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慶喜

天保八年（1837年）9月29日（此按舊曆算，公曆為10月28日 ^[31]  ），德川慶喜出生於江户小石川的水户藩邸。因在男孩中排行老七，故起名為七郎。其父德川齊昭諸事異風，認為華麗輕挑的江户風土不利於養成質樸豪俠的男子氣骨，故此在七郎還不到一歲時就將其送回藩地水户撫養。後來又請會澤正志齋和青山延光做七郎的老師。會澤正志齋是被視為尊王攘夷論經典著作之——《新論》一書的作者，青山延光則是藩校“弘道館”的主任教授、史局“彰考館”的總裁。兩人將水户的學問與藩風向七郎進行了徹底的灌輸。德川齊昭還認為大名的子弟應比普通武士更加剛武強健，所以督教極嚴。 ^[7] 

諸子之中，德川齊昭最為賞識七郎。當時大名子弟中除嫡長子被立為世子外，庶子一般多以養子身分人繼他藩。七郎五歲那一年，“御三家”中勢力最大的紀州藩因嗣子缺位前來請求養子。當謀士藤田東湖向德川齊昭徵詢入選意見時，德川齊昭表示性情柔和的五郎較為合適，七郎要作為世子的侯補留在本藩。當時長子鶴千代早已被立為世子，老謀深算的德川齊昭以侯補的名義留下七郎，似乎不僅僅只是着眼於此，當另有所寄。 ^[7] 

弘化四年（1847年）8月1日，幕府老中（幕閣首班）阿部正弘向水户藩傳達了第十二代將軍德川家慶的“台命”：着令七郎以養子的身分人嗣一橋德川家，繼承一橋藩的事業。一橋家與田安德川家、清水德川家合稱“御三卿”，是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分封他的三個兒子而成的親藩。從血緣關係來看，“御三卿”遠比“御三家”更近，故在將軍嗣子遞補的順序中處於更為優先的位置。而一橋家則為“御三卿”之首。第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第十二代將軍德川家慶均出自一橋家。德川家慶的次男慶昌又曾人繼一橋家為養子，更加深了一橋家與幕府將軍家的淵源關係。對七郎來説，入嗣一橋家無異於登龍門，使將來繼承將軍之位的機會陡增。

德川家慶之所以選定七郎入繼一橋家，是有其深謀遠慮的。德川家慶雖育有二十九個子女，但多早年夭折，長大成人的只有德川家定。而德川家定也體弱多病，恐難為長久之計。七郎聰明英俊，德川家慶對此早有所聞。而且德川家慶的夫人來自皇族有棲川氏，與七郎的生母同出一門，兩人為姊妹關係。一旦將來德川家定有事，七郎即可人而代之，是為德川家慶的伏筆所在。

對七郎出繼一橋家之事，江户幕府有人頗多微詞。除與其他諸家相比血脈較遠外，其中的主要原因還是自水户二代德川光國以來，水户家即被視為尊王思想的淵數，七郎之父德川齊昭更是傲岸矯激。但將軍德川家慶對七郎情有所鍾，不為所動。

弘化四年（1847年）10月5日，七郎入江户城謁見將軍德川家慶。12月1日，易服行禮，得賜家慶的“慶”字，更名為一橋慶喜，授從三品、左近衞中將，稱刑部卿，成為一橋家的當主。這一年慶喜十一歲。事情的進展正如同德川齊昭所期待的那樣。

嘉永六年（1853年）6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修·佩裏率四艘軍艦闖人江户灣（今東京灣），以武力脅迫日本通商開國。給長期實行鎖國政策的日本帶來極大的衝擊。國中攘夷呼聲驟起，反對德川幕府妥協讓步的外交路線。這兩股勢力的論戰與摩擦，構成幕末政治風雲的核心。值此天下騷然之際，德川家慶病死，其子德川家定繼任為第十三代將軍。德川家定年已三十，雖兩度娶妻，但未有子嗣。從其虛弱的身體狀況來看，將來也不可能生育後代。於是，次代將軍的人選問題就浮上議事日程。當時，“御三家”和“御三卿”中，較為合適的侯補者有兩個：一個是紀州藩主德川慶福，另一個就是一橋慶喜。慶福是第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之孫、現將軍家定的堂兄弟，從血緣上來看，德川慶福佔有優勢。若在承平之年，立慶福為將軍後嗣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在局勢動盪的幕末，一個只有八歲的孩子（慶福）顯然難以承擔時局賦予的重任；而以英明俊敏著稱的慶喜已年逾十七，正是可以從此大顯身手的時候。

