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庇隆

1895年10月8日，胡安·庇隆出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一個莊園主家庭。其父是意大利移民的後代、農牧場主，母親是帶有印第安血統的西班牙人後裔，因此庇隆是黑頭髮。

1911年，庇隆受軍人叔父的影響考入阿根廷陸軍學校。青年時代的庇隆天賦聰慧，學習勤奮，不僅攻讀軍事學，而且通曉意、法、英等幾種外文。他精力充沛，愛好體育鍛煉，1915年陸軍學校畢業後，主要從事軍事教學和研究工作。1928年，他出版著作《1914年世界大戰的東方戰線戰略研究》。1930年他晉升為上尉 ^[1]  。

胡安·庇隆在1930年政變中率領士官生支持何塞·費利克斯·烏里布魯，初次參與政治鬥爭。1931年他晉升為少校，1932年，何塞·費利克斯·烏里布魯的親信和同盟者阿古斯丁·佩德羅·胡斯托被扶上總統職位，繼續實行反動統治。胡斯托一方面從美國取得貸款，頒佈讓美孚公司開採阿根廷北部石油的法令，另一方面在國內建立警察統治，頒佈戒嚴令，迫害共產黨和激進黨人，與巴西、烏拉圭締結“反共公約”。庇隆在1930到1935年繼續任高等軍事學校軍事史教官，發表《軍事史札記》等著作。1936年晉升為中校，是年他41歲，被任命為阿根廷駐智利大使館武官。1939年他又完成《1870年軍事行動》一書，同年，庇隆被派任阿根廷駐意大利大使館武官 ^[1]  。

1941年1月，庇隆從意大利回國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年底，晉升為陸軍上校。次年被任命為門多薩省安第斯山守備司令。他抓緊在陸軍中擴充自己的勢力，參與組織了“統一軍官團”。這是一個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政治團體。據統計，在當時3600多名阿根廷軍官中，有2700多名軍官是支持“統一軍官團”的，而庇隆則成為青年軍官的領導人 ^[1]  。1943年“統一軍官團”發動武裝政變，推翻了拉蒙·卡斯蒂略政權。庇隆是這次政變的組織者之一，他起草了政變的主要文件 ^[2]  。

政變成功後，庇隆擔任佩德羅·帕布洛·拉米雷斯·馬楚卡政府的副國防部長。他利用這個職位，使自己在“統一軍官團”內的親信逐漸接管了陸軍部。在1944年至1945年間，他又建立了一支龐大的國民警察。這就為他日後政治上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 ^[2]  。

拉米雷斯上台後，於1944年2月23日宣佈“統一軍官團”為非法組織，並下令解除胡安·庇隆在政府內的職務 ^[3]  。拉米雷斯對美國的屈服引起了民族主義軍官的不滿，1944年2月24日，庇隆利用人民羣眾對拉米雷斯政府的不滿情緒，領導“陸軍軍官派”部隊向總統府玫瑰宮挺進，迫使拉米雷斯總統辭職，由副總統、國防部長法雷爾接任總統。2月28日，庇隆被任命為陸軍部長，7月又被提名為副總統，成為控制陸軍的實權人物 ^[1]  。

同年的6月11日，庇隆在公開場合中發表演説，稱要將國家武裝起來 ^[4]  ，他認為在當前的環境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須要把國家武裝起來。而發展軍事力量需要提供充足的工業資源，這就需要發展工業化。 ^[5]  然而，美國認為庇隆的思想是納粹主義思想 ^[6]  。可是庇隆的思想在阿根廷國內則受到人們的廣泛的擁護，他主張國家獨立、發展工業的宣傳深得民心。在人民羣眾的支持下，庇隆在7月成為了阿根廷的副總統，並身兼勞工部長和陸軍部長等要職。

