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大通學堂

學堂佔地數十畝，坐北朝南，按東、中、西三軸線佈局。中軸線建築三進，第一進門廳，五開間；第二進禮堂中立秋瑾塑像，三開間，前檐接抱廈，禮堂系當年大通學堂師生集會之所。第三進五開間，民國后辟為“徐社”，東梢間後檐牆嵌有蔡元培撰寫的《 徐烈士祠堂碑己》。三進之間有長廊貫通，通長47 . 32 米、步梁深1 . 57 米，當年每逢雨天，學生們就在這裏習操練武。1980 年起文物部門對其進行幾次大規模整修並陳列開放，其中後進闢為徐社，現展出徐錫麟生平事蹟和蔡元培撰寫的《徐烈士祠堂碑記》。今禮堂闢為陳列總序廳，徐社闢為展室，佈置《 徐錫麟生平簡史陳列》。東軸建築分別是秋瑾辦公室（被捕處）【首進東首第三間為秋瑾當年辦公室】、會議室【第四間是會議室】、教室等，現均按原狀陳列。西軸建築分別是學生宿舍與教室，現學生宿舍闢為展室，佈置《 光復會史蹟陳列》 ，教室闢作臨展廳，佈置書畫作品。

大通學堂是清末革命團體光復會活動中心，辛亥革命前夕皖浙起義的重要據點。1 963 年公佈為浙江省文物保護單位。

大通學堂勇開中國師範教育體育專修科和女子校長之先河，現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 年6 月與徐錫麟故居合併公佈為國家級重點文保單位。 ^[1] 

大通學堂是光復會創辦的一所培養革命軍事幹部的學校，陶成章是該校的創始人之一。他參加了大通學堂的籌辦，趕赴杭州申請到了辦學的合法地位，又制訂了學校的規章制度，並親赴各地招募會黨骨幹分子進行軍事培訓。大通學堂為浙江辛亥革命培養了一批骨幹力量。

1905年7月，陶成章在上海接到秋瑾帶來的徐錫麟關於共商革命大計的信後，和龔寶銓一起回到紹興，與徐錫麟商討培養革命骨幹問題。此時光復會正計劃創辦一所學校，用辦學名義，對浙江各地的會黨骨幹分子進行軍事培訓，為發動武裝起義，推翻封建專制統治作準備。陶成章便與徐錫麟等人一起着手籌辦大通學堂。創辦學校首先面臨辦學經費的困難問題，蔡元培的弟弟蔡元康向徐錫麟建議，用搶劫錢莊的辦法，來籌集辦學經費。徐錫麟表示贊同，並立即行動起來，向光復會會員、紹興富商許仲卿借銀5000元，以紹興府學堂學生進行體操演習為名，請紹興知府熊起蟠批准，從上海購得後膛九響槍50支，子彈20000發。徐錫麟又囑竺紹康回嵊縣，挑選20多名身強力壯的會黨青年來紹興，每人發給20元費用，由徐錫麟親自督率，在東湖進行訓練，準備一旦時機成熟，就實施搶劫計劃。陶成章竭力反對這樣做，認為不能因非正當途徑的籌款而損害全局。因為一旦計劃實施，必然引起社會上的巨大反響，從而不但暴露了自己，而且還會給光復會抹黑，最終得不償失。

除了辦學經費上的困難外，選定大通學堂的校址也頗費周折。紹興城西東浦附近大通橋旁的普濟寺，交通便利，房屋寬敞，還有一大片空地，是一個理想的辦學場所。徐錫麟徵得了方丈的同意，借用寺院的空屋作為辦學之用，準備創辦大通武備學堂，訓練會黨成員。徐錫麟的父親徐鳳鳴聞訊後，立即出面予以制止。光復會的辦學計劃由於遭到徐錫麟父親的阻撓，眼看即將流產。此事很快為城內豫倉董事候補知縣徐貽孫所得知，他想從提倡學務中獲得好評，便主動找到徐錫麟，表示願借豫倉的空屋作為辦學之用。於是，陶成章、徐錫麟、龔寶銓等人向徐貽孫商借豫倉空屋數間作為辦學場所。大通學堂的校址遂設在紹興古貢院前，以山會兩邑豫倉作為校舍。　學校名稱最初定為大通武備學堂。但當時的清政府有規定，私人不得辦武備學堂。陶成章為了掩護革命活動，建議改名為大通師範學堂，但以軍事訓練為主。為了取得辦學的合法地位，陶成章還親自赴省城杭州，向浙江學務處遞交辦學申請。在申請書中，陶成章提出大通學堂專門設立體操專修科，學員經過6個月的培訓後，回鄉替政府創辦團練。當時的清吏們被陶成章冠冕堂皇的理由所迷惑，認為言之成理，便批准了大通學堂的創辦申請。