幕閣老中阿部正弘、薩摩（今鹿兒島）藩主島津齊彬、越前（今福井）藩主松平春嶽、宇和島（今愛媛）藩主伊達宗城等人從大局出發，認為當此多事之秋，應重才能、輕血統，主張迎立一橋慶喜，是為“一橋派”。但將軍德川家定的生母本壽院對此極力反對，認為這是水户齊昭妄圖劫奪政權的陰謀，聲言若立慶喜為嗣，將以自殺相抗。與其相呼應，以水野忠央為首的紀州藩勢力也掀起擁立慶福的運動，是為“南紀派”。雙方展開了激烈的交鋒。為了達到立慶喜為嗣的目的，島津齊彬不惜將養女篤姬（天璋院）嫁給將軍家定，以期藉此影響其取捨。但在此問題，本壽院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安政四年（1857年）夏，慶喜的有力支持者、開明的幕府老中阿部正弘病死，幕府的政策日趨保守。安政五年（1858年）4月，彥根（今滋賀）藩主井伊直弼出任老中。井伊同本壽院聯手，於6月25日宣佈立紀州慶福為將軍後嗣。“一橋派”徹底失敗。 ^[7] 

就在雙方圍繞人嗣問題進行激烈鬥爭時，世事也在發生着激烈的變化。安政元年（1854年），馬修·佩裏率艦隊第二次來航，強迫日本締結了《神奈川條約》。隨後，俄、英、荷等國也相繼對日本提出不平等要求。在列強的威脅下，日本一步步被迫走向開國。安政六年（1859年）6月，井伊直弼在未獲得天皇救許的情況下同美國總領事哈里斯簽署了《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按照水户學的理論，天皇為國家之主，幕府將軍只不過是受天皇委託、代行政治職能的。聞知井伊擅自簽約，一橋慶喜拍案而起，面責井伊。二十二歲的慶喜在政治舞台上邁出了積極的第一步。老奸巨猾的井伊直弼當時不與慶喜當面交鋒，其後卻驟興大獄，嚴厲懲罰反對派。一橋慶喜等人受到禁閉處分，不少同時提出異議的藩士或被砍頭、或遭流放。這樣，繼嗣擁立與尊王攘夷交織在一起，形勢朝着對慶喜不利的方向發展。安政六年（1859年）7月，將軍德川家定死去。立嗣鬥爭中的勝者、十二歲的慶福改名為德川家茂，繼任為第十四代徵夷大將軍。這時的一橋慶喜似乎已與將軍之位無緣了。 ^[7] 

井伊直弼的殘酷彈壓，激怒了水户藩的武士。他們於安政七年（1860年）3月3日在江户櫻田門外設伏、刺殺了井伊直弼，史稱櫻田門外之變。此後，控制幕府大政的老中安藤信正試圖彌合與京都朝廷的分歧，致力於公（朝廷）武（幕府）合體運動，策劃將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宮下嫁將軍德川家茂。但這一政治婚姻受到尊王攘夷論者的非難。文久二年（1862年）1月，安藤信正遇刺受傷，被迫辭職。是年4月，一橋慶喜的禁閉處分被解除，與人會面和書信往來的自由得以恢復。但已領略政海風險的一橋慶喜並沒有輕舉妄動，只是默默地注視着局勢的發展。

