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手記

該書描寫一個虛構的、但作者認為他當時的社會不但可能，而且甚至必然存在的人物，由主角地下室人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敍述，地下室人是名年約40的退休公務員，他的內心充滿了病態的自卑，但又常剖析自己。全書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地下室人的長篇獨白，內容探討了自由意志、人的非理性、歷史的非理性等哲學議題。第二部分是地下室人追溯自己的一段往事，以及他與一名妓女麗莎相識的經過。小説以悲觀主義對抗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長篇小説《怎麼辦？》的歷史樂觀主義，認為思想和感情經常處於矛盾狀態。 ^[1] 

《地下室手記》體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的全部藝術特色，內容深刻，形式詭異，既像小説，又像懺悔錄，又像哲學論文。作品主人公既像壞人，又像好人；既像小人，又像一個飽經滄桑、逆來順受的人；既像英雄，又是“非英雄”，又什麼都不像。……“地下室人”被認為是“自我中心主義者的典型”，但是又有人認為，“地下室人”是俄國的哈姆雷特，是“多餘人”的當代變形。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那個時代的“真理的探求者”。《地下室手記》成為一本越來越受到世人追捧的書，被認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五部長篇小説的總序，是其創作涯的里程碑。人心的深，人心的苦，人心的無奈與悲劇，人人都有切身體會但又難以言説的，盡在此書中。 ^[9] 

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在給古老的俄羅斯民族送來科學與理性的同時，也帶來了足以腐蝕人性美好的物質主義、利己主義和拜金主義，在19世紀的俄羅斯隨着社會轉型的不斷加快，人們思想觀念中的主流道德規範也在悄悄地發生着變化。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時代，是俄國封建制所決定的與生俱來的生存權遭到一切都被允許的資本主義社會所取代的時代，他高度戲劇化的一生更堅定了他對金錢在生活和人際關係上具有中心地位的觀點，這成為了他創作中的基石之一。

作為作家前後期創作的轉型之作，《地下室手記》完成於1864年。這一年在作家幾十年人生歷程中的意義應不亞於1849年在陀氏一生中所留下的影響。1849年的被捕與槍決事件以及1864年所發生的一系列不幸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説都是身心的巨大折磨。作家在這一年先後遭遇了物質、感情、事業、精神的多重打擊，這對於作家此間的創作無疑具有很大影響。誕生於這一年的《地下室手記》，被許多人稱為是作家所有作品中最惡毒的一部。後來陀氏回憶起這一創作，也認為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與主旨“太晦暗了”。 ^[2] 

主人公“地下室人”性格孤傲，自尊心極強，渴求在與他人交往中獲得他人對自己人格的承認和尊重，尤其是長久以來人格被侮辱自尊被損害的經歷，使得這種渴求更加強烈。但是，在那個社會里，人的價值在於他有什麼，而不在於他是什麼，“地下室人”恰恰是一無所有，沒有大衣，沒有靴子，寒酸透頂，因而，在社會的重壓下，他的心靈由一種渴望獲得別人承認的自尊感逐漸化成一種戰戰兢兢地唯恐別人蔑視自己的病態敏感，人格被嚴重扭曲。 ^[3]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地下人對美滿家庭的設想以及對即將來臨的責任的逃避，一方面讓人們看到了家庭烏托邦的美好，另一方面卻也揭示出生活對個體的壓迫，這種壓迫本質上來自惡劣環境對人性的逼迫，使人在隨幸福而來的責任面前感到無法承受的沉重，“地下人”最終對於幸福選擇放棄，讓人對家庭烏托邦的理想感到深深的惋惜，同時也讓人更加強烈地想要努力去追尋那個理想中的人類社會。 ^[2] 

在《地》裏，人開始用自己的自由，對上帝信仰產生懷疑，對理性加以否定。主人公不斷探索並發現了人的精神世界裏的問題，這種對上帝是否存在的困惑和人類的焦慮，與薩特提出人在信仰坍塌時代的自由觀是相互印證的。陀氏在其中揭示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悲劇，認為對上帝不再信仰的人，必然會得出“一切都是允許的”這一論斷，奉行這個“真理”的人最終將走向毀滅，也即精神世界趨於瓦解。專注於自己的人最終並不會獲得自由，只會殘害了自由，悖逆上帝的人性導致了人的自我毀滅。