徐錫麟建議在大通學堂舉行開學典禮時，邀請紹興城內所有的清吏參加，趁機予以全部消滅；並要求陶成章通告各地會黨同時響應，發動武裝起義。陶成章認為時機不成熟，竭力勸説徐錫麟放棄了倉促的起義計劃。1905年9月23日，大通學堂舉行了開學典禮，由徐錫麟、陶成章負責，錢葆蓀任總教習，陳魏任總監。從此，大通學堂成了光復會吸收會員，從事會務活動的主要基地，也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創辦的第一所培養軍事幹部的學校。

　為了召集會黨骨幹到大通學堂培訓，陶成章與龔寶銓、呂熊祥奔赴浙江的諸暨、永康、縉雲、金華、富陽等地，通知各地會黨骨幹彙集紹興，入大通學堂學習兵式體操。大通學堂開創了中國秘密會黨接受近代化軍事教育的先河。陶成章為大通師範學堂制定了若干規章制度，規定凡是大通學堂的學生，一律加入光復會；學生畢業後，仍受本校辦事人員節制；而會黨骨幹僅習兵式體操，畢業後發給記有特別暗號的文憑。為了挾制紹興當地的官府和紳學各界，迫使其以後不能隨意反對大通學堂，故每當開學及畢業時，均邀請紹興城內的清吏、著名士紳及學界人士參加，並拍照留念，送各府縣署及學校懸掛。

陶成章還規定會黨中人，只參加兵式體操的訓練，以培養開展武裝鬥爭的軍事人才。大通學堂的課程設置以體育為中心，尤其重視軍事體育，包括兵式體操、器械體操、夜行軍、爬山、泅水、軍號等，學校的教學設備也主要是軍事演習用的槍支彈藥，並配有天橋、榴木、平台、鐵桿、木馬、鞦韆、鐵環等體育操練器械。大通學堂設特別班和普通班，特別班學生全部都是會黨成員，只練操習武，不修其他學科。而普通班招收一般的青年學生，文武兼學，除學習文化基礎課程外，也同樣重視軍事訓練。大通學堂的學生過着軍事化的生活，其學風嚴肅認真。無論是起牀和熄燈，還是上課和下課，均用號角；學生仿正式陸軍編制，每天三操四講堂，兵式體操，均在郊外大校場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操練時均身着操衣，排隊出入。若遇上大雨，則在飯廳內操練，或在走廊四周跑步。每項訓練活動均要重複多遍，直到學生學會學好為止，有時還進行真槍實彈的軍事演習。

大通學堂以辦師範學校作為掩護，吸收各地會黨志士入學，進行軍事化訓練。大通學堂成了光復會在國內的重要據點和機關，並培養了一批革命骨幹；他們成為後來浙江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光復杭州和上海，攻克南京的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光緒三十一年夏，孫中山先生由美赴日。六月二十三日，留東學生開歡迎會於富士見樓。旋開革命同盟會於飯田町程家檉寓宅，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二十四字為誓詞。翌日，開成立會於赤坂區檜町內田良平之宅。越數日，又在靈南坂子爵阪本金彌宅，開幹部選舉會，公推中山先生為總理，黃興為庶務，汪兆銘為評議部議長，鄧家彥為司法部總長。中國十八行省除甘肅外，各組設分會。浙江分會長，即鑑湖女俠秋瑾是也。當是時，上海有光復會，亦以革命為宗旨，與同盟會殊途同歸，推蔡元培為會長，陶成章、徐錫麟俱為會員。歲丙午，秋瑾歸國，因成章而識錫麟，復因錫麟而入光復會。浙人俞煒、周鳳岐、朱瑞、夏超、顧乃斌、周亞衞、葉頃清、葉煥華、葛敬恩等亦次第加入焉。

