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河上公章句

在唐朝《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出現之前，眾多的《道德經》舊本中，河上公本和王弼本與《老子指歸》流傳最廣。近人朱謙之認為：王本 屬文人系統，一般為學者推崇；河上本近民間系統，文句簡古。②河上本自身也有不同。據李道純稱：有河上公解注，有二家全解，有章 句白本，三本中以章句白本理長。③朱謙之又説注本有北方傳本與南方傳本的不同。北 方本以敦煌發現的六朝唐寫本為代表，即敦煌本；南方本則以日本奈良聖語藏鎌倉舊抄 卷子殘本及東北大學教授武內義雄所藏室町時代抄本為代表。北方本優於南方本。

河上公注本文字簡明，清晰精確，有相當濃厚的養生思想，反映了西漢社會尚黃老 神仙的思潮。注中反覆講“自愛其身，以寶精氣”（七十二章）；“治身者當愛精氣而 不放逸”（五十九章）；“深藏其氣，固守其精，使無漏泄”，“深根固蒂者，乃長生 久視之道”（同上）；“愛精重施，髓滿骨強”（一章），“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 天之精氣，則可以久”（三十三章）；特別強調了寶精愛氣在養生中的重要地位。河上 注本還以“去六情”、“損情去欲”作為養生的一個重要條件。認為：得道之人，損情 去欲，五內清靜，至於虛極（六十章）； 治身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十一章）；情慾斷絕，德與道合，就能 無所不施，無所不為（四十八章）；除情去欲，守中和，就是知道要之門户（一章）。 　河上注將治身與治國相結合，主張身國同一。以人君作為養生之道的施教對象，把 養生之道和人君的南面術聯繫起來。它説，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十 章）； 聖人治國與治身相同（三章）；效法道的無為，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 （四十三章）；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在己，治身神不勞，治國民不擾（四十四章）；治 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六十章）；治國當愛民財，不為奢泰，治身當愛精氣，不 放逸（五十九章）。把治身的原則推而廣之，擴充到治國當中，則國無不治；反過來説， 把治國的道理運用於治身，則身無不治。身與國是相通的，清靜無為、知足儉嗇是二者 共同的原則。這是對老子原有思想的發揮，後世道教徒解老時也繼承了這一觀點。 河上注中多有神仙思想，如注“穀神不死”稱：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六章）。 注“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稱： 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十三章）。 反映了西漢黃老思想的特徵。

關於“道”，河上注認為是混沌未分的元氣，它無形無音無匹雙，存在於天地之前， 混沌而生成萬物。道始生者為一，一生二即一生陰陽，二生三即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 為天地人，三生萬物即天地人共生萬物。道散而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這就是 河上注的宇宙化生論。它把道分為經術政教之道和自然長生之道，説道神通廣大，通行 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託陰不腐，無不貫穿，沒有危殆，並將道人格化，賦予其 意志力和思維能力。

總之，河上注是西漢方術之士的解老之作，它吸取當時哲學、醫學和養生學的成果， 着重從養生角度解老，同時闡發治國之道，主張通過自身修煉而長生不老，是道家思想 向道教理論過渡的一個重要標誌。其思想多為後世道教繼承發揚，唐時《傳授經戒儀注 訣》規定它為道教傳授的主要經書之一。河上本通行於道教中，為道士廣泛使用，不少 道士解老都以它為底本。至今一些學者認為，河上注本有的地方勝過了王弼注本，保存 不少精義，可與王注並行，取長補短。它對老子思想，漢代黃老思想和早期道教思想的 研究具有參考價值，在版本學上也有其重要價值。

經名：道德眞經注。又名《河上公章句》，亦稱《道德經章句》，為最古的《道德經》注本。漢文帝時，陝州隱者河上公注。按唐陸德明《老子道德經音義》謂：“河上公為章句四卷，文帝徵之不至，自至河上責之，河上公乃躍身空中，文帝改容謝之，於是授漢文以《老子章句》四篇”。河上公，西漢道家學者。姓名不詳。在河濱結草為廬，因號“河上丈人”。精研黃老業，以《老子》教授。葛洪《神仙傳》載，漢文帝（前180－前157在位）好《老子》，有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遣使問之。答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自至庵責問，乃踴身空中。帝稽首謝，於是授以素書道經章句，謂“熟研之，所疑皆了，餘注經一千七百餘年以來，凡傳三人，連子四矣”。言畢失其所在。《隋書·經籍志》著錄曾注《老子道德經》二卷。此注分《老子》為八十一章，每章題名。今傳《道德經》分章標目本，卽始於河上公。全書主旨以治國治身相結合的思想來闡述《老子》，謂“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其理想之人君，乃萬民之父母，為民興利除害，公正無私，去貪淫聲色，服飾飲食，宮室台榭。其修身之法為除嗜慾，去煩亂，懷道抱一，守五神，和柔謙主，不處權，愛精重施，髓滿骨堅，反樸守淳。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可無有。用氣當寬舒，不當為急疾勤勞。此注除《道藏》本外，尚有景龍碑本，廣明本及日本天文鈔本，瀧川本等，可以互校。參校本：一、《四部叢刊》影印宋建安虞氏刊本（簡稱影宋本）。二、敦煌S.477、S.3926號寫本。

關於《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時代及其作者，眾説紛紜，大致有秦漢、西漢説。贊同秦漢説的認為，它產生於《老子想爾注》之前，其中有後世道流增飾之處。

漢代中後期是道家思想的轉型時期。在意識形態領域失去了 主導地位的道家學説不再作為統治術而為統治者所用，其存在和發展只能採取兩種主要的形式：其一是作為學術思想，其二是作為長生成仙之道；對道家思想進行研究的主要形式也由漢代前期的著書立説變為對《老子》進行註釋，可惜其中大部分已經亡佚 了。流傳下來的，則以西漢末期隱士嚴遵所著的《老子指歸》和東漢中期託名河上公者所著的《河上公章 句》最為典型。

兩部書對當時道家思想的演變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老子指歸》的道論與哲學思想為揚雄、王弼、成玄英等人所繼承,成為魏晉玄學所提出的“貴無”、“自然為本”的本體論與重玄學的萌芽。《河上公章句》 雖為道家學術著作，但客觀上為早期道教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基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