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門之變

“禁門之變”、“蛤御門之變”的名稱緣於激戰地在京都御所（從鎌倉時代中期到明治時代初期日本天皇所居住的宮殿被稱為京都御所）的宮殿門口附近。禁門指皇宮之門。蛤御門是京都御苑的西側禁門之一。蛤御門在禁門之變時是會津潘、桑名藩、薩摩藩聯軍的防衞據點，其門樑上至今仍有着長州藩軍隊進攻時的留下來的彈痕。 ^[2-3] 

長州藩持激進的尊皇攘夷論，曾一度主導京都政局。1863年（文久3年），會津藩、薩摩藩等勢力主導了八月十八日政變，長州藩在京都的駐防權力被解除，藩主毛利敬親及其養子毛利元德被逐出京都，喪失了政治上的主導權。同時，在京都和大阪潛伏的數名長州藩尊皇攘夷派，以恢復長州藩勢力為目指繼續行動。 ^[3] 

雖然因為八月十八日政變，不惜對外戰爭的激進攘夷路線被否定，但日本朝廷仍然繼續攘夷的政策。1864年（元治元年），朝廷、幕府雙方一致同意橫浜港的鎖港方針。但由於幕府內部的對立，鎖港並沒有被執行。3月，要求執行鎖港的水户藩尊皇攘夷派發動天狗黨之亂。在這種情勢下，日本各地的尊皇攘夷派中期望長州藩復返京都政局的呼聲高漲。 ^[3] 

在長州藩內部，隨着事態的發展，也開始討論率軍開進京都的激進策略的可行性。主張積激進策略的有來島又兵衞、真木保臣等，木户孝允、高杉晉作、久坂玄瑞等人主張以更慎重的方式開展鬥爭。6月5日，池田屋事件爆發，多名長州藩士被新選組殺害。慎重派的周佈政之助、久坂玄瑞、高杉晉作、宍户真澄等雖然力圖使因憤怒而沸騰的藩內輿論降温，但以福原元僴、益田親施、國司親相三家老為代表的激進派以“向天皇陳訴藩主的冤罪”為名，決定起兵。久坂玄瑞在無法控制過熱的藩內輿論下，不得已參與舉兵。益田親施、久坂玄瑞等人在山崎天王山、寶山，國司親相、來島又兵衞等人在嵯峨天龍寺，福原元僴在伏見長州屋敷集兵、佈陣、紮營。 ^{[4]  [3]} 

得知長州藩不穏的動向後，朝廷內部根據對長州藩勢力的驅逐態度的不同，形成強硬派和綏靖派。7月18日夜間，屬於綏靖派的棲川宮幟仁親王、有棲川宮熾仁親王、中山忠能等緊急參謁天皇，請求准許長州藩勢力入京，並驅逐會津藩主、京都守護職松平容保。屬於強硬派的禁裏御守衞總督德川慶喜則堅持主張擊退長州藩軍隊。向來支持會津藩的孝明天皇最終決定對長州藩持強硬態度，下令征討長州藩。 ^[3] 

7月19日，在京都蛤御門（今京都市上京區）附近，長州藩軍隊與會津藩、桑名藩軍隊發生衝突，由此點燃戰火。長州藩軍隊一度突破由筑前藩軍隊把守的中立賣門，攻入京都御所內，但當把守乾門的薩摩藩軍隊作為援軍趕至後，形勢發生逆轉，長州藩軍隊敗走。在御所內，來島又兵衞、久坂玄瑞、入江九一、寺島忠三郎等人自盡。 ^{[4]  [3]} 

決定撤退後，逃脱的長州藩軍隊在長州藩屋敷縱火，會津藩軍隊也攻擊有隱藏長州藩士的中立賣御門附近的民宅。戰鬥雖然在一日之內結束，但戰火從以上兩處，蔓延至京都的大街小巷，燃燒至7月21日早晨方被撲滅。北起一條通，南至七條的東本願寺的廣大範圍內的街區、神社、佛寺等被焚成灰燼。 ^[3] 

8月24日，幕府策動天皇下詔，發動第一次征討長州藩的戰爭。英、美、法、荷四國聯合艦隊也於9月5日再次進攻下關，長州藩在內外夾攻下失敗，對幕府屈服。這成為幕府第一次征伐長州的導火線。

禁門之變的戰鬥中，大炮被投入使用，京都市區的戰火燒燬了約3萬户民宅。長州藩軍隊戰敗，尊皇攘夷派的真木保臣等激進領袖犧牲大半，長州藩的勢力大大受損。另一面，擔任長州討伐主力的德川慶喜、會津藩、桑名藩成為後來京都政局的主導者。 ^[3] 

禁門之變後，長州藩主毛利敬親及其養子毛利元德授予國司親相的軍令狀被發現，長州藩被指為“朝敵”。長州藩士兵的鞋底則加上了“薩賊會奸（指薩摩藩和會津藩為奸賊）”的字樣，行走時則好像把仇敵踏在腳下。長州藩與薩摩藩、會津藩的仇恨甚至遺留到了後世。 ^[3] 

不久，幕府組織了第一次長州征伐。1866年（慶應2年），經過土佐藩海援隊領袖坂本龍馬牽線搭橋，長州藩與薩摩藩結成薩長同盟。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