紹興大通學堂，為徐錫麟所創辦，陶成章實助其成，假紹興城內府山後之豫倉為堂址。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開學，別設體育會，定六個月畢業，廣招金、處府屬各秘密會黨首領入學訓練。以兵法部勒之，得數千人，編為八軍，曰“光復漢族，大振國權。”統名之曰“光復軍”。錫麟自為首領，瑾為協領，張恭（字同伯，金華人）、竺紹康（字酌先，又字謫仙，嵊縣人）、王逸（字季高，嵊縣人）、呂逢朝（字鳳樵，處州人）為分統。三十三年正月，錫麟得黨山（村名）富紳許仲卿之助，入貲為道員，指分安徽，堂事委瑾接辦。時革命潮流日益發皇，而實力微嫌薄弱，於是聘邑人孫秉彝（字德卿）為總理，瑾則親往各地運動會黨，由諸暨經浦江、武義而至金華、蘭溪，復由永康、義烏而至處州，一時如終南會、龍華會、九龍會、平陽黨、烏帶黨以及青幫、洪幫諸魁傑，罔不結盟，聲勢大振。浙江軍界朱瑞等，學界蔣鹿珊等，亦復分途糾合，暗通聲氣。佈置就緒，擬定四月間起事。尋改五月初旬。再改五月二十六日，由金華徐買兒（名順達）發難，處州繼之，俟清兵自杭垣渡江往援，則紹興之軍，截其後路，乘虛佔據杭州，皖、江同時響應，即可會師金陵。計劃既定，以籌備不及，復定六月初十日。詎事機不密，謠諑繁興，武義縣知縣錢寶鎔電省請兵，浙撫張曾揚派已革廣東補用副將盡先參將駐衢巡防營沈棋山率巡防隊前往剿辦。五月二十三日，與義軍接戰，同志劉耀勳死之。聶李唐、李嘉賓、李好江、李良金、李維倫、李何齊、陶思乾等皆被捕。金華府嵩宇密稟浙撫略稱：“拿獲金華、武義匪目供出系大通學堂勾結起事，請嚴究。”同時徐買兒又因他案事被捕。部下諸人謀劫獄，不幸為清吏所悉，於五月二十四日殺買兒。金華義軍遂告失敗。而錫麟在皖，於五月二十六日刺殺巡撫恩銘，亦因軍事未能得手，與陳伯平、馬宗漢先後被難，故遂有大通之獄。

五月二十九日，浙撫張曾敫致紹興府知府貴福（字壽君，廂黃旗，蒙古人，翻譯進士）電雲：“據金華嵩電：‘武義獲匪聶李唐等供出黨羽趙洪富’，又前準南洋大臣電：‘查拿匪黨許道亨即振鵬’。足下辦理此案務當慎重。”按：洪富，字卓齋，縉雲人，竺紹康之妻弟，任大通學堂會計。振鵬，字雲祥，別號道亨，嵊縣西

鄉人。光緒丙午冬，因與大嵐山同夥，曾經官廳懸賞緝拿。貴福奉電，惶遽無措。會紹興劣紳胡道南等與秋瑾有隙，密函告變。貴福晉省面陳，曾揚信湯壽潛之言，欲興大獄，允派新軍第一標三百人，渡江協助。六月初三日，貴福致曾揚電雲：“高牌長早七點到，大隊尚未到，一時難下手。聞匪多往嵊縣。”曾揚即電覆雲：“大通學堂徐匪死黨必多，家屬祈迅飭掩捕。徐緯已在九江拿獲。”又致親筆函雲：“足下去後，接安慶來電，內開；‘昨已搜得徐匪信箱，派員遂細點查，內有方世鈞誓書一紙，語極背逆。又有沈鈞業致徐匪書信八件，多有謀皖之語，並有運動奉天巨匪馮麟閣（即馮庸之父）之意，請速捕’等因。紹城現在無兵，已密派衞隊一排