這時，其父德川齊昭業已離世，人們逐漸把政治視線集中到了攘夷大本營——水户出身的一橋慶喜身上，將之視為救世之主，認為只有他才能驅除夷敵，挽大廈於將傾。對於尚無任何政治成就的一橋慶喜的這種過大評價與期待，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寄託了亂世之中人們的一種幻想。世間的這種輿論似乎也影響到了京都朝廷。文久二年（1862年）7月，天皇的敕使大原重德來到江户，傳達了天皇的“睿慮”：任命一橋慶喜為將軍後見職（將軍輔佐）、松平春嶽為政事總裁職，主持幕府事務。儘管這一人事安排的背後能看到薩摩藩島津久光（島津齊彬之弟）的強力身影，但朝廷置喙幕府人事是前所未聞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德川幕府權威的墜失。

一橋慶喜上任後同松平春嶽聯手，在橫井小楠的策劃下進行改革，以圖刷新幕政。主要內容有：1、緩和參勤交替制。廢除大名必須在江户、封地逐年輪住的參覲交代，改為每三年到江户朝覲一次，且每次只有三個月。2、改革軍制。參照法國軍制重編步、騎、炮兵，並從荷蘭採購軍艦，振興軍備；同時派遣人材留學海外，研習近代軍事思想。3、設置京都守護職。當時的京都聚集了一批以“尊王攘夷”為口號的下級武士、浪人，他們以“天誅”為名濫行殺戮，使京都陷於無秩序狀態。一橋慶喜新任會津（今福島）藩主松平容保為京都守護職，率精兵一千赴京，控制住局勢；並藉此牽制朝廷的動向。4、改革學制，設置“藩書調所”（今東京大學前身），培養外交和西學人材。以上措施強化了一橋慶喜在德川幕府中的權力基礎。

此時的京都，尊王攘夷的呼聲甚囂塵上。文久二年（1862年）10月，朝廷的攘夷督促敕使三條實美來到江户城中，要求德川幕府立即行動起來，力行攘夷。曾持攘夷論的會澤正志齋則上《時務策》，力勸一橋慶喜認清時局、實行開國政策。一橋慶喜本身對照相機、洋式馬鞍等舶來品極為喜好，堪稱“洋癖家”，是隱然的開國論者。故此對朝廷的攘夷命令不以為然，甚至打算到京都去説服朝廷。但被政事總裁職松平春嶽所制止。孝明天皇與西南雄藩均鐵心攘夷，民眾輿論更是一邊倒，若於此時貿然以開國論相擷抗，只能落下惡名，難以收場。所以松平春嶽主張先向朝廷表明攘夷的立場，然後再徐謀他策。這樣，德川幕府承諾朝廷實行攘夷，並約定徵夷大將軍近期赴京，共商大計。

文久三年（1863年）1月，將軍後見職一橋慶喜先期入京。攘夷派浪人將人頭放在一橋慶喜住宿的東願寺門前，進行威逼與恐嚇。3月，將軍德川家茂上洛，又有浪人將京西等持院內室町幕府足利尊氏、足利義詮、足利義滿三代將軍木像的頭部砍下，擺在三條大橋，予以恫嚇。 ^[8]  力主攘夷的長州藩（今山口）與朝廷內的三條實美等相串聯，策劃利用4月11日天皇行幸石清水八蟠宮的機會，舉行向將軍授以“節刀”的儀式。“節刀”之禮本來自中國，奈良時代將軍出征之際，總是由天皇下賜”節刀”，以示承命征伐。平安時代末期已被廢除。這時重開此舉，旨在向德川幕府施壓：若承受“節刀”而不攘夷，則天下人可以違救之罪而攻之。一橋慶喜看破此棋，勸説將軍德川家茂偽稱生病，迴避此行。被迫以代理身份隨伴天皇的一橋慶喜，則趁夜間在八蟠宮山麓休息之機藉口腹痛遁走，終使授與“節刀”的計謀化為泡影。 ^[9] 

