方法，就從北大圖書館借來了巴老在20世紀50年代翻譯的《家庭的戲劇》（《往事與隨想》第五卷的一部分），中俄對照，逐字逐句地研讀。

在此過程中，他固然體會到了巴金翻譯的一些妙處，但也發現了一些誤譯和翻譯欠妥的地方。但以他的温綿性格和被長期曲折的經歷，沒有足夠的勇氣向“處廟堂之高”的巴金“提意見”，尤其擔心自己“沒事找事，自討沒趣”。但他的妻子胡明霞卻是天然的樂天派和爽快人，她鼓勵臧仲倫試試看，大不了碰個釘子，也不損失什麼。臧仲倫這才寫了封“言詞懇切”的信。因為不知道巴金的地址，信是寄到《文匯報》編輯部請求轉交的。

信於1978年3月初發出後不久，他收到了巴金的親筆回信。信中寫道：“仲倫同志：謝謝您的信，也謝謝您那些意見……”並自認翻譯錯誤有的是“照英譯本譯的”，有些則是自己“弄錯了，不能怪英譯者”，表示重譯時一定參考臧仲倫的意見，並請求臧仲倫為他校訂《往事與深思》（巴金最初所譯書名）的新譯文。

巴金親自開啓了臧仲倫翻譯事業的大門，從此，在北大筒子樓一間十四平方米的陋室裏，他挑燈夜讀，開始了兢兢業業、夜以繼日的工作。他的優勢是能夠對照俄文原文校訂，比如書名《Былоеидумы》，以前有人譯成《往事與回憶》，巴老改譯為《往事與沉思》、《往事與深思》、《往事與思想》等。臧仲倫提出若契合作者本意，譯成“隨想”、“隨感”、“雜感”更妥當些。巴金因此將書名定為《往事與隨想》，並稱“從這裏我得到啓發，我為我晚年的主要著作《隨想錄》找到了名字”。

像所有的老輩學人一樣，臧仲倫在工作方面嚴謹、規範、一絲不苟，他有一個大筆記本，逐年記錄了他的“著譯一覽”，其中第一頁記的是1979年，列着兩條：1，赫爾岑：《往事與隨想》（校），巴金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托爾斯泰：《謝爾基神父》（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也是兩項，此後隨着時間的推移，工作成果越來越多，而且之前的多是“校”或“合譯”，後面的“譯”、“論文”和“講座”多起來。

翻譯貌似極簡單，把別人説過的話換一種語言再説一遍。其實是高難度的再創作，是一種藝術。臧仲倫曾全力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其間正好有機會於1992年前往莫斯科大學訪問。藉此機會，他踏遍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大街小巷，一一尋訪《罪與罰》中主要人物住過的公寓，書中提到的木匠衚衕、乾草市場、小市民街、葉卡捷琳娜運河等，痴迷至此，翻譯起來才覺親切。

30年來，臧仲倫不僅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翻譯專家，還翻譯了普希金、果戈理、赫爾岑、列夫・托爾斯泰、亞・奧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高爾基等很多經典作家。經由他翻譯出版的俄羅斯經典包括《驛站長》、《欽差大臣》、《往事與隨想》（合譯）、《罪與罰》、《白痴》、《羣魔》、《卡拉馬佐夫兄弟》、《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死屋手記》、《雙重人格・地下室手記》、《伊萬・伊里奇之死》、《克萊採奏鳴曲》、《舞會之後》、《暴風雪》、《自家人好算賬》、《大雷雨》、《切爾卡什》等，近一千多萬字。另有二三百萬字的譯作，由於種種原因，或還是手稿，或已經在出版社一躺十餘年。2007年，他被中國翻譯協會授予“資深翻譯家”榮譽稱號。

在潛心翻譯創作的同時，臧仲倫對文學翻譯的相關問題展開了深入、系統的思考，出版了專著《中國翻譯史話》。他是新時期以後倡導和致力於翻譯理論研究的第一批學者，為北大俄語專業“文學翻譯”和“翻譯理論與實踐”方向培養了幾十名博士生和碩士生，給北京大學俄語語言文學專業翻譯理論學科的建設奠定了基礎。