十四名赴紹，以便先將沈匪及徐匪胞弟並武義獲匪供出之趙洪富，先行密拿，搜查信件證據，電稟核辦。其首要各犯，願充眼線，另拿緊要渠魁者，亦予免罪，以為解散黨羽之計。此係大略辦法，一切仍與胡紳道南熟商妥辦。”貴福奉命，遂扎飭山陰、會稽兩縣迅即遵辦。惟原函“仍與胡紳道南熟商妥辦”一語，扎中刪去，殆慮其賈怨，預為之地也。按，道南字鍾生，舉人候選教諭。傳聞其人嗜飲，當具函告密時，正醉欲眠，不假思索，貿然鈐印名章於牘尾。此事主動，實別有人在，道南代人受過，致仗〔伏？〕厥辜。越年八月十五日凌晨，為嵊人史進德、裘美根所殺，即因前事報復雲。

六月初四日下午，貴福會同常備軍第一標第一營管帶徐方詔，督率山陰縣知縣李鍾嶽、會稽縣知縣李瑞年，帶領第一標新軍，圍搜大通學堂。原有學生八十人已放暑假，留堂者僅三十餘人，當場捕獲秋瑾、程毅等十三人，餘均逃散，搜獲證件，擇要錄之如次：

（一）（上略）若要謀人人要銀，入不敷出真無奈，杯水何能救車薪。（以上用鉛筆書）近日營謀一件事，未知可成不可成。我二人專任招同學，內地機關盡有人：廣東史氏又堅任，他兄前已殉同羣；湖南孫化和馬慨；湖北事歸賈其銘；安徽吳自強和萬又復；江南招待派封雲；浙江柴氏和齊氏；四川鄒氏小容君；甘肅陝西河南地，王、李、陳三人盡是勇聞名，山西盧曾身任事；山東徐謝作經營；貴州雲南地偏僻，雲是楊郎貴是金。（以上用墨筆書）

（二）祖國沉淪感不禁，閒來海外覓知音。金甌已缺總須補，為國犧牲敢惜身。嗟險阻，嘆飄零，關山萬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初稿作“嘯不平”）！（此稿用墨筆書）

（三）不唱陽關曲，非因有故人。柳條重綣纏（原稿如此，恐系“繾綣”之誤），鶯語太叮嚀。惜別階前雨，分攜水上萍（初稿為“分攜作客身”）。飄蓬經已慣，感慨本紛紜。愛國心已碎，合羣力未曾。空勞憐彼女，無奈系其親。萬里還甘赴，孑身更莫論。頭顱願大好，志願貴縱橫。權失當思復，時危敢顧身？白狼須掛箭，青史不銘勳。恩宗輕富貴，為國作犧牲。只強同族勢，豈是為浮名。（此件由山陰縣李令檢送）

（四）《俚句六章敬呈　秋姊大吟壇斧正》詩云：“最愛東瀛島，化育良可欽。涕泣望鄉國，頑固一何深。感此結中腸，乃作浩氣吟。君負濟世才，何異荒年穀？懷瑾復握瑜，恰是豐年玉。喜保千金軀，同胞邀幸福。”（不署作者姓名）《再奉贈別五律一首，錄呈並懇賜和》：“敍別短長亭，羣山睡已醒。瀛州芳草綠，漢地柳條青。意氣吞胡虜，精神貫日星。相思寄鴻鵠，攜手復叮嚀。”同時被搜出者，尚有《某宮人傳》、《讀警鐘感賦》、《同胞苦》，《支那逐魔歌》及《革命論説》、《革命軍制單》等多種，大多出自先大姊手筆。因已見中華書局出版之秋俠遺集，不再復錄。

秋瑾等既被逮，即於晚間，在紹興府廨大堂，由貴福會同徐方詔暨山、會兩邑令提訊。已而浙撫又委候補知府吳學莊前往會審。同時被捕者，尚有徐頌揚、徐福昌、傅有堂、陳樹南、蔣繼雲、金阿意、魯阿敖、王植槐、劉連貴、呂植松、秋氏、程毅、錢應仁、僧明信、張仁有諸人。茲首錄先大姊供詞如左：