但朝廷步步進逼，要求德川幕府定下明確的攘夷日期，否則不放將軍回江户。文久三年（1863年）4月20日，陷於窮地的一橋慶喜只得以將軍德川家茂的名義將實行攘夷的日期定在同年5月10日。4月22日，朝廷將此日期通知在京諸位大名。既然明知攘夷不可而又不得不為之，慶喜只得虛晃一槍。但以區區二十天的時間做攘夷諸種準備，未免近於荒唐。5月8日方得以回到江户的慶喜於次日召集幕閣會議，宣佈將從第二天開始實行攘夷。除強調日方決不首啓戰事外，其他具體措施概未涉及。5月14日，一橋慶喜向朝廷提出辭去將軍後見職。此事出乎朝廷意料，當今之世能夠統率羣藩、抗禦外夷的，除去慶喜之外別無他人，遂連發特使予以挽留；本來不喜歡慶喜的幕府閣老們也苦苦相勸，一橋慶喜只好同意。5月10日，長州藩炮擊通過馬關（今下關）海峽的美國商船和法、荷軍艦，拉開了攘夷戰爭的帷幕。 ^[9] 

這一時期的京都堪稱陰謀之都。各種勢力分化組合、折衝樽俎。攘夷過激派長州藩的舉動，逐漸引發了薩摩諸藩的不安。薩摩藩島津齊彬死後，由其異母弟島津久光以藩主島津忠義父親的身份主持藩政。文久三年（1863年）8月，自江户回藩途中的島津久光一行於橫濱附近的生麥村與騎馬郊遊的英國人發生衝突，由此引發了薩英戰爭。此戰雖使薩摩藩在攘夷浪潮中聲名鵲起，但島津久光也意識到以現有的國力，攘夷是不可能的。以此戰為契機，薩摩藩轉而實行對英國接近的方針，主張開國。 ^[10] 

為同以長州藩為首的尊攘勢力相對抗，薩摩藩與在京擁有重兵的會津藩（當時會津藩主松平容保擔任京都守護職）聯手，會同中川宮親王，以“清君側”為名於文久三年（1863年）8月18日發動政變，掃除了京都內的長州藩勢力。朝廷激進派三條實美等七公卿被迫流亡長州。“八月十八日政變”後，新形成的“參豫會議”擔當起議論國政的角色。這是一個由幕府與雄藩組成的聯合機構，構成人員有將軍後見職一橋慶喜、薩摩藩主之父島津久光、越前藩主松平春嶽、土佐（今高知）藩主山內豐信、宇和島藩主伊達宗城、京都守護職、會津藩主松平容保。諸藩主在此前的將軍繼嗣問題上多屬舊“一橋派”，同慶喜極有淵源。但此時的慶喜已非昔日的慶喜，以其幕府代言人的身份，所處立場也就頗為微妙。 ^[11] 

圍繞着開國還是鎖國的問題，“參豫會議”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島津久光等人主張開國，屬多數派。慶喜日益傾向於“鎖國論”。後來慶喜在其晚年的談話集《昔夢會筆記》中談及此事時説：“此前曾屈服於長州藩的攘夷壓力，這次若再視薩摩藩的馬首是瞻，未免顯得幕府也太無主見了。”如何維持幕府的威望，成為這一時期慶喜的行動指針。

雙方的分歧越來越大，文久四年（1864年）2月16日的“參豫會議”中，一橋慶喜終於撕破臉皮，對島津久光、松平春嶽、伊達宗城三人破口大罵。事已至此，“參豫會議”也就無法繼續下去了。幕府與薩摩藩的對立表面化。3月，慶喜辭去將軍後見職的職務，就任新設的“禁裏守衞總督”和“攝海防禦指揮使”意圖是要把朝廷所在的京都緊緊地控制在自己的手裏。6月5日，京都守護職所屬的“新選組”突襲旅館池田屋，將在此聚會的二十餘名長州藩攘夷派武士盡數捕殺。 ^[12]  原本對慶喜只在口頭上表示攘夷心存不滿的攘夷派憤然宣佈將慶喜列為“天誅”的目標。十天之後，慶喜的親信平岡圓四郎被人暗殺，成了第一個犧牲品。這時，攘夷與否已蜕化為一種旗號，對權力的爭奪才是問題的中心所在。