然而並不是阿根廷國內的所有民眾都擁護庇隆的理念，反庇隆派則在1944年10月9日成功地逼迫庇隆辭去了他在政府中的職位，之後反庇隆派又在馬丁加西亞島將庇隆囚禁 ^[7]  。庇隆失勢後，他所領導的勞工會的代表和工人們迅速組織起來，秘密策劃準備依靠罷工來支持庇隆。1944年10月16日，阿根廷勞動者總工會投票決定舉行大規模的罷工。10月17日，工人領袖雷伊斯和庇隆未來的妻子埃娃·庇隆（庇隆的第二任妻子）領導庇隆的追隨者蜂擁而至市中心舉行示威。這一次沒有軍隊的阻攔，追隨庇隆的民眾在玫瑰宮前的廣場上聚集，他們要求政府釋放庇隆。工人和陸軍給政府帶來了很大的壓力，阿根廷政府不得不釋放了庇隆。

在1946年2月24日舉行的大選中，庇隆以56%的得票當選總統。1951年，庇隆順利獲得連任。1946年庇隆第一次執政時期，他創立了正義主義， ^[8]  有人也將其稱作是庇隆主義。庇隆主義的主要理論內容可以用“政治主權、經濟獨立和社會正義”來概括，這是庇隆主義的精髓。庇隆政府根據庇隆主義的原則採取了經濟獨立和國有化的經濟政策，還制定了兩個五年計劃為發展工業和農業。他為了統治能夠延續，而修改了憲法，允許總統連任，還牢牢地掌控軍隊和工會。在對外政策方面，庇隆政府一切以阿根廷本國利益為出發點，採取獨立自主不依附於他國的外交政策。然而，庇隆政府推行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依賴於本國農牧業產品的出口。

政府對穀物市場的控制、對外貿的税收帶來的財政收入可以投入於工業和公共服務業，這是庇隆政府政治支持的基礎所在。然而，由於庇隆在執政時期的重工抑農政策，導致了農牧業產生了一系列的危機。庇隆政府過多地專注於工業化計劃，無力着手解決如改革土地制度等相關的農村問題，阿根廷的農村生活依舊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土地的所有權依然被相當少的一部分人和土地公司所佔有。農牧業產量下降，農業人口流失，城市人口猛增，以及工業部門的快速擴張導致阿根廷國內食品、石油、天然氣、電力等物資和能源的緊缺，政府努力提高國內物資和能源的產量，但是現存的儲藏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這就導致了阿根廷國內出現了一系列的經濟困難，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物價上升，食品和房租的價格上漲，國內爆發了通貨膨脹。

1951年，庇隆順利獲得連任。到1952年時，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達到30%。生活費用增加73%，工資只增加35%。工人們對庇隆政府支持率下降。與此同時，庇隆第二任夫人埃娃的去世也對庇隆政府的民眾支持度也起到了一定的負面的影響，這對庇隆的下台埋下了伏筆。

胡安·庇隆政府的經濟獨立和國有化的措施，是靠戰後阿根廷特定的條件才得以實行的。當時受到戰火洗劫的、饑饉的歐洲，迫切需要糧食和肉類。以出口糧食和牛肉為主的阿根廷，趁機發了橫財，這為庇隆政府實行上述措施提供了經濟實力，從而使庇隆主義達到了“全盛”時期。但是這一時期並不很長。隨着帝國主義國家經濟的恢復，世界缺糧情況的緩和，國際糧價下跌了。同時因為庇隆政府是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的，因此農業生產情況越來越不好，尤其是加上連續兩年的旱災，致使國內的牛肉供應也很緊張，甚至打算進口小麥。這時由於將戰時的外匯儲備用於第一個五年計劃，黃金儲備也已瀕於枯竭。因此，後來庇隆政府轉而採取吸收外資的政策 ^[9]  。

1953年3月，胡安·庇隆與美國加利福尼亞美孚石油公司簽訂了合同，讓該公司開採阿根廷南部油田。同年八月，又頒佈了外國投資法，讓外國公司首先是美國公司獲得了一系列的租讓權。這一切，引起了國內人民的不滿，庇隆政府逐漸陷人危機。由於生活費用扶搖直上，1954年工人不顧庇隆政府凍結工資的法令，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庇隆拒絕了工人的要求，更激起了羣眾的不滿 ^[9]  。

軍官團和天主教會為了奪回權力開始起來反抗庇隆的統治。1955年9月16日，以科爾多瓦和巴伊亞·布蘭科為基地的部隊開始了推翻庇隆政府的軍事行動。9月19日，庇隆離開總統府，流亡烏拉圭。