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陰縣人，年二十九歲。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鈞。我於光緒二十九年與丈夫離別出洋，往日本遊歷，與徐錫麟、趙洪富會遇熟識。後我回國，在上海開設女報館。上年十二月間，始回紹興。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學堂，充當大通附設體育會教員。與竺紹康、王金髮均屬要好，時常到堂，已有月餘，也系熟識。今日聞有營兵前來拿捕，當即攜取手槍、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內開槍，兵勇等亦開槍，並將我連槍拿獲。又論説稿數紙、日記手摺一個。此稿是我所做，手槍亦是我物。我已認了稿底。革命黨的事，不必多問了。皮包是臨拿時丟棄在堂。至趙洪富、竺紹康、王金髮現逃何處，不知道是實。

初，貴福勾串劣紳，妄興大獄，意在邀功希寵，幹進梯榮，是以倒行逆施，鍛練羅織，無所不用其極。惟天下之事，未必盡如人意，躊躇滿志，始願終虛。大通之獄雖成，各方輿論，當加非難。滬上報紙攻擊尤力。即編氓小户，街談巷議，亦罔不太息，痛恨於官吏之無良，謗書盈篋，民實可畏。貴福固聲名掃地，寢至浙撫張曾揚亦受其牽累，同染惡名，弄巧成拙，自貽伊戚，不特升遷無望，即原有祿位，亦弗克保。是年十月初四日，貴福卸事調補寧國府，為皖人所拒，不獲履新。曾揚於十一月調撫山西，亦不得往。此貴福、曾揚始願所不及料者也。夫輿人之誦，本權威，笑罵由人，好官自我，司空見慣，何足為奇。大通黨案之被禍者，第一為弱女子耳。就令冤蒙不白，慘飛六月之霜；而〔？〕成不追，孰為一言之雪？何況張曾揚者，南皮張之洞（時官大學士）之族人，貴福又為羶胡之族類，奧援既厚，驅逐綦難，乃以文字之鞭撻，口舌之聲討，竟產生不可思議之效力。虜廷卒亦不得不酌予量移，以慰民望。此誠勝清一代破天荒之創舉，而民權之膨脹，亦有以肇其端矢！爰將當日上海各報紀事及評論摘要選錄如次：

上海《中外日報紀事》雲：“紹興官吏率兵搜捕大通學堂時，嵊縣匪首竺紹康、王金髮正去府城內中，官吏縱之不問。而先捕學生與秋瑾，指為通匪。其命意何在？真令人百思不得矣。”《時報》雲：“浙省官場，因外間人言噴噴，羣為秋女士訟冤。大吏授意某某，求秋女士書函等件，仿其筆跡，造通匪等函件，以掩飾天下耳目。此説若真，官吏之用心，不可問矣。”《文匯報》雲：“紹府貴守，無端殺一女士，竟無從證實其罪，是誠大誤。初指其與徐同黨，後因不能搜得實據，故出示稱女匪平陽黨首領雲。”某報評論：《秋瑾有死法乎？》略雲：“浙吏之罪秋瑾也，實為不軌、為叛逆。試問其所謂口供者何若？所謂證據者何若？則不過一自衞之手槍也，一抒寫情性之文字也。果然，則僅得一違警罪而已。嫌其失實矣。烏得而殺之？如是而出於殺，則有以知政府之為此，非出於政治問題而出於種族問題。”

上海各報對於此案證據疑出偽造，貴福內不自安，遂於六月十九日電浙撫雲：“前呈悖逆字據，系拿獲秋瑾時當場搜出。報章有意反對，乞憲鑑。近聞嵊秦令稟：竺紹康等戕斃哨官，嵊匪裘文高、張岳雲改扮學生，逃匿處州府城大通武備學堂及縉雲縣學堂。又聞竺匪逃寧海，投土匪錫彤黨，請飭密拿。”二十日得曾揚覆電

雲：“府越效電悉。所稱當場搜出，系在身邊搜出，抑在堂內？字據三紙，內何者是親筆？欲查實以息邪説，非有疑也。又報紙中載：該匪當堂書‘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有無其事？有即送核。均先電覆。處、台已電飭。院號。”即日貴福又電浙撫雲：“鋼筆字據，獲秋瑾時，由地檢獲。會審秋瑾時，已據供認毛筆偽軍制單，續據山陰李令搜繳。七字在山陰李令手，已晉省。”