八月十八日政變中落北的長州藩本來就心懷怨氣，聞知池田屋事件的急報後更是怒不可遏，遂揮兵入京，與幕府在御所蛤御門一帶展開激戰。史稱“禁門之變”。初次參加實戰的一橋慶喜大出風頭，指揮會津等藩的軍隊擊敗長州兵。並借勝利餘威，求得朝廷救令，欲遠征長州藩。 ^[13]  這時正值為報復去年長州藩攻擊美國等國船隻事件，英、法、美、荷四國艦隊炮擊馬關，史稱四國艦隊炮擊下關事件。 ^[14]  長州藩處於內外受敵的苦境，只得彈壓藩內尊攘派，逼率隊犯京的三名家老自殺謝罪，對幕府採取恭順的態度。四國艦隊的猛烈炮火令長州醒悟到今日之天下“已非復攘夷”、而應趨向於開國。以高杉晉作、木户孝允為首的革新派取得藩政的主導權後，認識到樹立統一的國家權力才是實現開國自強的前提條件，藩論由尊王攘夷轉為勤王倒幕。

一橋慶喜為鞏固自己和德川幕府的統治地位，於1866年6月再次宣佈征討長州藩。但此時的德川幕府已日益弱體化，持開國論的薩摩藩不僅拒絕德川幕府的出兵要求，反而暗中支持長州藩。 ^[15]  後在土佐藩出身的坂本龍馬等人的斡旋下，薩摩藩與長州藩秘密結成薩長同盟，確定共同倒幕的立場。 ^[16]  第二次長州合戰並未像德川慶喜所期待的那樣順利展開，德川幕府方面軍隊屢屢失利。7月20日，二十一歲的將軍德川家茂病死於徵長指揮部所在的大阪城。以此為由，德川慶喜下令中止了征討長州藩戰爭。 ^[17] 

對德川慶喜向無好感的德川家茂曾留下遺言，指定”御二卿”中田安德川家的龜之助做他的繼承人。但此時的龜之助只有3歲，值此內優外患之際，顯然難以承擔重任。無奈，幕閣只能謀求有關大名的支持，提出擁立一橋慶喜。一橋慶喜最初堅辭不就。後在提出改革弊政的條件得以滿足後，才於1866年12月5日易名為德川慶喜，正式就任幕府第十五代將軍。

德川慶喜繼任將軍之後，為擺脱困境，在法國公使羅歇爾的指導下，對幕政進行重大改革：1、軍事上廢除舊制度，徵募農民、市民組建新式步兵；聘用法國軍事教官團，開辦軍官學校，着手建立近代常備軍。並以蝦夷地（今北海道）的礦山作擔保，向法國借款六百萬美元，以購買軍艦、武器。2、政治上改革老中制度，分幕府為國內事務、會計、外國事務、陸軍、海軍五局，各老中分掌一局，由首席老中統轄全國政務，以期建立中央集權的官僚政府機構。3、經濟上設立與法國合辦的公司，建造鐵道，開發礦山，賦課新税。這些改革措施因幕府很快崩潰而未及全面實施，但其中大部分被後來的明治政府所採納，可見還是部分反映了時代的要求。 ^[18]  只是此時的幕府體制早已病入膏盲，回天乏術了。

時局的變化往往出人意料，德川慶喜繼任為將軍十天之後，孝明天皇突然病死。孝明天皇雖主張攘夷，但不支持倒幕，故此持開國論的倒幕派對他的存在還是有所顧忌的。孝明天皇的死，使得形勢非常有利於倒幕派。慶應三年（1867年）1月9日，十五歲的睦仁親王即位，是為明治天皇。以巖倉具視為首的宮廷倒幕派控制幼帝，四處活動，同以長州藩的木户孝允、薩摩藩的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為首的薩長倒幕派遙相呼應。 ^[19] 