20世紀70年代初阿根廷政治動亂，經濟困難，不少人又懷念胡安·庇隆的“社會正義”，希望他能重新執政。1973年3月，庇隆在阿根廷的忠實追隨者坎波拉就職阿根廷總統職位後，為庇隆再次上台鋪平了道路。不久，坎波拉宣佈辭職，阿根廷再次舉行大選，庇隆終於又一次登上了總統的職位。

庇隆回國後所面臨的政治問題十分棘手。庇隆主義運動內部矛盾重重，到庇隆再次出任總統之時，已經發展成公開的對抗的形勢。左翼和右翼的暴力活動都在不斷的增加。庇隆回國時，首都五十萬羣眾前往機場迎接，但是在支持庇隆的不同派別之間當場發生衝突，混亂中造成數十人死亡的慘案。

再次上台後，庇隆吸取了第一次執政的經驗教訓，在對外資貿易方面實行了緩和的政策，同時在對外關係上也較第一次執政也有所調整。庇隆對各個政黨的態度也有所轉變，不再偏袒勞工大眾，而把各種政黨置於一種平等的地位。並頒佈了三年計劃恢復經濟，同時注意發展拉美各國團結友好關係，力圖爭取拉美地區的一體化。庇隆的經濟政策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上台後，三年計劃確實收到了一些成效，資本開始迴流，阿根廷的經濟開始恢復，通貨膨脹也減輕了許多。1971年阿根廷負債率為317.47%，在庇隆再次執政期間下降為156.09% ^[10]  。

胡安·庇隆再度執政後，過度的勞累使得庇隆的健康狀況愈加惡化，終於在1974年7月1日，庇隆因心臟衰竭而與世長辭，享年80歲。而此時他的第一個三年計劃才剛剛開始。

胡安·庇隆很強調要建樹一套理論，他説：“一個沒有理論學説的政府等於一個沒有靈魂的軀體”。庇隆將自己的理論稱為“正義主義”。 ^[11]  庇隆主義可以被看作拉美民粹主義盛行的起源，它成為工人運動和福利趕超的代名詞，對拉美地區有着深遠影響。庇隆上台後的勞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與20世紀30年代他在意大利等歐洲國家的學習經歷有關，當時他深受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工人運動思想的影響 ^[12]  。庇隆説：“庇隆主義學説就是第三立場學説”，“正義主義是永遠堅持第三立場觀念的”。因此可以説，“第三立場學説”是庇隆主義的理論核心 ^[13]  。

庇隆主義認為，社會是由四種基本力量，即“理想主義、物質主義、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組成的統一體，有四者之間互相制約，相互並存，各自發揮“必需的良好作用”，才能保證社會得到和諧的發展。若其中任何一種力量破壞了這種平衡，都將導致獨裁和社會非正義等多種社會弊端的產生。 ^[14]  “正義主義學説的最基本原則，是與各種對抗的力錄保持等距離，而處於理想的協調狀態” ^[15]  。庇隆聲稱，庇隆主義是“介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通過抑制兩個極端達到兩者之間的正確的平衡點”的學説 ^[15]  ，這就是庇隆主義的“第三立場”。

政治上，胡安·庇隆於1947年12月1日到2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正義黨建黨代表大會，將1945年庇隆競選總統時組建的勞工黨、激進公民聯盟革新委員會和獨立黨合併為統一革命黨，1949年改名庇隆主義黨，1964年又改名正義黨。庇隆主義黨與一般的資產階級政黨不完全相同，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組織，其中包括國家機構和經濟等部門的幾乎全部官員、大資本家、商人、宗教界代表人物以及參加庇隆工會的工人。該黨的黨綱和黨章，根據上述庇隆主義原則制定。雖然名義上黨的主席是由庇隆的積極擁護者、參議員、海軍上將特賽雷擔任，但實際領導權完全掌握在庇隆之手 ^[16]  。