惟近人傳説，先大姊臨難以前，親筆所書七字，不知系何人偽造，登諸報紙，實難憑信。今觀於貴福之電，則疑團不攻自破。李令鍾嶽晉省後，此七字之原稿自己繳呈浙撫存檔。辛亥革命，撫院焚燬，當已一例付諸劫灰矣。同時浙撫張曾揚又有安民告示，略雲：“此次紹興女匪秋瑾，勾結匪黨，圖謀起事，並欲先搶郡城紳富，騷擾治安。經本部院查知，派兵將秋瑾拿獲，並起出悖逆字據，及槍彈馬匹多件，業將秋瑾正法。奸謀已破，匪黨散走，除仍嚴拿各首要外……爾等其各照常安業，不必驚惶，毋得輕信謠言，自相擾亂。”蓋亦針對上海各報評論而發也。

自皖案發生以來，兩江總督端方、安徽巡撫馮煦，先後電諮到浙，查緝餘黨。當經浙撫張曾揚轉行貴福，札飭山、會兩縣，指名勾拿。計為：陳威，字公猛，北京法律譯館教員；範肇基，字愛農，系日本留學生，昌安門外皇甫莊人；及竺酌先、許仲青、曹醴泉、陳濟安、呂風樵、童濟時等八人。六月十三日，又札飭山、會兩縣雲：“奉張撫電準安慶電：據徐偉供：‘錫麟同黨為陶煥卿、陳子騮（名志軍）、龔味蓀、陳寮兼（名德谷）、沈鈞業五人，”又其妻王氏，遊學東洋，改名徐振漢，與秋瑾同主革命。’應即一律緝拿，務獲究辦。”即據兩縣同申覆雲：“範肇基乳名阿慶，並無家屬，去秋旋里，見其已改洋裝，家居數日，當復出門，不知去向。煥卿之父陶政，在本村開設灰店，人殊質樸。據稱：伊子游學東洋，去年八月曾經回家，不久仍回日本，先前人尚正派，現在久無來信，其行狀如何，無從覺察……”貴福又函請嘉興府知府楊士燮協緝龔昧蓀歸案，旋接覆函雲：“龔匪系嘉興北門外淡弄人。據秀水縣秦令複稱：‘龔味蓀向業藥酒店，本在塘匯地方開設楊九牧字號，覆在嘉郡北門外北麗橋開設分店。家屬即住店內。父壽人，年五旬左右。味蓀年約二十五六，在日本有年，時復返國，亦未有一定。今年正月、三月回家兩次，居留數日，即又他出。聞先赴鄂，再往南洋羣島。皖案發生，全家遷避。無從查拿。’復請查照。”蓋是時虜吏居心，猶欲興大獄也。所謂紹興紳士候選教諭舉人胡道南、前仁和縣教諭謝光樞、候選直隸州州判陳邦翰、舉人吳思懷、廩貢謝燮奎等，遂仗義執言，連名稟稱：“為文字株累，士氣沮喪，環乞恩准，據情轉稟摘釋，一面札縣銷案事：……許仲青系己丑進士許在衡之子。在衡在日，與徐錫麟認識，曾延其弟課子。仲青以錫麟為父執，有事請教，時或有之。年才二十餘歲，世故茫然，家事旦不能理，遑論其他。曹醴泉以教讀餬口，與錫麟幼同裏。陳威上年秋間賞舉人，斷無自行摧折之理。範肇基光緒卅一年在中學堂肄業，為道南監中學堂時學生……環請摘釋。”適貴福等懼於品議，不敢羅織，遂置勿問。

