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談

“約談”制度是2007年度剛剛開始的一項制度。當時把違法佔用耕地面積比例較高，在全國排前幾名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請到北京來，一是當面彙報情況，二需要對違法用地造成的原因作出分析，問題出在哪，下一步該如何解決。因為當時15號令還沒有實施，所以不會與問責掛鈎。

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説，約談制度已實施兩年。堅持這項制度，面對面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商議整改查處工作，是國土資源部依法行政、履職所在，也是國土資源監管方式的一種探索和創新，是為了督促各地儘快整改查處違法用地，也是在警示其他違法用地嚴重地區，不要出現大批幹部倒在問責紅線上，是對幹部的愛護。

2010年12月16日上午，國家土地總督察徐紹史在京約談違法用地較為嚴重的5市（州）、7縣（市、區）政府主要負責人；下午，國土資源部、監察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通報了2009年度全國土地衞片執法檢查情況。公眾期待已久的三部門全國土地管理“問責”正式啓動。

此次被國家土地總督察約談的5個市（州）分別為陝西省渭南市、山西省運城市、黑龍江省佳木斯市、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湖北省襄陽市，7個縣（市、區）分別為黑龍江省鐵力市、廣西壯族自治區防城港市港口區、山西省大同縣、黑龍江省牡丹江市陽明區、遼寧省燈塔市、浙江省上虞市、遼寧省莊河市。 ^[2] 

全國樓市的限購時代正式來臨，住建部的新口吻是，“不限購，就約談”。板子一記記都打在縣市一級政府身上。對於過去一年樓市瘋狂上漲的二三線城市來説，是到了限制房價的時候了。或許，這樣的壓力還將進一步加大。在2010年12月末，住建部部長姜偉新便稱，將“適時會同監察部對省、市人民政府穩定房價工作進行考核，對政策落實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的，進行約談直至追究責任”。 ^[3] 

針對2011年3月，日化產品和方便麪等將漲價的信息，國家發改委約談了相關企業瞭解情況，並明確表示，各類企業要加強社會責任，不得隨意搭車漲價，更不許串通漲價、哄抬物價，同時將派出調查組赴有關企業進行調查。 ^[4] 

2011年初，部分家電廠商喊出“上游原材料價格的持續上行正在觸發白電成本的全面上漲”，“有渠道商已經收到製造企業的漲價通知”，例如在冰洗產品方面，部分品牌醖釀進行了5%左右的價格上調，而油煙機、灶具、消毒櫃等產品方面，平均漲幅也會達到5%~10%左右。在發改委“約談”工作之後，年初一直甚囂塵上的白色家電醖釀漲價開始轉向。 ^[5] 

2011年3月31日和4月2日，國家發改委價格司領導邀請發改委價格檢查司、經貿司，商務部酒類流通管理辦公室、市場運行司有關領導，緊急約談中國酒類流通協會、釀酒工業協會及華潤、青島、燕京、百威四大啤酒集團領導，召開了重要消費品行業協會座談會，強調維護價格穩定。

經過多次約談之後，雙方最終達成一致意見。

約談很多時候讓人想起談判的意思，其實在現代社會，約談更多是發生在實力不對稱的兩方身上，為了達到一個目的，通常是實力較強的一方約談實力較弱的一方在某一特定場合，告知其要達成的目的和操作方法。一般，實力較弱的一方沒有還價的餘地，即便是還價也是在對方早已圈定好的範圍內。

因此約談更多是作為一種行政手段來使用，例：工商局約談了某超市老闆；城建委約談了某建築商等。

至於“約談”，當前爭議頗大。儘管從字面理解，這種方式有別於行政命令式的干預，實際上卻幾無差別。當然從抑制物價進而“維穩”人心來看，“約談”也頗有效用。但“約談”可以鎮痛，卻也有可能讓短痛變成長痛。正因此，有必要對“約談”應對通脹的效用進行認真分析。

而就對市場格局的影響看，“約談”潛在的因素不容忽視。也即，它有可能助力一部分企業搶佔市場份額，而讓另一部分企業失掉市場。

“約談”不可能是無償的。其“有償性”或曰成本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於被約談的企業和行業，會有一定的補貼。中糧集團、益海嘉裏等最先被約談的企業，就獲得了低於市場價的“定向銷售”。雖然可能不足以彌補企業虧損，但企業所獲得的無形的政府資源，卻註定是一筆可觀資產。而這，也正是“約談”成本體現的第二個方面。“約談”的運作思路很明確，抓住有市場定價權的龍頭企業，以有限的成本付出換來整個市場的價格穩定。

可是，這種成本究竟是否“有限”，尚不能一概而論。企業能夠獲得補貼，看似是為其承擔社會責任付出的合理補償，實際上卻是以行政手段強化這些企業的市場競爭力。自相矛盾之處在於，如果説被“約談”企業承擔了社會責任，那些未被“約談”的企業是否就全然沒有承擔社會責任？假如沒有“約談”，那些有市場定價權的企業的社會責任又體現在何處？對於能夠被“約談”並獲得政府補償，未獲此“殊榮”的企業已經嘖有煩言。很顯然，“約談”使得在同一個市場環境中的一部分企業獲得了政府資助，而另一部分同樣服從了行政干預的企業不僅一無所獲，還承擔了市場以及行政干預的雙重壓力。

如果一定要以行政干預市場定價，最好能用明確的方式表明，這樣對所有企業是平等的，企業所處的市場環境是統一的，市場的競爭機制沒有被破壞；而“約談”這種看似同企業商量的尊重市場的辦法，其實就是以相對軟性的方式行干預之實。但不言自明的干預卻藴含了畸輕畸重的市場不公，它使得在一個原本不利的市場環境中，強勢企業強者更強，弱勢企業更為不堪。

“約談”，一方面自然體現了相關部門穩定物價、關注民生的決心；但同時產生的負外部效應則是，客觀上也強化了通脹預期，從而與抑制通脹的本意背道而馳。正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行政手段干預物價的雙刃劍效應，尚難判斷之於抑制通脹會產生何種結果。直觀而言，調控部門可能樂觀成分居多，他們可能不太相信此輪通脹會是一個相對長期的過程。因此，行政手段的運用出現加速而堅決之勢，立基於通脹高點很快就會出現並逐漸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