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

1920年3月6日，出生於河南鄭州一個城市貧民家庭。

少年時期，進入平民小學，中學時代，在鄭州的報紙上主編過《蘆笛》週刊和《鐵笛》週刊 ^[1]  ，後就讀於簡易鄉村師範學校 ^[2]  。

1937年夏，從簡易鄉村師範學校畢業；12月，從鄭州隻身赴山西趙城縣八路軍一一五師軍政幹部學校參加八路軍，該校後來併入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

1938年，隨營學校併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成為第三期學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3]  年底，從抗大畢業後，被分配到晉察冀敵後抗日根據地 ^{[4]  [5]}  。

魏巍(3張)

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在戰鬥部隊任職，在與一線官兵的朝夕相處中結下了戰友情，這為他後來寫成《誰是最可愛的人》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生活基礎 ^[4]  。

1941年，創作詩歌《杏花盛開的時節》，借景物烘托烈士的靈魂之美。

1942年，創作的長詩《黎明的風景》，表現了抗日鬥爭的生活，並獲晉察冀邊區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頒發的魯迅文藝獎金。

1949年4月，被任命為晉察冀野戰軍騎兵第六師第十六騎兵團政委，該團是傅作義起義部隊改編過來的，成分複雜，工作危險 ^[3]  。

1950年5月，調到總政治部，任學校教育科副科長、創作室副主任，從此，離開了作戰部隊，始終在總部和戰區工作，走上了專業作家和文藝戰線的領導崗位 ^[3]  ；同年，調入解放軍總政治部時，恰逢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作為總政《誰是最可愛的人》封面派往前線的部隊文化工作者趕赴朝鮮前線。

1950—1958年，3次奔赴朝鮮 ^[4]  。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推出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毛澤東隨即批示“印發全軍”；同年，出版詩集《兩年》。

1952年，與白艾共同出版了中篇小説《長空怒風》。

1953年，開始為長篇小説《東方》創作做準備。

1956年，與錢小惠合作寫出電影小説《紅色的風暴》。

1957年，參加編寫《華北解放戰爭史》 ^[3]  。

1978年，被任命為北京軍區文化部長，後擔任北京軍區政治部顧問，聶榮臻元帥傳記組組長；同年，創作完成了抗美援朝題材長篇小説《東方》 ^[4]  。

1982年，憑藉長篇小説獲《東方》第一屆茅盾文學獎 ^[4]  。

1983年，考察長征路，為創作長篇小説《地球的紅飄帶》準備。

1988年，出版了全面反映長征的長篇小説《地球的紅飄帶》。

1997年，出版長篇小説《火鳳凰》。

2008年8月24日，因肝癌於北京逝世 ^[6]  。

1935年，魏巍父母雙亡，靠謄寫為生 ^[2]  。

1946年3月19日，魏巍與劉秋華在戰地舉辦了婚禮 ^[7]  。1950年，女兒魏平出生 ^[4]  。

（參考資料： ^[8]  ）

魏巍的創作，貫穿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無產階級世界觀，人生觀。在這個根本點上，魏巍以不同的藝術形式闡揚着、論證着 ^[9]  。

為戰爭而寫作者總是要宣揚自己一方的戰爭行為的合理性，並在這種合理性中灌注以濃烈的英雄主義激情。魏巍的抗美援朝文學中，歷史記憶被強化，使抗美援朝文學往往撫今追昔，由眼前的烽火追思着故鄉的田園，注入了民族榮辱和存亡的痛切感受，成為戰爭環境中特殊的文學政治學。由此形成的文學生產體制帶有國家和作家互動而合力的一體化性質，從而成為了一種戰勝困難奪取勝利的強大精神動力，用血肉築成新長城以復興和保衞自己國家的歷史尊嚴感 ^[10]  。

魏巍抗美援朝作品中，朝鮮與中國都是世界無產階級政權，或者説是國際社會主義聯盟共同體的一個代碼，隱喻着現實存在的合理性與鬥爭方向的同步性。他承認朝鮮的文化具有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承認朝鮮與其相對應而不是相對立，他給予朝鮮充分的尊重，認為朝鮮應與自己享有同等的權利，並積極尋求與他者的互認，互相瞭解，平等對話及批評交流 ^[10]  。

魏巍善於在濃烈的戰鬥氣氛中來刻畫人物，往往把藝術的鏡頭對準人物精神。閃射着特別耀眼的光芒的那一剎那，顯示他們的思想美、性格美。例如《漢江兩岸的日日夜夜》中作者就在描寫時刪除了種種次要枝蔓，將全部光束集中在一個焦點上，使人物具有典型意義的行為和精神突現出來，而且加以強化和渲染，因而藝術形象就鮮明而且富有詩意，這些特寫鏡頭，就深深地熔印在讀者的記憶裏 ^[11]  。

魏巍從生活出發，大膽地突破了“左”的禁區，在結構佈局與人物關係等多方面進行了新的探索，特別是在塑造人物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魏巍高屋建瓴，對歷史的宏觀把握以及翔實的資料與藝術構思的珠聯璧合。作品所採取的緊縮式結構以及對古代章回體小説的借鑑與發展，使情節緊湊、繁而不亂、簡而不陋。 ^[12] 