1949年3月11日，庇隆主義黨人佔多數的制憲會議通過了阿根廷憲法。1949年阿根廷憲法修改了1853年憲法第30條中關於“修改憲法，必須經議會2/3以上的議員同意”的規定以及第78條關於禁止總統連選連任的規定，增加了可以連選連任的條文。這些修改為庇隆連任阿根廷總統和庇隆主義黨人控制議會立法權鋪平了道路。新憲法第34條授權總統必要時可在國內宣佈戒嚴，從而為庇隆總統鎮壓人民的自由、民主運動，禁止羣眾集會、示威遊行制定了法律根據。憲法第6條授予聯邦政府以干預各省事務的權限，從而極大地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力。憲法第15條規定，國家不承認那些以“蓄意損害憲法所鼓勵的民主制度”為原則的政黨和社會團體，這為庇隆政府取消政治反對派制定了“合法手段”。從憲法的這些規定看出庇隆政府是一個集權政府，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獨裁政府 ^[16]  。

但是，新憲法對公民在勞動、家庭、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權利和原則，卻不無民主進步的成份。憲法規定每個公民都有勞動權，根據1947年9月8日法律授予婦女選舉權，勞動者享有“自由組織工會和參加其他維護工會利益的各種合法活動”的權利，公民有受教育權利等等 ^[16]  。

庇隆政府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控制工會和工人運動，使工會變成庇隆政府和制度的支柱。到1946年庇隆競選總統時，庇隆主義黨人領導的阿根廷勞工聯合會已吸收了大多數有組織的工人，成員已達50萬名，至50年代成員發展到600萬，成為阿根廷力量最強大的工會。政府特別重視軍隊，把軍隊看作是庇隆政治制度的重要支柱。高級軍官在國家機構中任要職，最重要的工業部門，如冶金、飛機和拖拉機廠等，均由軍事機關管理。軍事費用佔國家預算的25%。政府設置4個軍事方面的部：陸軍部、空軍部、海軍部和國防部。此外，國家機構，其中包括政府各部、憲警隊伍和特務組織，都比以前大為膨脹 ^[16]  。

阿根廷工會運動開始於19世紀後半期，到20世紀30年代進入高潮，工會作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開始走上社會政治舞台。到庇隆時代，工會開始參與國家權力機構，併成為國家權力的重要支柱。建立由政府統一領導的工會運動是庇隆勞工政策的核心，為此，他採取的主要措施有：

（1）重新整頓工會組織，在現有工會中尋求支持力量。對於服從領導的工會，庇隆允許其保留原來的組織和領導機構，並且在勞資談判和參加政治活動方面給予優惠。對於不服從領導的工會，庇隆則採取兩種改造手段：一是鼓動與原工會領導集團有分歧的人物另組工會，爭奪羣眾，最後取而代之；二是採取壓制政策，改組這些工會的領導集團或改組整個組織。與此同時，庇隆還努力把未加入工會的工人組織起來，吸收到新建的工會中去，例如，電力和能源工會、圖庫曼糖業工會和門多薩葡萄酒業工會等都是庇隆一手促成的 ^[17]  。

（2）改組阿根廷總工會（CGT）。庇隆認為，要對全國的工會運動進行有效的控制，必須依靠在全國範圍內具有影響力的、包括主要產業部門的全國性工會組織——阿根廷總工會。然而，由於總工會的原領導人堅持工會應擁有一定的主權，不願完全聽命於庇隆，經多次拉攏未果之後，庇隆便以各種藉口撤換了阿根廷總工會的總書記，並代之以自己的親信。

（3）加強政府對工會的控制。庇隆主要是通過勞工秘書處（後為勞工部）來控制工會運動。1945年10月庇隆及其政府制定的《職業聯合會法》規定：只有經勞工秘書處認可的工會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而勞工秘書處只能給予每個產業部門一個工會合法地位。

