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文學

60年代的台灣，有官方文壇與民間文壇之分。這是台灣政治尖鋭對立、省籍情結複雜化的結果。林海音編的《純文學》月刊，屬民間文壇的一塊重要園地。 ^[2] 

1963年4月23日，經林海音之手在《聯合報》副刊左下角刊出風遲所寫的詩歌《故事》，此詩見報後，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以第一速度察覺，後將《聯合報》副刊剪報送往軍事審查官審查，認定此詩有嚴重的政治問題：“影射‘總統’愚昧無知，並散佈反攻大陸無望論調，打擊民心士氣。”在當天早晨，便由“總統府”出面打電話到《聯合報》，質問該報發行人王惕吾刊登此詩用意何在。後來《聯合報》還獲悉，當時已有人向“內政部”出版處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主管文宣的第四組（相當於“中央宣傳部”，即後來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投訴：《故事》中寫的“愚昧的船長”系影射蔣介石，“飄流到一個孤獨的小島”明指台灣，“美麗的富孀”暗指當局接受美援，“她的狐媚”是説美國用美麗的謊言欺騙當局……

説到此詩的刊出，帶有相當大的偶然性，即“當天副刊編好後，發現遺下一小塊空白，而這一小篇短詩正好補上空白的位置，於是才臨時從編輯台抽屜裏拿出來補發的”。林海音“常常夜半驚醒，想起白天發的稿子，有何不妥嗎，錯字改了嗎”，這種謹小慎微的作風，是不可能把明知有反“總統”內容的作品加以刊出的。正因為相信她的“純潔”，過去又未有過“通匪”的前科，且是文壇有極高知名度的女作家，故當局才會讓她“在和平的會談下辭去職務”了事。要是換了別人，正如臨危受命接手她編副刊的馬各所説，一定會和作者風遲（王鳳池）一樣被交付台北縣生教所“感化”：坐上三年又五個月大牢。

作為“匪諜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林海音離開《聯合報》副刊後，覺得有加強獨立自主的必要性，因而不再在官方監控的媒體供職，而另外創辦由自己當老闆的文學雜誌。 ^[2] 

這時的林海音已十分厭倦政治權力的鬥爭，對官方設置的創作禁區，也甚不以為然。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為了提拔新人，她“勇敢地頂一頂”（瘂弦語），連對現實強烈不滿的稿件也敢刊用。像王拓剛步入文壇寫的《吊人樹》，因內容敏感被許多報刊拒之門外。可當他把這篇屢試不中的稿件給《純文學》時，林海音卻拋開政治因素，從審美的角度肯定這是一篇很不錯的小説，便決定錄用。當然，林海音也講究策略和鬥爭藝術。為了能在夾縫中生存，她不能不做些讓步，諸如刪去《吊人樹》個別招人注意的“外省”而非“外鄉”的對話，以便保護作者，同時也保護聲譽甚高、招牌甚硬、規矩甚嚴、處事甚公的《純文學》這塊淨土，不再讓政治家藉口入侵。

正因為在檢肅“匪諜”條例、“戡亂整治”條例滿天飛的年代裏，林海音採取超然的立場，所以她在辦刊物時能突破意識形態的藩籬。尤其在絕大部分五四以降的新文學作家作品皆被查禁的情況下，為了不使五四新文學傳統在台灣中斷，林海音勇敢地衝破當局不準宣傳大陸文人的禁區：從1967年2月起，在《純文學》開設“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專欄。

這裏講的“近代”，不是大陸通常所説的乾嘉時期，而是指從1919年起的五四時代。這個專欄共介紹了廬隱、周作人、凌叔華、郁達夫、俞平伯、朱湘、魯彥、孫福熙、孫伏園、夏丏尊、羅淑、戴望舒、許地山、沈從文、朱自清、老舍、宋春舫、徐志摩等十八位作家的四十九篇作品。介紹1949年前就去世的朱自清、許地山等人，保險係數大，但評介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沈從文、老舍、俞平伯等文人，就有一定的風險。儘管林海音小心翼翼，所選的均不是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左翼作家，有的還是大陸政治運動中的整肅對象，但介紹他們在當時仍屬犯規，弄不好會被人冠之於罪名。可受五四新文學薰陶過的林海音顧不了這些。她只是認為老舍等人是純文學作家，所寫的是與政治關係不大的純文學作品，應該從塵封的書櫥中拿出來介紹。在介紹時，她還主動邀約一些同時代的作家或大陸作家在台的友人以及研究者寫評介文章。如在刊登老舍的《月牙兒》時，正值音樂家馬思聰從大陸的“文革”浩劫中逃離出來，他向海內外讀者帶來了老舍因受不住殘酷批鬥，於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殺這一信息。林海音瞭解到這一情況後，便請老舍的生前好友梁實秋寫了《憶老舍》與《月牙兒》同時刊出。林海音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説：“那時的氣氛有異，我硬是仗着膽子找材料、發排。‘管’我們的地方，瞪眼每期查看。”她又説：“看現在編輯先生這麼輕鬆放手編排的兩岸三邊的文藝徵文、轉載、破口大罵，等等，真是令我羨慕不已，而且怪我自己‘予生也早’了。”這裏講的“氣氛有異”，係指“戒嚴”時期沒有言論自由，如有位台灣大學教授因在課堂上講授30年代作家作品，被人告發到情治單位，由此受到處分，還差點丟了飯碗。林海音當時冒着風險去介紹“近代”（這一用詞也煞費苦心）作家作品，彌補了因查禁30年代文藝作品使台灣讀者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狀況知之甚少的情況，對一些大陸作家因政治運動頻繁生死不明的情況所產生的誤傳（如台港就曾有不少作家寫過“悼念”當時還健在的胡風的文章），也起到了澄清的作用。 ^[2] 

