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工論

迪爾凱姆認為，人類社會有兩種社會團結狀態(即將個體聯合起來的紐帶)：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用本書中的術語是機械的連帶性和有機的連帶性。

迪爾凱姆認為，機械團結是這樣一種社會聯結紐帶，它通過強烈的集體意識將同質性的個體結合在一起。機械團結是人類社會最早經歷的結合狀態，時至今日，我們仍可在傳統農村社區中看到它的影子。在這些社會中，同一社區的人們採取同樣的謀生手段，懷有同樣的價值信仰，信奉同一的圖騰和宗教，這是一個從“相似性”中生成的社會。。羣體成員裏的諸分子是相互間無分別的，諸分子間是沒有安排的，總之，他們是沒有固定形式或固定組織的，這是原形質的社會”。這些團體成員共同的宗教信仰，道德情感的總和形成了集體意識，它構成了社會秩序的基礎，維持着社會成員之間的聯繫。這種強烈而獨立的集體意識表現為繁多的禮俗儀式，它規定了人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不給個人的獨立發展留下一點點的空間。“在那一類的社會里，人生的第一責任乃在於模仿一切的人們，無論在信仰上或在實施上都不容許一點兒個性”。(第555頁)團體的任務在於。提防共同意識的一切動搖”，(第557頁)對侵犯共同意識的行為給與道義上強烈的討伐。在以機械團結為紐帶的社會中，法律多帶有壓制性的特點。(第48頁)這種法律把凡是違反和破壞集體意識的行為都説成犯罪，對犯罪行為的懲罰不是出於理性的權衡和比較，而是出於道義上的憤慨。

有機團結是社會團結的另一種類型，它是建立在社會成員異質性和相互依賴基礎上的社會聯結紐帶。現代工業社會的結合狀態是有機團結的典型代表。在這種社會中，法律帶有恢復性的特點，(第48頁)對犯罪行為的懲罰出於理性的權衡和思考，懲罰的目的在於維持社會分工造成的複雜的相互依賴關係。作者認為，有機團結的基礎在於社會分工，社會分工乃是人們的職業專門化過程。社會分工的原因在於同一空間內人口的增加，導致人們的物質與精神密度增大，生存競爭更加激烈，這就有可能出現導致社會解體的衝突事件，如戰爭、犯罪等。社會分工是擺脱社會解體，緩衝競爭壓力的一個有效手段。社會分工產生了兩方面的後果：削弱了集體意識，為個人意識的發展提供了空間；造成了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相互依賴。集體意識存在的前提是社會成員問的高度同質性，而職業專門化則使從事下同職業的人形成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這誠降低了成員問的同質性程度，從而削弱了集體意識的控制範圍和強度，集體意識漸漸地傾向於模糊、普遍和不確定了，讓個人一天比一天更有分道揚鑣的餘地了。在現代社會中，集體意識的性質和內容已經由原來那種神聖的、信仰式的、尊崇集體的變成了世俗的、理性的和崇尚個人的，由全面滲透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控制個人生活的全部行為規則，變為僅存於高度抽象層次上的共同價值觀念。社會分工的最重要的功能在於。把那些分任的職務變成了相依為命的連帶物”。(第34頁)社會各個部分之間是相互依賴的，每一種職業對於社會整體而言都是不可缺少的。社會分工越是發達，相互依賴的需要也就越是迫切。迪爾凱姆認為，在現代社會中由社會分工產生的相互依賴感取代了集體意識，成為聯結社會成員，維持社會一統的基礎，“分工乃是社會連帶性的主要源泉”。

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是人類社會的兩種結合狀態，前者以相似性為根源，後者以社會分工為根源。隨着社會的不斷髮展，有機團結必然要取代機械團結。機械連帶性在當初是唯一的，後來卻漸漸失勢，而有機連帶性又漸漸佔了優勢，這是歷史上一個定律”。人類社會的演進就是從機械團結的社會秩序演進到有機團結的社會秩序，迪爾凱姆終生都在關注這一社會秩序演進中出現的社會問題。

在該書的第三部分，作者探討了各種反常的社會分工對社會團結的影響。迪爾凱姆歸納了三種類型的反常分工：無法律的分工；強迫的分工；純經濟的或純技術的分工。這些反常的分工的共同特點在於它們都是以社會不平等為基礎，它們在破壞了原來的集體意識的同時，並沒有創造出新的道德規菹，從而使個人迅速膨脹，導致整個社會陷入失範狀態，