（4）任命工會領袖擔任政府要職。例如，庇隆領導的第二屆政府（1946—1952年）中的外交部長、內務部長、財政部長和勞工部長都是由勞工領袖擔任的。

（5）建立正義黨，通過政黨組織和領導工會。正義黨是於1949年由3個政黨改組而成的，阿根廷總工會成為它的一個最重要的分部 ^[17]  。

胡安·庇隆説：“如果我們不能支配我國的財富，宣佈和實行我國的經濟獨立就是毫無意義的”，“實行經濟獨立，意味着打碎資本帝國主義和國際資本主義的枷鎖” ^[18]  。因此，庇隆在1946至1948年間對外國資本實行了“國有化”。庇隆政府將中央銀行收歸國有；利用戰時積累起來的黃金和外匯儲備，購買了一批外資企業。如以一億五千萬英鎊的代價購買了英資在阿根廷的二萬四千公里鐵路及其各種附屬公司；以一千一百萬英鎊購買了法資在阿根廷的鐵路公司；以三億一千九百萬比索購買了美資在阿根廷的電話公司。此外還購買了煤氣、保險事業，統歸國家控制。庇隆還清理了國家外債，建立了國家石油壟斷公司，掌握了阿根廷石油開採量的三分之二左右；成立了國家外貿壟斷機構——阿根廷貿易促進會，以獲取鉅額外匯來進口工業化的裝備。由於庇隆實行“國有化”措施，阿根廷外國資本在總投資中所佔的比例，由1930年的30%，下降到1949年的5%，其中英國投資從20億美元降到2億四千三百萬美元，美國投資由4億八千萬美元降到3億二千萬美元 ^[19]  。

庇隆還宣佈要發展民族工業，推行“工業化”計劃。1946年底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1952年又搞“第二個五年計劃”。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規定投資總數為66億多比索，從國外進口近兩萬套工業設備，以發展本國工業，主要是輕工業，也有一些重工業，如鋼鐵、化工、水泥、燃料等。修建了長達1000公里的煤氣管道，開闢了新的民用航線，發展了遠洋商船隊。由於執行了“國有化”和“工業化”計劃，本國工業生產能力有了較大提高。1951年工業生產總值比1943年增長了50%；1953年紡織工業的產量與1940年相比，增加了3倍；石油開採量從1938年的250萬噸增加到1956年的400萬噸 ^[20]  。

但值得指出的是，庇隆的“國有化”是不徹底的、妥協性的。據估計阿根廷收購英資鐵路公司所花的代價，比它的實際價格還高出5000萬英鎊；在收購美資電話公司的合同中竟規定，10年內阿根廷所需要的電訊器材必須向美國通用電器公司購買。而外資控制的電氣和冷藏業就根本沒有觸動 ^[20]  。

建立有利於工人的再分配製度是胡安·庇隆勞工政策的基礎。其主要內容包括：第一，頒佈一系列新的勞工法，用法律形式將工人應享受的各種權利和社會福利固定下來。這些立法涉及政治權利和經濟福利兩個方面。關於工人政治權利的規定，主要體現在1949年3月制定的新憲法中。與以前的憲法相比，這部憲法最突出的變化就是增加了《工人的權利》一節，其中列舉了工人應享有的十大權利：勞動權、公正賠償權、培訓權、良好勞動條件權、保護健康權、生存權、社會保障權、保護家庭權、經濟改善權和職業利益保障權。其他勞工立法還涉及養老金、農村僱工、未成年學徒工、家庭傭人、工人假期工資、新年額外津貼和不準隨意辭退工人等方面，並對工人應享有的社會福利作了具體規定。此外，政府還建立了專門負責處理勞資矛盾和糾紛的勞工法庭。 ^[17] 

第二，社會福利政策主要面向工人，特別強調照顧工會會員的利益。工人除享受普遍的福利外，還可得到由政府強制僱主捐獻的社會保障基金及其他額外福利，如事故和醫療保險，數額約為工資額的40%—50%。1948年與1943年相比，工人實際工資以及養老金和假日工資分別提高50%。1943至1952年，有資格享受社會保險的工人人數從50萬增加到500萬。工會會員可以獲得更多的福利，因為有些福利基金只有會員有權分享。 ^[17] 

1943年“庇隆革命”之後，11月勞工福利部的成立使社會保障職能得到加強。1944年勞工福利部成立了“國家社會福利委員會”，負責研究建立統一社保體系的方案。在此階段，勞工福利部有着明確的目標對各行業養老基金進行統一，進行大幅度改革。1945年國家社會保障局成立後，兩任局長先後提出建立統一養老基金管理體制的建議報告，但都遭到工會和僱主代表的普遍反對 ^[21]  。