其中陳公猛，即為今福建省主席陳公俠先生同懷兄。許仲青即住黨山村，為紹興鉅富，與徐錫麟烈士有葭莩誼。大通學堂之開辦費，及烈士捐納道員之資，俱賴仲青資助，蓋亦富而好禮者也。自經此案株連，驚恐致疾，未久下世。曹醴泉名欽熙，住東浦村，與徐烈士為近鄰。烈士東渡，請醴泉代主大通堂務，數月後辭職。其人身材短小，恂恂如老儒。吾家和暢堂左鄰，曹姓為其同族，月必一二至，故予幼時嘗見之。彼與革命初無關係，徒以一度庖代，致遭緣坐，聞者冤之。範愛農先生，為予受業師，壬子間，任紹興師範學堂學監。爾時學風囂張，驅逐師長之事，數見不鮮，先生管教稍嚴，不幸遂為眾矢之的。任事數月，卒受攻擊去職。此公雖為留學生，而無留學生習氣。衣履樸素，不修邊幅。冬日戴一翻檐之氈帽，絕似村農，人多笑之，先生終不為動。自民元初夏，脱離師範學校後，所如輒阻，百無聊賴。因借酒以澆塊壘。一夕，飲至洪醉，僱舟返皇甫莊，途次內急，至艗首，便旋急，見水底之月，醉眼迷離，以為明鏡，一躍入水撈取，慘遭滅頂。與李青蓮採石磯故事，如出一轍，奇矣！陶煥卿烈士，名成章，辛亥浙江獨立，躬親其役，事定，養痾於滬上某醫院，為仇家狙擊而死。龔味蓀名寶銓，章太炎先生之快婿，民國初年，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長甚久。甫及中年，齎志而喪。此外名列黨人碑者尚多，不甚著聞，茲從略。

徐錫麟烈士介弟偉，字仲蓀，既在九江途次被捕，六月初五日，張曾揚迭電貴稿，迅即掩捕徐氏家屬。十三日又電飭嚴拿徐烈士之妻王氏即徐振漢。（電文見前）於是徐烈士之封翁鳳鳴，遣抱呈徐福具稟，自請投案待質。比經堂訊，鳳鳴供雲：“職貢徐鳳鳴，即梅生，山陰縣東浦村人，年五十三歲。家有老母親，現年八十五歲。職貢世業詩書，束身名教；中年棄書服賈，在郡城間開設綢緞鋪，僱夥經理。自因獨子，仍在家中侍奉老母，素不干預外事。職貢長子徐錫麟，幼時頗知自愛。因用心過勞，致有怔忡之疾，時發時愈。平日意見，竟與職貢時有反對。職貢素性迂拘，不敢令其出門，曾將錫麟幽閉空室。次子徐偉，即仲蓀，與錫麟素來冰炭。是以光緒二十六年間，因兄弟不睦，即為析產分居，立有分書各執。錫麟前曾充當本郡中學堂教員，因科學未

全，有志出洋遊學。於三十一年八月間，稟奉前府憲熊（起蟠）保，迭奉前撫憲諮，遣赴日本遊學。到日後，因身體驗來合格，不能入校，遂報捐道員，指分安徽試用。回國後，請諮赴京引見。到省後，先後奉委陸軍學堂及巡警學堂會辦等差。遂有五月二十六日之禍。孽由自作，夫復誰尤。職貢與錫麟父子之間，性質殊異，素來反對。錫麟在皖，如何行為，職貢與家屬委實毫不知情。茲奉飭提，當即具稟，赴縣投案待罪，山陰縣解送到案。今蒙親訊，據實供明。至次子徐偉，自兄弟析產後，即往日本留學，迄未還家。現聞已在九江被獲，乞轉稟上憲電詢，當有確供，委無虛捏是實。”相傳貴福于徐氏家屬，因徇邑紳之請，有意開脱。徐父供訶，亦由貴福轉矚幕友代擬，故能面面俱到，不留罅隙。事隔三十年，已無法質證，姑妄聽之而已。厥後貴福將徐父羈押候奪。胡道南等六人，先後具稟，請暫保釋。貴福許之，即援筆批示：“取保釋回安業。”而徐妻王氏，則在勾緝之列。道南等復又續為縣稟略稱：“錫麟之妻王氏，確守婦道，前年以體氣差弱，時患疾病，因至日本就醫，並無留學之事。至於改名徐振漢一節，從不聞有此名稱。因徐偉深恨其兄，遷怒於嫂所致。事之虛實，不暇計及。”……並請轉詳開恩。”此稟未經批示，後亦不再究問，殆已不了了之矣。

宗章按：五月二十六日皖案發生，清吏派隊圍搜安慶小二郎巷伯蓀先生寓邸，發現昆季往來函件甚多，足證其與烈士關係之密。至徐父親謂其兄弟不睦，意在為仲蓀洗刷，彌見此老苦心。閲者幸勿據以為典要也。