作者對此十分憂慮，他認為社會危機從根本上説是道德危機，故而他特別重視介於社會和個人中間的職業團體，認為完善職業道德以平衡社會和個人之間的關係是解決當時社會危機的濟世良方。 ^[4] 

譯者前言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導言

第一卷 勞動分工的功能

第一章 確定功能的方法

第二章 機械團結，或相似性所致的團結

第三章 分工形成的團結，或有機團結

第四章 上述理論的另一證據

第五章 有機團結的遞增優勢及其結果

第六章 有機團結的遞增優勢及其結果（續）

第七章 有機團結和契約團結

第二卷 原因和條件

第一章 分工的進步與幸福的進步

第二章 原因

第三章 次要因素--集體意識逐漸形成的非確定性及其原因

第四章 次要因素（續）--遺傳性

第五章 上文的結論

第三卷 反常形式

第一章 失範的分工

第二章 強制的分工

第三章 另一種反常形式

結論

附錄一 參考文獻

附錄二 人名對照表

附錄三 涂爾幹基本著作

附錄四 涂爾幹生平著作年表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工業和經濟功能不斷髮展，資本、技術和能源集中在現代工業，社會急劇變遷，勞資矛盾突出。針對人們的慾望膨脹、行為偏差和社會混亂等社會變態現象，涂爾幹試圖通過實證科學來考察道德生活事實，建立一種道德科學。《社會分工論》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 ^[3] 

孔德認為，主要的問題可以追溯到勞動分工的增加上。在簡單社會中，人們基本往做相同的事，例如種田，人們分享共同的經驗以及共同的價值觀。在現代社會中，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職業，當不同的人被委任不同的專門化任務時，他們的共同經驗不復存在，這破壞了一個社會必備的共有道德信念，結果是人們不願為社會需要做貢獻。孔德打算用社會學創立一種新的恢復社會內聚力的偽宗教。在很大程度上，《社會分工論》可以看作對孔德分析的反駁， 涂爾幹認為，勞動分工不代表社會道德的消失，而是代表一種新的社會道德。 ^[2] 

當時的學者、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提出了一個總體性進化論框架，也對《社會分工論》具有重要的、基礎性的影響。 ^[6] 

社會秩序是涂爾幹一生學術研究的主題。19世紀後半葉，法國社會動盪不安，涂爾幹一心要以社會學家的身份回答現實問題，幫助社會維繫整合，達到安定。他的三部主要著作《社會分工論》《自殺論》《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都緊密圍繞着秩序和整合的主題，分別回答社會團結和整合靠什麼達到、社會整合與個人是什麼關係、團體意識對社會和個人起什麼作用三個問題。

涂爾幹認為，傳統力量統治的社會靠“機械的團結”來維繫。特別是在文明程度較低的社會中，同一團體的成員們採取同樣的謀生手段，保持同樣的習俗，信奉同一圖騰，這種共同性使他們意識到大家同屬一個集體，而不會離心。這種團體基本上是從“相似性”中生成的社會，即所謂“同質”的社會。該團體的首要任務是使成員們尊重團體的信仰和各種傳統，即維護共同意識，維持一致性。在近代社會中，由於社會分工的發展，人們在意識、信仰上的差異也日益增大。但是社會沒有瓦解，人們也沒有分離，這是因為古代維繫團體的共同意識逐漸被分工製取代，社會分工使每個人在消費上依賴於其他人。分工使社會像有機體一樣，每個成員都為社會整體服務，同時又不能脱離整體。分工就像社會的紐帶，故謂之“有機團結”。涂爾幹認為，民族越進化，其成員間的差異越大，這種趨勢甚至反映在體質上。從大腦容量上看，同一種動物的腦量相互差別小，而人與人的腦量差別大；就人類而言，土人與土人相比，其腦量較之文明人更為接近。文明人在其他方面（如服裝、思想）的內部差異也很顯著。因此，近代社會是差異的社會，又是有機團結的社會。

他強調，一個事物的功能，並不是產生出這一事物的原因，原因在功能之前。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增加財富，但這要在分工出現後與分工前的對比中才能顯示出來。他認為造成分工制的原因是人口密度過大。人口的增加最初迫使一些人遷徒到其他地方，當無路可退時，他們被迫改換行業，分工制也就隨之出現。他重視研究社會事實的功能，是功能理論的先驅之一。同時在方法論上，強調區分功能與原因，這對功能理論的完善具有重要意義。