1946年10月，庇隆向國會提交了第一個五年發展計劃（FFYP）。該計劃的制定者是庇隆的助手和技術顧問何塞·菲格羅拉。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建議，例如要求所有人都加入社會保險，繳費率要適中，各省和地區也要對社保改革做出貢獻等等。這些建議得到了政府技術官僚和改革派的認同，但此時的政治氛圍已進一步發生了變化。工會主義者支持庇隆當選總統，他們的進一步支持是必要的，庇隆需要權力的擴展，部分代價就是繼續維持和擴張目前工人已獲得的社會權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公佈後的幾個小時，庇隆就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保障工人利益的社保基金沒有危險，新計劃將擴展，而不是替代已有的社會福利，新計劃是實驗性的，為此參保成員不必擔心。此後，勞工福利部下的社保監督委員會公佈了自己的改革計劃，它繼續強調各基金的自主性，建議成立12個社保基金，包括公務員、鐵路、公共服務、銀行、商人、演員、記者、商業、產業、自僱者、家庭僱員和農村等部門；每個部門都管理自己的基金，但繳費率需要統一 ^[21]  。

1952年庇隆政府開始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乏善可陳，基本上是維持現有的養老基金體制。政策制定者認為政府在發展福利的管理作用是協調性的，而不是中心性的，應將權力歸於各個基金。此時，工會管理的養老基金組織大都有自己的財權和行政管理權，建立各自的社保制度管理規範和待遇標準，並負責基金投資、確認個人房屋貸款等事項。每個基金的管理層由工會代表組成，相比庇隆之前的管理體制，工會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權 ^[21]  。

1943年，胡安·庇隆上任勞工福利部部長後，加強了健康保障計劃的統一管理。1943年國家衞生和社會救助辦公室成立後，開始將部分民間慈善互助會的醫療資源進行整合。1944年，國家社會保障局開始負責協調工會管理的醫療保險制度，並推進國家健康保障計劃，規定政府每年出台預算，向退休計劃參保者提供一系列健康服務，除了工傷和殘障保險服務外，還為參保人提供體檢服務，對生病的工人或出現疾病兆頭的工人要強制進行治療。同時，勞工福利部還鼓勵工會建立醫療機構為參保者提供醫療服務。1946年拉蒙·卡里羅開始擔任衞生部部長，他是庇隆全民健康保障計劃的主要執行者，直到1954年辭職，其八年主政反映了當時健康保障計劃的發展設想。在庇隆政府的各位部長之中，可以説，他所實施的國家衞生計劃最接近於庇隆主義所宣揚的“社會公正”。1946年衞生部制定了國家健康保障行動計劃。該計劃的一部分被納入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並附帶提出了大規模的國家衞生服務設施建設項目 ^[22]  。

自1951年開始，衞生部提出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面臨挫折，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資金短缺。伴隨經濟下滑，政府在醫療衞生方面的支出開始捉襟見肘，許多地方衞生管理分支機構面臨資金瓶頸。從庇隆時代起，控制醫療保險基金即成為各工會的主要目標之一，這對以後醫療保險體制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22]  。

1943年，胡安·庇隆上任勞工福利部部長後，住房政策開始得到重視，政府很快出台規定，禁止房屋超員居住，並採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包括凍結房租、禁止房主趕走租客等等。1944年4月，政府撥款600萬比索在首都建設第一個工人公寓。隨後，勞工福利部發布公共住房計劃：一是政府投入廉價房建設；二是出台政府準則，引導國家和私人信貸機構執行住房政策。庇隆聲稱勞工福利部當時的建房計劃僅是解決住房危機的一個試點階段，而長期內政府還要投入更多。但事實上，在此階段除了工人公寓項目外，其他建設項目進展都比較緩慢。1945年之後，公共建房熱情進一步升温，1945年初庇隆宣佈住房試點階段結束。為進一步促進公私合作，加大建房規模，庇隆成立了一個住房建設自治機構：國家住房管理局，該機構的職責包括直接建房，向地方、國有企業和社團等撥款，進行合同安排和技術援助，在不同地區進行資源調配、城鎮規劃等等。由於諸多政府機構參與住房建設，ANV很難進行協調，最大困難源於經費限制。在庇隆政府歡呼成績的同時，住房短缺問題依然嚴重 ^[23]  。