孫秉彝，宇德卿，會稽孫端人。父毓珍，官直隸南皮縣知縣，頗有政聲。秉彝曾入貲為吏，然未赴選。光緒三十三春，任大通學堂總辦，數月，辭職。黨案既起，六月十三，貴福奉浙撫命捕秉彝下獄。二十九日堂訊，據秉彝供雲：“大通學堂經費支絀，暫行經理。自二月十五日開校，自揣學問不及，僅認校物籌款。……四月間，因用度浩大，二十五日告退。……聞校內諸人於五月十四日放暑假。此職僅認大通籌款之實在情形也。……”已而秉彝族人孫祖華等，聯名具稟請保，山會勸學所總董杜子懋等，亦有公呈為主緩頰，旋經貴福批示“准予先行保釋。”兩月以後，貴福卸事，遂成懸案。

宗章按；德卿先生之從事革命，遠在光緒癸卯，與同志沈克剛暨嵊縣女傑尹鋭志、尹維俊姊妹，組設機關開元寺同善局，秘密工作。丙午、丁未之交，光復會諸同志嘗應先大姊之召集予家開會，先生亦為座上客。近人記大通事，謂先生與革命無涉者，良誤。特胸襟闊大、埋頭苦幹，不樂標榜，故知者勘耳。辛亥革命，浙省光復，先生出任紹興軍政分府財政課長；又為紀念陶煥卿烈士，特創辦成章女學校。民國十年以前，紹興最有名之《越鐸日報》，亦為先生所創。晚年淡於榮利，不樂仕進，惟為桑梓謀福利，則亟亟焉惟恐或後，故鄉評月旦舉無問。然今距先生之殤，數易寒暑，德音未遠，墓有宿草，追維疇昔，為之泫然。

紹興舊府屬之嵊縣西鄉，民風強悍，勇於私鬥。有張岳雲者，綽號嶽元帥，與裘文高友善，皆為秘密會黨之首領，各有部屬數百人，均歸光復軍分統竺紹康、王季高節制。丁未五月初旬，文高未候竺、王命令，遽召台州義軍由東陽入嵊，於西鄉廿八都起義，謀攻擊鴨舍坂、石砩、長樂等處之警察團防，得手後，即乘勢攻城。嵊縣知縣秦家穆聞訊，商同防營副哨長李逢春，率領兵差前往迎戰。逢春被殺，並斃營勇二名，陣傷練兵四名。事聞於浙撫張曾揚，飛調防營往助，岳雲被獲，死之。文高敗走，退入東陽。逾月，大通學堂之難作。文高憤甚，日思報復之策，擬剋期大舉，先攻新昌，後撲嵊縣。浙江提督呂本元據報，亟飭練軍中營管帶劉慶林駐紮嵊縣，副堂管帶凌紹清駐紮新昌，以為之備，並飭巡防第十隊開駐奉化，互相策應。是年十月十五日，文高糾集義軍千餘人攻嵊縣西鄉，與劉慶林遇於白竹村，自午至亥，鏖戰一晝夜，義軍不支退去。十六日夜，復出奇兵，偽裝警察，並前往劫營。慶林及哨弁楊泰華暨勇丁二十餘人，皆殊死戰，力竭捐軀。會新任浙撫馮汝騤視事，電商呂本元，添派營伍接應。義軍烏合之眾，未經訓練，遂致敗績。文高退回仙居，其餘同志四散避匿，或先後罹難。同時金華、嚴州兩府屬之光復軍，亦一度起事響應，兩府毗連之馬鈴山，綿亙數百里，聯蘭溪、浦江、建德三縣，山深林密，土著稀少，向為秘密會黨之大本營，平時營縣捕拿，每以崇巒復嶂，山路崎嶇，無從着手。丁未冬間，前金華光復軍首領徐買兒部下健將蔣六飛，召集同志，會於浦邑白沙、陳龍門、張山等地方，豎光復軍旗幟發難。浙撫馮汝騤電飭駐衢巡防督帶沈棋山，往浦抵禦。六飛戰失利，遁匿於蘭溪之溪裏、源壟。翌年二月，將省垣派往偵探之什長王世榮，挖目砍斃。清兵追至，六飛又逃往金華忠村，為紳董周以德所獲，遂被害。於是此碩果僅存之光復軍，一敗塗地，不可復振，而大通學堂之黨案，亦於以結束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