作者試圖在“自明的常識”之外，爭取被“自明”和“常識”，即被理性扼殺了的人的權利。在這個世界中，人們自由地過着他們所選擇的生活，“人即自由”這一後來存在主義的經典命題已初現端倪，在存在主義看來，“自由選擇”主要有三個方面：選擇什麼、怎樣去選擇和選擇的結果，《地下室手記》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確定了人本質上是自由的，也透露出來自由可能被濫用。 ^[4] 

《地下室手記》以第一人稱“我”的自白和敍述展開，看不到直接的人物之間的交談。但讀者能夠明顯地感到“地下室人”與自我、他人意識的不斷爭辯。這是一種藴藏於文本中的潛在內心對話，復調小説中把它歸入“微型對話”的範疇。如小説開頭：“我是個有病的人……一我是個兇狠的人。我是個不招人喜歡的人。”“地下室人”的自白顯得怪異，難以捉摸。第一句話説出時帶有自怨自艾的語氣，但他立刻猜想別人會以為他在求助，博取他人同情，於是在省略號之後，語調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我是個兇狠的人。”他似乎想説：也許，您聽了我的第一句話會以為，我在尋求您的同情，那我要對您説，我是個兇狠的人，是個不招人喜歡的人。這裏出現的明顯對話轉折是主人公揣測他人意識的結果，也就是説，是主人公意識與他人對語交談的結果。此處他和他人的爭辯非常隱蔽。再看一例：“先生們，大概你們會想，我是想逗你們發笑？你們錯了。其實我根本不是你們所想象的，或者可能想象的那種十分快活的人，不過，如果你們討厭我如此饒舌（而我已經感到，你們生氣了），想問我一句：我究竟是什麼人？那我可以回答你們：我是一個八等文官。”在這裏，“地下室人”與他人的爭論已公開顯露，預料中的他人對語出現在“地下室人”的敍述中。小説中的他人對語出現的形式不一定是結構上的完整語句，它們存在於“地下室人”的預料、揣測等意識中，表現為零星的詞語，或者某個句子，或者嘲諷、同情、指責等語氣、神態。 ^[5] 

《地下室手記》中，在形態意味上，哥特式教堂般的陰森、冷漠的空間感最為強烈。作家有意選取“地下室”這樣一種空間形態，影射人類的生存環境。主人公乖戾、刻薄、陰毒的“獨白”，猶如一束光怪陸離的神秘之光，隱隱地透出逃避地獄的黑暗，投奔常態人生的掙扎。這裏空間感的指代，披露了作家複雜的意緒。這正如建築作為空間藝術的特徵，不在於為我們表現空間，而在於通過空間來表現一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部篇幅不長的作品中以類似的方式表現了某種積極的，能指的空間形態。“地下室”便是通過自己本身的透義性在空間的表現形態中言説着自己。 ^[6] 

俄國革命民粹派代表、批評家米哈伊洛夫斯基《殘酷的天才》：《地下室手記》就是作家詳盡描寫狼吞噬羊時的詳盡感受的開端。在地下人與麗莎的關係中，陀氏通過地下人對麗莎感情的折磨，找到了作為人的最高享受，不僅喜歡折磨人，而且也喜歡受人折磨，這就是陀氏“殘酷天才”的表現。 ^[2] 

俄國作家高爾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的主人公身上，以特別鮮明完美的文字描繪，寫出了自我中心主義者的典型，墮落退化者的典型。 ^[2] 

法國作家紀德：“這部小説是他寫作生涯的頂峯，是他的扛鼎之作，或者，如果你們願意，可以説是打開他思想的鑰匙。” ^[7]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19世紀俄國作家，與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齊名，是俄國文學的卓越代表。即如有人所説“托爾斯泰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廣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則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深度”。他走過一條艱辛與複雜的生活與創作道路，是俄國文學史上覆雜、矛盾的作家之一。 ^[9]  代表作品主要有《罪與罰》（該作為他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死屋手記》、《少年》、《白痴》、《卡拉馬佐夫兄弟》等。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