胡安·庇隆在二戰期間採取的“中立”的親德的政策，並容納德國的納粹份子留在阿根廷生活，這些歷史事實，都是世人對庇隆政府所詬病的依據。但是如果結合庇隆的成長經歷以及當時的社會背景來具體分析，就可看出他之所以容留納粹份子在阿根廷有其主觀和客觀上的原因。而且庇隆政府之所以採取“中立”態度，成為最後一個對軸心國家宣戰的國家，也並不是出於要與軸心國勾結從而侵略他國的目的，只是因為政府意圖跟戰爭雙方都進行貿易往來從而發戰爭橫財。這是庇隆政府資產階級的屬性的表現，與德日意的納粹法西斯在本質上並不相同。 ^[24] 

胡安·庇隆第二次執政期間採取的政策則是在蘇美兩個國家之間實行“平衡外交”，他一方面發展同蘇聯的關係，另一方面又減弱反美的調子。這與庇隆第一次執政時期的對外政策有明顯變化。庇隆政府第一次執政時期同蘇聯的關係並不好，再次執政後他不再反對同蘇聯發展關係。但是他的“平衡外交”並沒有改變他既依靠美蘇兩霸又反對美蘇兩霸的方針，他正是為了在這兩者之間建立最適當的平衡，從而從雙方中都獲得實惠。 ^[25] 

胡安·庇隆政府一直致力於加強拉美各國的團結。他本人於1974年1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同巴拿馬首腦托里霍斯簽訂的一項聯合聲明中着重指出，“必須努力爭取拉丁美洲的團結，以便實現經濟上和文化上的獨立”。庇隆不止一次説，“拉丁美洲人民必須針對強國捍衞他們的原料價格”，強調“我們應該發展我們自己，提高我們的尊嚴，保護我們的自然資源。”1974年6月，在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巴拉圭、烏拉圭五國外長討論拉普拉塔河流域經濟發展問題會議的開幕式上，他指出，“這個地區無窮無盡的自然財富應該、也能夠得到積極的開發，以便為居住在這個地區的人民謀福利。 ^[26]  ”

對於西歐採取接近的方針。胡安·庇隆認為，阿根廷必須同西歐搞好關係，以對抗美蘇兩霸的壓力。他指責蘇聯霸權主義和美帝國主義都以一種無恥的方式瓜分了地球，並通過經濟戰線和意識形態向他國滲透 ^[27]  。因此庇隆政府決定藉助西歐的勢力來抵制美蘇兩國的勢力，加強了同歐洲共同體的聯繫，希望從西歐獲得更多的投資。

胡安·庇隆政府主動發展同中國的友好關係。在其出任總統之前，他就曾於1973年5月派他的夫人（瑪麗亞·埃斯特拉·馬丁內斯·德·庇隆）訪華，為他本人訪問中國進行準備工作。

胡安·庇隆對歷史有研究，結合阿根廷的現實，發表了不少講話和著作。他早期寫過一些論述軍事戰術的文章，後來出版過一些政治著作和講話集。比較有名的有：《政治指導》、《革命學説》、《賣國賊》、《武力是弱肉強食的權利》等。他在這些著作和講演中，建立了一套理論體系 ^[33]  。

第一任妻子：1929年1月5日，胡安·庇隆與奧萊利亞·提宗結婚，13年後奧萊利亞死於子宮癌。

第二任妻子：1945年，胡安·庇隆與伊娃·庇隆（或稱埃娃，即著名的庇隆夫人）結婚。在她的幫助下，庇隆在勞工和婦女團體中獲得了更多的支持，在阿根廷有“國母”之稱。伊娃於1952年死於子宮癌（一説白血病），年僅33歲。 ^[34] 

第三任妻子：伊莎貝爾·庇隆，出生於中產階級家庭，最初曾為舞蹈演員，1961年，與庇隆結婚。1973年在協助丈夫第三次當選總統後，她也一躍成為阿根廷歷史上首位女副總統。 ^[35] 

胡安·庇隆墓位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外的查卡利塔市立公墓中。在庇隆去世32年之後，得以進入專門為他打造的新陵墓。2006年10月17日，阿政府舉行了隆重的遷葬儀式。庇隆的新陵墓坐落在聖比森特，從1946年起成為庇隆的地產，面積約為19公頃，耗資130萬美元。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