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貓經濟

綠貓經濟説白就是可持續發展型增長類經濟。這個詞來源於托馬斯·弗裏德對中國經濟的一段評述，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在中國宣講了他的一個新發現：“綠貓。”他説，“鄧小平説，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但是我覺得，不管白貓黑貓，不是綠貓就抓不到老鼠。”他的意思是，一個國家的生態環境，在未來是爭奪其他地方知識精英或者挽留本土知識精英的重要變量。知識經濟和開放的世界人才流動體系給予了知識精英挑選自己處境的特權，於是，青山綠水將比銀元鈔票更重要。如果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很好，但是污染嚴重，那麼，知識精英會逃離這個環境，這使得這個國家無法獲得足夠的智力資源在經濟上升級。

這個“綠貓”顯示了：在一個開放的以搶奪人才為至高目標的世界裏，生態環境通過影響智力流，進入了真實的生產函數體系裏面。生態環境也構成了一種凌厲的生產力。事實上，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正在沿着“綠貓”理論的逆向線走着。舉個簡單的例子，中國目前大約有4300萬慢性肺病患者，每年大約有100萬人死於此病。而且中國的慢性肺病患者日趨低齡化，30歲得病人羣佔比大幅度上升。慢性肺病的兩大致因：吸煙和空氣污染。由於吸煙有一個過程期，所以導致患者低齡化的主要原因一定是空氣污染，而空氣污染將給那些年輕的知識精英產生心理上的陰影。隨後，他們的走向也可能將會決定經濟結構的升降。

托馬斯·弗裏德曼的“綠貓”是對Grossman和Krueger等人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替代，“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洋溢着一種愚蠢的樂觀，認為一國經濟發展的初期雖會破壞環境，但在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後，經濟發展卻能夠帶來更加環保的技術，從而有利於環境的改善。也許就像帶來強大的衝擊波的“斯特恩報告”説的那樣：我們的確過去高估我們對環境的修復能力。

國外有專家預測，環保產業將會成為21世紀世界性的主導產業。在歐美，環保產業早已不是什麼新鮮的字眼。自上世紀70年代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之後，一些發達國家開始將環保產業列入發展日程，並用30多年的時間使其逐步發展成為支柱產業之一。

中國的環保業也開始嶄露頭角。在近年來國家環保總局掀起的三次“環保風暴”席捲之下，在發展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以及綠色GDP等多方利好消息的刺激之下，中國環保產業開始出現快速增長，其勢難擋。

與此同時，在經濟和產業研究方面也有學者提出了關於環保的“綠貓”理論，而且有國內外兩個版本。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主辦的一個講座上指出，中國若能把“黑貓變綠貓”，積極推行環保、節約資源，東方巨龍的崛起將能深刻地改變自己和世界，並重新塑造我們的世界。

紐約時報專欄作者、著名暢銷書《世界是平的：21世紀簡史》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認真研究考察了中國的現狀後，語出驚人而又耐人尋味地宣講了他的一個新發現：“綠貓”。

胡鞍鋼宣稱的“黑貓變綠貓”，是將他提倡的“綠色崛起”視為中國今後發展的必選之路：中國不能走高消費、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黑色模式”，需要從“黑貓”模式到“綠貓”模式；中國不僅要“和平崛起”，也要“綠色崛起”，不僅是“和平發展”，也是“綠色發展”。

而在中國有“轉行的全球化傳教士”之稱的托馬斯·弗裏德曼先生，則為給中國帶來蓬勃朝氣的經典“貓論”下了個新註腳：“無論黑貓白貓，如果不是綠貓(健康環保)，即使抓住老鼠也不是好貓。”

理論與現實是分不開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過度地依賴於自然資源，並且還走着發達國家“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導致環境問題更加突出，生態形勢愈發嚴峻。(詳見P39“有關中國生態形勢的一組數據”)

“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益、難循環”，環保專家、中華環保聯合會副秘書長李恆遠教授告訴《新經濟導刊》，“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正呈現出這五大特點，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改變，否則我們的資源難以支撐長期的發展，環境也難以保護。”

與李恆遠一樣憂心中國環境問題的人還有很多。“中國人現在談話自由輕鬆了，但呼吸更困難了，空氣中充滿煙霧。長此下去，未來的中國經濟奇蹟，將變成一場生態噩夢！”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一位官員考察中國的生態環境時痛心疾首地説。

如此嚴峻的環境問題已逐漸引起中國全社會的關注，公眾環保意識日益提高，國家對環保投入的力度不斷加大，客觀上，正漸進實踐着如胡鞍鋼般悲天憫人的學者們所提倡的“綠貓”模式。