為調和幕府與倒幕派之間一觸即發的緊張關係，以土佐藩主山內豐信及其親信後藤象二郎為代表的妥協派，提出了一項與武裝倒幕相對立的“大政奉還”的方案。“大政奉還”構想的肇始者實際上是坂本龍馬。慶應三年（1867年）6月，坂本曾向後藤提出建立新國家的八條基本方針，即“船中八策”。“大政奉還”就是“船中八策”的第一條。後藤接過這個方案後又揉入自己的想法，主張幕府將軍把現有的統治權名義上奉還天皇，而在天皇之下設立一個由將軍擔任議長的“大名會議”來掌握實權。以“大名會議”為上院，另從各藩選拔有識之士組成下院，用類似歐美的議會形式來運行國政。山內對此頗為欣賞，認為既可促使德川慶喜奉還政權，又可將其從危亡中挽救出來，堪稱恩義兩全。而在德川慶喜看來，將眼下的幕朝兩元政體一元化，自己高居兩院首席，控制大權，亦不失為良策。這時，倒幕派也在緊鑼密鼓地準備着。慶應三年（1867年）9月，薩、長兩藩簽署了共同出兵盟約。後藝州藩（今廣島）也加入進來。10月14日清晨，巖倉具視以天皇的名義向薩、長兩藩下達了“珍戮賊臣慶喜”的“討幕密詔”。 ^[20] 

德川慶喜覺察到倒幕派的企圖，先發制人，於同一天上奏朝廷，請求將政權“奉還”給天皇。翌日，朝廷批准了慶喜的請求。倒幕派得知這一消息後，不由得捶胸頓足。德川慶喜的“大政奉還”使他們失去了舉兵的藉口。這時的形勢一片混亂，各種臆測紛飛，諸大名多采取觀望的態度。幕府老中松平乘漠等開始在京都集結軍隊，試圖以武力繼續維持政權。但巖倉具視已識破慶喜大政奉還背後的意圖，倒幕決心並未動搖。慶應三年（1867年）11月4日，巖倉具視秘密上奏《王政復古議》意見書，請求朝廷下達討幕詔書。到11月底，薩摩、長州、藝州三藩的大軍陸續集結於京阪地區，擺開了與幕府決戰的陣式。12月9日，巖倉具視等晉見明治天皇，奏請實行“王政復古大策”。同時西鄉隆盛指揮軍隊包圍御所，發動宮廷政變。 ^[21]  當天下午，以天皇的名義召開了由皇族、公卿、大名和武士參加的御前會議，發佈《王政復古大號令》。當夜，又在小御所召開三職會議，責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 ^[20] 

12月10日，松平春嶽等來到將軍駐蹕的二條城，向德川慶喜傳達了小御所會議的決定。德川慶喜以城中人心動搖為由，表示不能接收。當天晚上，長州藩的先遣部隊開進京都，倒幕派聲勢大振。德川慶喜遂於13日離開已處於劣勢的京都，退往大阪城。在法國的授意下，德川慶喜外交方面也作了安排，向英、法等六國宣佈遵守所簽訂的條約，試圖使外國承認幕府政權的正統性。同時還上書朝廷，以自己為“正”、稱倒幕派為“奸”，要求天皇“清君側”。以山內豐信為代表的公武合體派也積極活動，逼巖倉讓步。形勢似乎又出現了轉機。 ^[22] 

此前，倒幕派為徹底推翻德川幕府，曾派浪人潛入江户，擾亂秩序，以逼使對方率先挑起戰端。聚集於江户薩摩藩邸的浪人們數十人一夥，四處襲擊豪家、劫奪錢財、散佈謠言。12月25日忍無可忍的德川幕府一方終於放火燒燬了薩摩藩邸。消息傳至大阪後，幕府方面軍隊士氣大振，急欲一戰。在此形勢推動下，德川慶喜於明治元年（1868年）1月1日發佈“討薩表”。3日，以會津、桑名兩藩為先鋒的幕府方面軍隊從大阪向京都發動攻擊，同薩摩、長州兩藩為主力的倒幕派軍隊在京都南郊的鳥羽、伏見城相遇，雙方展開激戰。經過三天血戰，一萬五千人的幕府軍全線潰敗。曾豪言決戰到底的德川慶喜聞知敗訊後，於6日夜攜同親信數人潛出大阪城，匆匆乘“開陽丸”軍艦從海路逃回江户。 ^[23] 