在林海音主持下的《純文學》，讓一篇又一篇政治不掛帥而文學形式純正的作品登場，甚至採用日本左派三島由紀夫的評論《結合劇作家的才能與小説家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戰鬥文藝”的對立形態和文壇的補充力量出現的。不管當時創辦者對《純文學》刊名作何種解釋，可“純文學”一詞正是對政治壓迫文學的一種反抗，其潛台詞是認為反共文藝受政治支配，常常有“戰鬥”而無“文藝”，不算純正的文學。以這樣的文學觀念編出來的雜誌，自然與主流文學呈不同風貌，這就難為官方所容。就像當年林海音參與編輯的《文星》被當局所封殺一樣，《純文學》在官方控制的園地裏也顯得異常刺目，有位“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質詢時就曾造謠，説“林海音當年編的《文星》雜誌是美國人出資辦的，現在又是美國人出資辦《純文學》月刊”。

《純文學》後來停刊，和銷路打不開、一直虧老本有極大的關係，但白色恐怖的肅殺氣氛，才是促成《純文學》之花凋謝的真正原因。這一點均為《林海音傳》及其他回憶文章所忽略。據一度成為台灣作家卻不寫“戰鬥文學”的“自由派”文人——即香港版《純文學》主編王敬羲寫的紀念林海音的文章中説，《純文學》的終止“是受一宗政治大案的牽累。主持人為了避禍，不惜‘自廢武功’，最後停了刊”——

這要從李荊蓀案談起。60年代在台灣，是白色恐怖獗獗逼人的時期。文化人朝不保夕，被捕入獄者多不勝數，柏楊、李敖之外，還有崔小萍（傳媒人）、陳映真（小説家）等。而到了李荊蓀被捕（1972），也就達到了最高峯，因為李荊蓀是著名報人（《大華晚報》的總主筆）。我記得在李荊蓀被捕之後不久，1983年11月我因事到了台北，住在館前路的中國大飯店。一天早晨電話突然響了起來，接聽時發現是林海音的夫君何凡帶着萬分緊張的聲音：“王敬羲，我必須現在來酒店一趟，和你見面談！”當我們約好在酒店的頂樓的咖啡廳見面後，他立刻掛斷了電話。何凡在北京長大，講一口京片子，平時給朋友的感覺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那天的緊張談吐，殊非尋常，令我意識到有事發生了。果然，半小時後就見何凡從咖啡廳的門口匆匆走進來。他戴着大近視眼鏡，神色嚴肅，坐在身後，還左顧右盼了一陣子。我為他叫了飲料，他開始説：“王敬羲，林海音有話跟你談。我來替她説。”

他的緊張傳染了我，我怔怔地望着他。

他説：“王敬羲，你回香港後準備一下，《純文學》要停辦了。”那時《純文學》雖然一直虧損，在台港兩地已出版了超過五個年頭。他説：“《純文學》辦不下去了，林海音辦這個刊物，熬夜校對眼睛都快瞎了。學生書店（《純文學》的投資人）賠了幾百萬台幣還不算，政府在拉人坐牢啊！”他又左右張望了一下，繼續説：“李荊蓀給拉進去啦，你在外邊想必已經知道了，早幾天主筆團還在一起吃飯，第二天就把人拉進去啦。説拉就拉，誰還敢辦刊物？……現時林海音手頭還有一批稿，再出多一期台北這邊就決定停刊了。香港那邊，你自己斟情處理吧。”説完他站起身，説句“我先走了”，轉眼就不見了人。

台灣版《純文學》停止運作後，香港版《純文學》則由月刊改為雙月刊，出至六十七期終止。跨越三十三年後，即1998年5月，港版《純文學》在香港特區政府藝術發展局的資助下，由王敬羲主持重新復刊，到2000年12月共出了三十二期。這種“純文學”香火不斷的現象，也算是對“問君此去幾時來，來時莫徘徊”的林海音的一個慰藉吧。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