面對越來越多的期望,中國也逐漸意識到綠色經濟的重要性。短短几年的時間,汽車業、能源、建築等行業的綠色發展也顯現出了巨大的潛力。

據瞭解,由於巨大的市場需求和環保需要,汽車市場率先開闢出了以電動汽車為代表的新能源汽車之路。比亞迪、奇瑞等民營汽車在開發新能源汽車方面表現非常突出。而按照政府規劃,到了2011年,中國將年產50萬輛新能源汽車,給整個汽車行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機遇。對此,賓利汽車主席卡爾·諾依曼評論道:“這類汽車（新能源汽車）對於中國大城市減少污染着實有用。”

除此以外,環保產業總產值從2005年2000多億元開始,年增長率在17.5%左右,且不斷擴大。可再生能源方面和建築節能方面,僅“十一五”計劃將單位GDP的能耗降低20%,而建築節能的目標為1.2億噸標準煤,佔全社會節能目標的21%,在太陽能利用和風力發電方面,中國也逐漸從生產這些可再生能源設備大國到消費大國。 而中國在“十一五”規劃基礎之上設計的“十二五”中國發展藍圖,更是凸顯了綠色發展指標:單位GDP能源消耗量繼續下降20%;單位GDP用水量2015年比2010年減少30%;主要污染排放量絕對量減少10%或者10%以上;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20%;森林覆蓋率從20%提高到22%等。

儘管潛力和目標都很鼓舞人心,但是也有人擔心,中國綠色投入是否可以和產出成正比。首先在投資方面,每年就需要大量的投入和融資。麥肯錫研究院報告中就表示,如果中國想有效實行“綠色經濟”,每年要投資1.8萬億元人民幣的投入。這麼大一筆錢從哪裏來,將是未來政府不得不考慮的。

此外,如何克服中國在技術方面與其他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也是未來發展的一個障礙。氣候組織在最新的報告《中國的清潔革命Ⅱ:低碳商機》裏表示,儘管中國目前在發展環保科技方面自主研發投入甚多,但大部分企業仍然處於產業鏈的下端。而未來的一大挑戰就是縮小和西方發達國家高端技術之間的差距。

“中國減排成功就意味着世界減排成功，中國減排失敗就意味着世界減排失敗。中國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中國能源報：中國現在已成為全球二氧化碳第一排放大國、能源消費第二大國，但中國也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如何找到減排合作的共容利益？

根據IEA（國際能源署）最新報告，2004年中國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經超過歐盟；2007年又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預計2028年將超過北美、歐盟、和日本三大經濟體的總和。中國累計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佔世界排放總量的5%,居世界第三位；2007年上升至9%,居世界第二位，僅排在美國之後；中國2007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顆粒物排放量均是世界第一位，這些指標都不同程度地大大超過中國當時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19.7%）和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比重（16.1%），即使是中國的人均各類污染排放量，也已經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根據世界銀行數據統計，2000-2008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從27億噸提高到70億噸，年平均增長率為12.28%,其累積排放量為415億噸。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標準將減排責任一分為二已經不夠科學，我們提出以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分類為基礎的四分組原則替代發達兩分組原則。

中國能源報：這個指數制定的依據是什麼？是否包含了人均GDP指標？中國在這四分組中處於何位置？

HDI是UNDP（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1990年提出的用於測度和比較各國的相對人類發展水平重要指標，包括健康、知識和生活水平，它包含並優於單純的人均GDP指標。我們在UNDP以HDI為指標劃分的基礎上，將中等發展水平國家做出進一步區分，總體上分為四組：高HDI組、上中等HDI組、下中等HDI組、低HDI組，即“一個地球，四個世界”。

中國目前位於上中等HDI組，屬於全球減排的第二梯隊，是有條件減排的國家。但減排還有一個污染排放大國減排主體原則，考慮減排責任應該同時參照這兩個原則。從這點出發，中國和美國應當帶頭主動減排。中國近年來各項數據都表明，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一個典型的黑色發展模式，中國需要從世界最大的“黑貓”轉向“綠貓”，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減排成功就意味着世界減排成功，中國減排失敗就意味着世界減排失敗。中國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我國要在較低的人均GDP水平時提前達到碳排放高峯，之後進入碳排放總量下降階段，並使碳排放高峯幅度和累計碳排放量都明顯低於庫茲涅茨曲線的相關數據。”

中國能源報：中國這些年來經歷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卻是以巨大的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為代價。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經濟總量只有3600多億元，即使是按購買力評價計算，也只佔世界經濟總量比重的4.9%。因此，我們把加快發展作為基本理念和核心目標，並創造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奇蹟”，卻出現了環境污染上的“大折騰”。“九五”規劃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率為8.6%,能源消費增長率為1.1%,煤炭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是負增長；然而在2000-2008年，我國經濟增長率為10.2%,能源消費增長率達到9.4%,煤炭消耗量增長率為10.8%,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率達到12%。這些數據都高於經濟增長率，高能耗高污染的發展模式嚴重脱離了中國人口眾多、自然資源相對緊缺、生態環境極其脆弱的基本國情，影響了經濟增長的質量，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迫在眉睫，並將成為國家“十二五”規劃及今後一時期的主題。