是捲土重來、再論高低，還是堰旗息鼓、認輸投降，德川慶喜站在選擇的十字路口。德川慶喜權衡再三之後，斥退了主戰派小慄忠順、榎本武揚等決一死戰的請求，採取了絕對恭順的方針。委任勝海舟為陸軍總裁、大久保忠寬為會計總裁，負責處理遺留問題。明治元年（1868年）2月12日，德川慶喜遷出江户城，避入上野東叡山寬永寺大慈院，待罪自省。接受棘手之任的勝海舟不辱使命，與倒幕派東征軍總參謀西鄉隆盛談判，實現了江户的“無血開城”，使江户得以免於戰火的浩劫。同時力主實行寬大政策，保全了德川慶喜的性命。德川宗家也得以延續，讓田安龜之助改名為德川家達，繼承德川宗家，並給以駿府城（今靜岡）七十萬石作棒祿。 ^[24]  至此，持續了二百六十四年的德川幕府退出了歷史舞台。 ^[7] 

德川慶喜雖然投降，但原德川幕府主戰派的反抗並未停止。直到明治二年（1869年）2月，榎本武揚在北海道五稜郭城就擒，戰事方告平息。是年9月，慶喜的“謹慎”處分得以解除，開始了在靜岡的長達四十四年隱居生活。 ^[25]  退任將軍後，德川慶喜對政治活動興趣明顯減退，連一些舊家臣因在新政府任職，他為免被人猜疑，除勝海舟、澀澤榮一以外亦儘量避嫌而不見面。反而熱衷於投入攝影、狩獵、民謠歌曲研究等趣味的生活之中。他在日本的攝影史享有一定地位。這一時期的慶喜在生活上較為安逸，與側室育有十男十一女。德川宗家的家督由他的養子德川家達，田安家的龜之助接任。

明治三十年（1897年）他從靜岡回到東京居住。翌年他前往皇居（即前江户城）參覲明治天皇，之前他因為從小受水户藩盛行的尊王學説薰陶影響，認為自己是亂臣賊子，故一直都無意麪見天皇。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根據明治天皇的旨意，慶喜從德川家達宗家分出，自立一家，躋身華族之列，並被授予公爵稱號、勳一等旭日大勳章。 ^[7]  大正二年（1913年）因肺炎而逝世，享年七十七歲。

安政四年（1867年）日本孝明天皇死，明治天皇即位。12月9日，天皇發佈《王政復古大號令》，廢除德川幕府，令幕府將軍德川慶喜“辭官納地”。大政奉還的呼聲剛開始的時候，德川慶喜根據目前形勢，知道各強藩正虎視眈眈，伺機而動。對付長州藩已經很吃力，所以虛與委蛇，假意同意大政奉還，徐圖再起，或者取實棄名，暫時放棄將軍之名，以觀後變。土佐藩代表山內豐信提出的方案，遠比德川慶喜想象的要緩和得多。這方案似乎只要德川慶喜做列藩會議的議長，其他對德川幕府的態度和要求似乎沒有多大的改變。密敕德川慶喜的大政奉還的奏章同時到達，薩、長兩藩暫時吧密敕收起，靜觀德川慶喜以後的動向。德川慶喜接到“大政奉還”案之後，本想以退為進，索性把徵夷大將軍的職位也辭掉。朝廷因此又將討幕行動延期，各公卿很怕會打起仗來，決定召集十萬石以上的諸藩主來京都開會。於是諸藩主中反幕派和擁幕派兩方都調集大軍，形成對峙局面。明治元年（1868年）1月1日，德川慶喜發出《討薩表》，以清君側為名向倒幕派宣戰，次日幕府軍和佐幕各藩的軍隊便開始由大阪出發進軍京都。鑑於兵力上的劣勢，倒幕派依託京都採用戰略防禦態勢，戊辰戰爭爆發。

幕府軍在鳥羽、伏見之戰中大敗，德川慶喜逃回江户後，德川幕府內分裂成“恭順派”和“主戰派”。德川慶喜最後接受了恭順派的主張，解僱了支持“主戰派”爭取法國援助進行決戰主張的法國軍事教官歇多萬。任命日本近代海軍的創始人，主張“絕對恭順”的勝海舟為陸軍總裁，主持幕府事務。 ^[26]  3月14日，幕府的恭順派終於和官軍達成江户“無血開城”的協議，規定幕府交出軍艦和一切武器，德川慶喜去水户“謹慎”（幽禁），讓田安龜之助（後改名為德川家達）繼承德川家，仍給靜岡土地70萬石。至此，統治日本260多年的德川幕府名實俱亡。 ^[27] 

