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俗社會

“在社會學裏，我們常分出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一種並沒有具體目的，只是因為在一起生長而發生的社會；一種是為了要完成一件任務而結合的社會。用Tönnies 的話説，前者是Gemeinschaft, 後者是Gesellschaft; 用Durkheim的話説，前者是‘有機的團結’，後者是‘機械的團結’，用我們自己的話説，前者是禮俗社會， 後者是法理社會。 ^[1]  （2012版本 p13）

費孝通通過引述前人的理論，將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作為相對的概念介紹，將前者的的性質形容為“沒有具體目的”的“有機團結”。

（引文來源於“鄉土本色”章節 ^[1]  ）

1. 人空關係固定，產生人與人的隔膜 ^[2] 

由於農業生產對於（固定）土地的高度依賴，鄉土社會的人口相對於空間呈現 出較低的流通性。

人與人的隔膜由低流通性導致，以“住在一處的集團”（即村莊）為單位。村與村之間缺乏接觸，保持着一個個高地方性的、“孤立的社會圈子”。由此就形成了“熟人社會”。

2.熟人社會 ^[2] 

鄉土社會的有機性體現於“先我而在的生活環境”，即鄉民並非“選擇得來”,而是“生而與俱”的人際關係。

3.土地屬性 ^[2] 

泥土不僅是謀生的媒介，也是情感的寄託：諸鄉民對於土地神懷有敬畏，泥土也成了一種信仰符號。

“禮治”是禮俗社會維持社會穩定的主要秩序，其內容是建立在熟人社會之上的一套“傳統”的、約定俗成的規則；而對其的服從則源於由教化得來的“敬畏“和認同感。

通常的説法會劃分“人治”和“法治”：傳統社會是“人治”，而現代社會是“法治”。

費孝通則認為“人治”概念容易讓人誤解，似乎傳統社會是個人按照自己主觀意願，隨心所欲進行統治；而“法治”的實質是“人依法而治”，其實也具有人的因素。因此，“人治”與“法治”的劃分並不準確。

於是，費孝通提出“禮治”的概念，以替代意義模糊的”人治“。他認為兩治之別”不在於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據的規範的性質[即“禮”或“法”]。“如果説現代社會是法治社會，則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

法制背後的力量是國家權力，“維持禮治的“卻是傳統，即社會所積累的經驗。

禮是“社會公認的合式的行為規範”。值得一提的是，禮“並非[只]帶有文明的或是慈善的的意思”而”可以是殺人的、野蠻的”。

^[1] 

（本部分引文全部源自《鄉土中國》“禮治秩序”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