中國能源報：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弊端已經體現，這樣的模式應如何轉型呢？

中國在“十一五”規劃當中明確提出要將節能減排作為工作重點，而在考慮和設計“十二五”規劃時，氣候變化成為中國發展的最大限制性因素和國內外製約條件，因此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國家核心發展政策之一。這是與歷次五年計劃最大的不同之處，也是最大的創新之處。

我們在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的《國家“十二五”規劃總體思路及目標研究提要報告》中指出，“十二五”規劃的基本原則之一是綠色發展。綠色發展的內涵是經濟發展和碳排放污染脱鈎，它不是先污染後治理的模式，而是需要綠色發展理念創新、綠色消費市場創新、綠色中國國家治理創新和綠色技術創新，它符合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生態安全、減災防災等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也是21世紀中國的長期基本國策。

“十一五”規劃期間我們提出了建設節約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和發展循環經濟的目標，“十二五”規劃中應該在繼承這些目標的基礎上努力建設氣候適宜型社會、發展低碳經濟、發展新型戰略產業，並建立綜合的國家防災減災戰略，以應對異常氣候和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總之，綠色發展不應該只是理念，而是具有可操作性。

中國能源報：中國政府公佈了到2020年控制温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從更長遠來説，中國的綠色發展路線應該如何制定？

從長遠來看，中國減排意味中國選擇綠色現代化，這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就是實現上述目標，即使我國在2020年前後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峯值，約80億噸，也就是使這一時期二氧化碳累計排放量也達到914.5億噸；第二步是在2020年之後二氧化碳排放量開始下降，到2030年降至2005年的水平，約為50億噸，也就是使這一時期二氧化碳累計排放量為650億噸；第三步是到2050年使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至1990年時水平的一半，與世界減排同行。

其中，前兩步是從“黑貓”到“綠貓”模式的關鍵時期。我國要在較低的人均GDP水平時提前達到碳排放高峯，之後進入碳排放總量下降階段，並使碳排放高峯幅度和累計碳排放量都明顯低於庫茲涅茨曲線的相關數據。

“中國面對的是兩個‘前所未有’：一是‘前所未有’的發展挑戰，本質上是對傳統的黑色發展模式的最大挑戰；二是‘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本質上是創新綠色發展模式的最大機遇。”

中國能源報：在確定上述的綠色發展指標和路線之後，我們應該怎樣進一步制定有效的綜合政策體系？

第一，要追求高質量的經濟增長率，防止高排放的經濟增長率；第二，要大力調整產業結構，降低工業增加值比重，嚴格限制幾大高耗能產發展，轉而加快發展技術密集、人力資源密集、就業密集的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第三，要調整能源政策，提高使用優質、可再生能源比例，大幅度減少使用高碳能源比例，應當明確今後能源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實質是大力限制煤炭產業發展，並在全國強制性提高清潔利用煤炭比例，不斷提高能源效率，實現《節能中長期專項規劃》中2010年和2020年的節能目標，並實施能源價格改革，開徵污染税；第四，鼓勵引進和使用世界目前所有的節能減排重大技術，鼓勵國際合作創新綠色技術，發展各類氣候適應性，使技術技術創新成為實現中國節能減排目標的關鍵；第五，根據HDI原則實施減排的地區政策，不同地區使用不同的減排約束性指標；第六，擴大綠色生態空間，發展林業產業，大力發揮森林這一陸地最大的儲碳庫和最經濟高效的吸碳器這一作用；第七，實施綠色投資，擴大綠色新政，支持和發展綠色貿易，加強國際綠色合作。

中國能源報：綠色發展路線需要長期執行，中國應該如何衡量減排成本，如何平衡實施綠色路線和經濟發展的關係？

“九五”規劃期間我國的經濟增長率是8.6%,經濟增長率高但是能耗不大，經濟增長過快必然會造成能源消耗迅速和污染排放的增加，因此經濟增長應該保持適宜的速度。調整能源結構，發展綠色產業，投資綠色能源，能促使能源輸出地提高生產清潔能源的能力，並帶動相關產業和就業的發展。從這個角度看，走綠色路線是我國目前最大的經濟新增長點，我國將成為最大的綠色能源生產、消費、相關設備製造出口大國，市場潛力不可估量。

中國面對的是兩個“前所未有”：一是“前所未有”的發展挑戰，本質上是對傳統的黑色發展模式的最大挑戰；二是“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本質上是創新綠色發展模式的最大機遇。中國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經濟總量最大、發明專利最多的國家，走綠色現代化的路線不但不會影響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率，還會大大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社會福利，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生態安全、適應氣候變化的“多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