德川慶喜將軍德川家茂時期力主征討長州藩。文久四年（1864年）8月19日，"尊王攘夷"運動中心長州藩為驅逐德川幕府勢力，出兵入京都攻打皇宮禁門，兵敗。24日，天皇在德川幕府德川慶喜的策動下，以"禁門之變"為由發佈征討長州藩佈告，命令前尾張藩主德川慶勝任徵長總督，統率本州西南、四國和九州地區21個藩的藩兵出征。與此同時，英、美、法、荷四國藉口長州藩炮擊通過下關海峽的外國船隻，組成聯合艦隊進攻長州藩，擊毀下關炮台，佔領海峽一帶。長州藩在內外夾擊形勢下被迫向德川幕府屈服，保守勢力重新上台。1865年1月，長州藩倒幕志士高杉晉作率"奇兵隊"起義，各地紛紛響應。倒幕派終於擊敗本藩保守勢力，再次奪取藩政權。 ^[15] 

慶應二年（1866年）7月18日，德川慶喜以長州藩犯上作亂、私自與外國交往為藉口，發動第二次徵長戰爭。但是第二次征討長州藩幕府毫無勝利的把握。 ^[28]  德川幕府糾集30個藩的兵力，在4艘軍艦掩護下攻佔大島郡，企圖直搗山口。23日，高杉晉作率長州藩軍艦擊退德川幕府海軍，並乘勝於27日收復大島郡。與此同時，井上馨率長州藩軍擊敗幕府軍主力，攻佔藝州；大村益次郎率領的長州藩軍經石州口之戰，一舉攻下濱田城。28日，高杉晉作、山縣有朋率長州藩軍主力進攻小倉藩的幕府軍，經多次激戰佔領小倉城。8月29日，德川幕府將軍德川家茂病死。德川慶喜見敗局已定，遂以"將軍之喪"為名退兵，9月29日以天皇名義下令停戰。兩次征討長州藩無功而返。

黑船來航之後，尊王攘夷的呼聲甚囂塵上，朝廷也是支持攘夷。德川慶喜對朝廷的攘夷命令不以為然，甚至打算到京都去説服朝廷，但被政事總裁職松平春嶽所制止。薩英戰爭之後，薩摩島津久光意識到以現有的國力，攘夷是不可能的。以此戰為契機，薩摩藩轉而實行對英國接近的方針，主張開國。圍繞着開國還是鎖國的問題，“參豫會議”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島津久光等人主張開國，屬多數派，德川慶喜日益傾向於鎖國。

與生父齊昭一樣都很喜歡吃薩摩藩出產的豬肉，所以被人稱為“豬一樣“（日語：豬一様）（就是喜好豬肉的一橋大人之意，“樣”在日語中是一種尊稱，相當於漢語中的“XX大人”）。對西洋文物十分關心，晚年喜好麪包及牛乳，對照相機及寫真攝影、釣魚、騎腳踏車、顯微鏡、手藝（刺繡）頗有興趣。在將軍時代曾向西方學習法語。

擁有駕駛執照，明治時期在靜岡市內駕駛汽車時，曾在蕎麥屋前起了交通事故的衝突。

愛好攝影，但技術不佳。雖屢次向寫真雜誌上投稿，卻沒有被採用過。與他有共同興趣生活的友人則是慶喜的異母弟昭武。

安政二年（1855年）12月3日，德川慶喜與一條美賀結婚（維新後改名美賀子）。 ^[7]  與美賀之間的長女（瓊光院殿池水影現大童女）於安政五年（1858年）7月16日誕生，7月20日時早逝。之後，與美賀之間再也沒有生下孩子，明治年間一共誕生了10男11女，皆是與兩位側室之間所生。子女有繼承德川慶喜家公爵七男慶久、勝海舟的婿養子十男精、成為伏見宮博恭王妃九女經子。而且慶久的子女有德川慶光與高松宮宣仁親王妃喜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