魏巍在語言上力求個性化。他根據人物的不同身份、資歷、文化素養、氣質習慣以及方言等多種因素，準確地突出語言中的“這一個”，努力使讀者聞其聲如見其人。魏巍文學作品中人物多，但各自都具有鮮明的個性，或剛毅、或深沉、或詼諧、或活潑，他們的個性千差萬別，其語言也是頗有個性特徵的，每句話都以鮮明的色彩表現出不同人物的性格、風貌和思想感情。如在《擠垮它》中，作者描寫了拔雷，用“你有什麼了不起，你當我不敢惹你嗎？我偏偏要惹惹你看，你就是老虎，我也要拔掉你兩個牙性你就是大象，我也要扯掉你的鼻子！同志們，站開一點，仔細看我的動作，我如果這麼拔犧牲了，你們就接受我的經驗，改個辦法那麼拔。”這有英雄氣概、富於個性特徵的話，而代替拔雷的過程 ^[11]  。

通過對魏巍抗美援朝時期作品的閲讀，能夠發現在主流話語的統攝之下而以獨立形式存在的朝鮮女性形象。她們在朝鮮戰火紛飛的戰場上，站在了鬥爭的前沿。朝鮮勞動婦女勤勞、善良、賢惠的美德，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綻放出光彩。她們中不僅有年邁的老人，“阿媽妮”形象，還有多情樂觀的朝鮮年輕婦女形象，女性儼然是人物構成的主體，並擔負着規約文本意義的積極作用。文本中“朝鮮女性形象”的藝術傳達是瑣碎的，散亂的；又是固定化的，完整的。用“鏡像”原理來推論，就會想到當時的志願軍戰士挺身境外的“遊子情結”，轉戰異域，鄉愁倍添，特別是在目睹了在艱難中生存卻完整延續着生活格局的朝鮮女性之後，一種反觀自身的想象關係由此建立。文本中充滿着“阿媽妮”、“阿姊嬤妮”的稱謂，這預示了志願軍戰士對這種想象關係的自我認定。反映了志願軍自我認定的“母親”、“兄妹或妻子”的生活記憶與親緣期待 ^[10]  。

在魏巍的作品中，孩子形象比比皆是。無論是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還是硝煙未散的廢墟旁，抑或是部隊休整時的朝鮮老鄉家裏，處處可見他們的堅強、勇敢、成熟、善良、可愛，他們往往有一顆感恩的心。戰爭以神奇的速度催促着人的成長，他們在災難面前不改本性的純真。志願軍戰士與朝鮮孩子之間的“親人關係”是抗美援朝文學中最能打動讀者心靈的。面對敵人，他們變得堅強、勇敢、成熟、沉鬱；對待志願軍戰士，他們變得善良，可愛 ^[10]  。

魏巍的抗美援朝作品中頌揚、謳歌了在朝鮮半島的，有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精神的志願軍戰士。魏巍用激情與詩意的筆調描寫了志願軍戰士的高尚品格，時時直抒胸臆，表達對英雄的熱愛與讚美。魏巍的抗美援朝作品中，所塑造的一系列英雄人物和感人肺腑的藝術形象，説明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志願軍戰士深愛着朝鮮人民，把鄰國的朝鮮當成兄弟。他們對祖國深愛，對朝鮮人民情深誼厚。他們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志願軍戰士，把朝鮮人民當作自己的家人 ^[10]  。

在魏巍抗美援朝時期的作品中，朝鮮人民軍的影子並不具有戰爭敍事的主體性意義，只是出於文本結構需要而特意設定的，即便有零星的描寫，也時而從階級友情角度取同情態度。人民軍的影子雖然不是戰爭敍事的主體，但在文中依然能夠見到他們可敬可愛的身影，他們是優秀的戰士，真正的革命軍人，他們深愛着自己的祖國和人民 ^[10]  。

（參考資料： ^{[13]  [13]  [14]}  ）

魏巍的詩歌、小説、散文、報告文學都能及時反映現實生活，並擅長把敍事、寫景、議論、抒情巧妙地融為一體。（作家徐貴祥評） ^[15] 

魏巍一生始終是一名戰士，魏巍在文學上畢生追求的是把文學的革命性和藝術性高度結合。（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會會長鄭伯農評）

魏巍一生都秉持着無產階級寫作，雖然有些觀點有待商榷，但他那代從延安走出的作家和知識分子，他們在1949年以後的經歷都非常複雜，不管他們後來持什麼樣的理想和觀點，只要他們的寫作遵循着信仰，都是值得尊重的。（蘇州大學文學院院長王堯評） ^[16] 

在魏巍身上始終具有革命詩人的那種氣質：敏鋭的感應，飽滿的激情，並在他的文、小説、雜文、通訊創作中，始終瀰漫着一種詩的氣息：構思時詩的意境，行文時詩的語言。（軍旅詩人胡世宗評） ^[17] 

後世紀念(3張)

2011年，魏巍首座頭像安置在上海奉賢海灣園 ^[18]  。

2012年4月11日，河南省新鄭市龍湖鎮福壽園園區內的魏巍紀念館向公眾免費開放，館名由詩人賀敬之題詞。館內展出了魏巍生前使用過的衣櫃、書桌、所穿衣物及百餘件物品，還有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閲讀魏巍作品後寫給他的親筆信等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