認為這種共同的信念接近於宗教，帶有強制性，並滲入一切社會生活中。他預言，共同意識和宗教維繫社會的功能將逐漸被分工製取代。但後來涂爾幹在繼續研究人類社會的整合問題時，放棄了《社會分工論》中貶低共同意識的思想，轉向強調共同意識和宗教的社會作用。 ^[3] 

作為一本理論著作，該書也有一些不足和值得商榷的地方。作者在該書中主要着眼 於對歷史上分工的形式、特徵、性質本身 進行刻劃，而關於於分工發展對社會各個方面產生的重大影響、分工的巨大社會功 能、特別是分工在當代所表現出來的一些新 的特點和造成的新的結果，則感到討論得還 不夠充分。此外，作者在書中從物質生產的 角度出發，把物質生產領域以外的社會分工統稱為非生產分工，基本上沿用了傳統的 “窄”派觀點。這一觀點在 研究當代的經濟 現象時是否仍然適用，是需要繼續討論的。 因為從這一觀點出發，對於當代蓬勃發展的 第三產業中許多重要部門的生產性問題，就可能難以給出應有的評價。 ^[8] 

在這部著作中，涂爾幹既提出了“社會團結”“集體意識”“功能”“社會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會分化與社會整合”這些後來一直為社會學界所沿用、修正和爭論的概念，也通過對“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環節社會”與“分化社會”以及“壓制性制裁”與“恢復性制裁”的縱向二元劃分，探討了歷史演進的基本規律。

同時該書對未來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也極其深遠。許多當代的人類學理論都建立在這個理論之上，比如安東尼·紀登斯的“四個面向”理論。美國學者塔爾科特·帕森斯、阿爾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的結構功能論也頻取引用了他的一些觀點，即認為社會學在研究社會結構時重點之一在考察不同結構的功能。

涂爾幹在該書中強調外於人而存在的社會事實，社會事實具有獨立自存的特性，具有外在性、獨立性、強制性與普遍性等特徵，使得涂爾幹逐漸走向超乎人而存在、重視社會結構的層面，為法國後來的社會學、人類學與哲學裏的“結構主義”作了開路先鋒。列維一斯特勞斯就是在他這種理論傳統下，開創出結構人類學。

另一方面，涂爾幹還很重視社會功能的研究，在該書一開始就對功能下定義，分析勞動分工的功能，因此，受到他的影響，美國理論大師帕森斯，建立了所謂“結構功能論”，其實就是在涂爾幹學派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這種重視社會結構與集體制度的“宏觀社會學”的傾向，在方法論上，被稱為“方法論的集體主義”。而涂爾幹學派，在涂爾幹從波爾多大學到巴黎的索邦大學任教之後，就奠定了法國主流宗派的地位，雄據法國社會學思潮上百年，至今對法國與世界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影響力仍相當明顯。 ^[3] 

原台灣大學教授林端：整部《社會分工論》一方面應 用了他那有別於哲學、心理學等傳統學科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另外一方面也透過《社會分工論》，將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這兩難命題，做了一種涂爾幹式的解 決。 ^[7] 

該書1893年在巴黎出版。有多種文字的譯本。193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王力翻譯的中譯本。2000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渠東（即渠敬東）翻譯的中譯本。

迪爾凱姆，法國民族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教育學家，法國社會學年刊學派創始人。又譯“涂爾幹”、“杜爾幹”。生於阿爾薩斯一個猶太人法學家的家庭，卒於巴黎。1887年受任波爾多大學為他特設的社會學教授講座，1892年到巴黎大學任社會學與教育學教授。他主編的《社會學年刊》，在西方社會學與民族學界形成了有名的法國社會學派。當時法國的社會學屬於哲學範圍，迪爾凱姆極力主張社會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並主張將一切社會科學統一於社會學之中，變為各種特殊社會學，如宗教社會學、法律社會學、道德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等等。他還認為除去各種特殊社會學之外，還有社會形態學(包括人口論與人文地理學在內)，將社會形態學與各種特殊社會學合在一起，便構成普通社會學。他認為,對一切社會問題的解釋,全應在社會事實中找原因，而不應在生物學與心理學中找原因。社會學的對象便是研究各種社會事實的。社會學的方法也是自然科學的方法，最主要的是一種比較的方法。但只有屬於同一社會發展階段的社會事實，才能互相比較。他的《社會學方法論》(1895)一書，是這一學派的代表作。這一學派當時在法國影響很大，可説是代表法國官方的社會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