此外，他還為曹靖華、巴金、朱海觀、王汶、郭奇格、朱祖榮和芳信等七位翻譯名家校閲翻譯作品包括《鐵流》、《往事與隨想》（第一、二卷）、《罪與罰》、《白痴》、《一江春水》、《托爾斯泰中短篇小説集》，總計約250萬字。可是，校閲工作有時候連其署名權都被漠視了，即使署了名，仍然不被重視。我在高校做過隨機調查，別説普通大學生和研究生，就是很多文科學者，也未必注意外國文學作品的譯者是誰，非翻譯專業的則幾乎沒人留心過校者。也就是説，臧仲倫的相對一部分工作，是真正的“默默無聞”。如果不是因為《往事與隨想》影響的輻射，他的相當一部分工作並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和重視。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往事與隨想》無疑是臧仲倫工作的兩大巔峯，尤其是後者。他在巴老已經翻譯出版的一、二卷之後繼續翻譯，2009年4月，全書譯完出版。上下卷共一百多萬字，這是繼199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項星耀根據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赫爾岑九卷集》俄文本翻譯出的版本之後的第二個直接譯自俄文的版本。是他“拼了幾年老命”工作出來的成果。

臧仲倫自我總結説，他的一生有三個30年的“想不到”，第一，1948年，因為看《家》、《春》、《秋》而嚮往革命，加入共青團，沒想到30年後跟巴金一起校訂翻譯書稿。第二，因為慕曹靖華之名報考北大俄語系，1957年畢業，沒想到30年後為剛剛過世的曹先生校閲其翻譯代表作《鐵流》。第三，1979年，巴金翻譯的《往事與隨想》一二卷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沒想到30年後，他出版了該書全集。有了這三點，他的人生倒也快意傳奇。

臧仲倫將自己全部的心血獻給了翻譯事業，首先因為這是他的專業；其次，1978年時“什麼都要通過組織和領導，連結婚都要”，翻譯是他唯一自己能單幹的事情，是他最後一塊自留地，他的靈魂可以自由飛翔的唯一領地；最後，翻譯也給了他極大的滿足。巴金曾説自己喜歡《往事與隨想》，是因為要借赫爾岑的口，説出對四人幫的控訴。臧仲倫也有很多話要説，也只能假他人之口。

多年來，臧仲倫的翻譯工作到了瘋狂的狀態，雖然年逾古稀，而且患有青光眼，視力不好，但他每天早上5、6點鐘起來，伏案工作一整天。在房間的另外一邊，另一張書桌上，他的“仙妻”胡明霞埋頭為他謄清譯稿。　她熟悉他的字體、翻譯風格、塗來改去刪節添加的習慣，謄抄過程中還能幫助發現文字漏洞。謄錄工作量極大，最嚴重的時候，胡明霞抄得右手肌腱損傷，手腕腫起來連筆都握不住。她從那一次開始下決心學電腦打字。不會拼音，就學五筆打字，第一個小時打了6個字。説起這些“趣事”，胡明霞哈哈地笑，滿頭銀絲在笑中微微地顫。

很多年來，夫妻倆就這樣在自家的小屋裏，一個翻譯，一個電腦錄入，靜靜地工作，一日復一日。幾千個日夜，換來幾千萬文字，還有默默的一聲嘆息。

採訪中，臧仲倫説過一句聽來痛心的話：“我翻譯，並不是我只能翻譯，我還能幹別的。”老一代學人的人生當中，每每都有這個“別的”。但因為命運、機緣，還有時代的原因，那個“別的”，最終也只是一個夢，成為垂垂老者生命中一道絢爛又悽麗的霞光，或者，一道不足為外人道的傷痕。

但不管怎麼説，臧仲倫對自己的人生是滿足的。在可能的情況下，他做了最大的努力，將事業的可能性發揮到了極致。一個性情、志趣相投的老妻，一個幸福的家庭，和巴金共事的一段譯界傳奇，還有春秋每年定期的旅行和出遊，他在書房裏和陽光下，享受着自己遲到的事業燦爛和人生幸福。老夫老妻佈滿皺紋的手，總也拉在一起。

如今，翻譯之餘，臧仲倫也在寫他的《隨想錄》，不是為了留世，只是出於一個學人的本能，思考、寫作、記錄…… ^[3] 

翻譯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

《窮人》、《雙重人格》、《白夜》、《小英雄》、《偽君子及其崇拜者》、《地下室手記》等。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譯林出版社）

《死屋手記》（河北教育出版社，22卷全集第五卷）

《罪與罰》（湖南文藝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白痴》（譯林出版社）

《羣魔》（譯林出版社）

《卡拉馬佐夫兄弟》（譯林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赫爾岑：《往事與隨想》（與巴金合譯，譯林出版社）

托爾斯泰：《克魯採奏鳴曲》、《謝爾蓋神父》、《伊萬·伊利奇之死》、《舞會之後》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