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社會學

20世紀初在西方興起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又稱法社會學。由於學科內支派繁多，對它尚無確切的定義。

法律決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法律社會學正是要研究社會的基本條件對法律制度的影響。這是從宏觀的角度研究法律，是法律社會學最主要的研究內容之一，也是歐洲法律社會學的主要內容。比如，熟人社會和陌生人社會，其法律制度必然不可能是相同的。為什麼農村不容易搞法治？也許有一個社會生活環境的問題。我們發現許多複雜的法律制度是配合陌生人社會即現代商業社會設計的。

另外，法律社會學也從微觀的角度進行研究，把法律的實施看作是社會博弈。一項法律制定出來後，必然會引起人們的社會博弈，不可能要求人們完全的毫無反應的依法律而為。（“法律必須被信仰”，這句話所描述的狀態永遠不可能完全達到。）每個人對法律都會有所反應。

法律社會學是對法律形式主義的糾正。法律形式主義雖然作了奠基，但是它不能解決大量的社會問題。如最高院關於“姦淫幼女”罪的司法解釋，如果單從刑法理論的角度考慮的話，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但一旦放到社會中去，問題就出現了。比如，有可能觸犯這一條罪的人可能是哪些人呢？律師、法官和檢察官的迴旋餘地大了之後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呢？舉證責任會有什麼變化由此檢查機關的資源配置又會有什麼變化呢？但願這只是杞人憂天。（見蘇力《一個不公正的司法解釋》）

法律社會學當然不能包治百病；但是，法律社會學可以看到社會條件、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乃至微觀上的個人的行動對法律的影響。

很多問題都可以納入法律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如女權主義、同性戀問題，以及在國際交往中出現的不同社會的不同做法如對待安樂死的態度問題，西方由於基督教的傳統和某些技術問題而對安樂死相當慎重。（再如人工流產問題，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問題，等等。）我們僅僅通過概念法學的角度都很難理解這些問題。只有把部門法的邊界打破，把學科的邊界打破，問題才能達到很好的認識和解決。

法律社會學主要是從法學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19世紀後,因受4種思潮的影響，西方法學界內形成了法律“社會學派”。這 4種思潮是：①歷史主義。強調追溯法律思想和立法制度的歷史根源，認為法律發展的模式是各種社會勢力行動的意外產物。代表人物有英國法學家和法律歷史學家H.J.S.梅恩、美國法律史學家和法哲學家O.W.霍姆斯等。②工具主義。號召將社會知識與法律結合起來，研究什麼是法律及實際上法律在起什麼作用。代表人物有英國法學家J.邊沁、德國法學家 R.von耶林和美國法學家R.龐德。③反形式主義。貶低法律規範的重要性和有效性，鼓勵人們充分認識行動的非理性動機、人對社會支持的依賴和自身具有活力的社會制度的出現。代表人物有奧地利法學家E.埃爾利希。④多元主義。認為法律不僅存在於正式的政府機構之中，還存在於習俗、社會組織、羣體生活的現實規定之中。代表人物有埃爾利希。這 4種思潮的法學家都感到有必要越出傳統的法學界限，在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研究法學問題。法國的□.迪爾凱姆、德國的M.韋伯、美國的E.A.羅斯和W.G.薩姆納等社會學家有關法律、犯罪和懲罰問題的大量論述,促進了法學中的社會學派的形成,推動了法律社會學理論的發展。此外，英國的H.斯賓塞、奧地利的L.龔普洛維奇、法國的G.塔爾德和美國的L.F.沃德等社會學家分別從生物學、人類學和心理學等角度研究法律和解釋法律現象，被稱為早期社會法學的代表人物和法律社會學的奠基人。1892年，意大利法學家、社會學家D.安齊洛蒂首先提出“法律社會學”的説法。

20世紀以來，隨着新興的社會學不斷向古老的法學滲透，一批熱衷於將這兩個學科結合起來的社會學家和法學家形成了以實證主義哲學為基礎的陣容龐大、支派繁多的社會學法學派。主要支派有：自由法學派、利益法學派、現實主義法學派、社會連帶主義法學派、社會心理法學派和斯堪的納維亞法學派。社會學法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埃爾利希1913年發表的《法律社會學的基本原理》一書，為法律社會學奠定了理論基礎，使它趨向成熟。他強調法律來源於社會，揭示了法、法律規範及法院判決的社會基礎，提出作為法律結構所有不同因素總和的“活的法律”，主張社會學與法學結合。自由法學派的倡導者H.坎託羅維奇對法律社會學的發展也有突出貢獻。被稱為法律社會學權威的龐德，力求綜合各有關學科的知識以解釋法律現象，認為法律是一種社會工程，能有條不紊地促進社會與經濟秩序的安定，並提出法律概念的社會利益説；他認為法律社會學着重於法的作用而不是它的抽象內容，強調法的社會目的而不是它的制裁，認為法律規則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指針，而不是永恆不變的模型；他將法律當作一種社會制度，認為可以通過人的努力予以改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律社會學內部逐漸出現了統一的趨向,在美國尤其明顯。美國的法律社會學着重探討在法律思想與法律現實之間、“書本上的法律”與“行動中的法律”之間的差距，強調法律是不完善的，是可以改進的一種解決衝突的機制。這一研究方向在法律社會學中得到了普遍的肯定。

70年代，在社會學衝突理論的影響下，西方激進的法律社會學家集中研究法律在使衝突制度化方面的作用，法律如何為統治者的經濟利益服務，以及法律的理想和實踐對意識形態的影響。他們打破了與激進的犯罪社會學和異常行為學説的界限，更加註重對司法系統和審判制度的研究。70年代後期，激進的法律社會學受到西方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影響，對19世紀和20世紀的法律發展進行了以經驗為依據的歷史研究。此後，西方的主流法律社會學日益變得注重微觀經驗研究，注重行為分析，借鑑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技術。

美國是當代法律社會學研究最活躍的國家，在考察法制在個別社會部門內的發展和法律對社會制度的影響，對法律機構的職能、法律的社會監督和調節作用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進展。蘇聯的法律社會學注重研究法律意識的形成和發展，認為法律意識、人們有目的性的法律活動能對社會發展進程起調節作用，因此強調通過法律的宣傳和教育，提高全社會的法律知識水平。波蘭、聯邦德國、英國、荷蘭、意大利、日本等國，都有專門人員研究法律社會學，並在一些大學開設了法律社會學課程。當代世界各國的法學和社會學、法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都缺少真正的合作，研究者各執己見，自行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法律社會學同以美國社會學為基礎的法律社會學，在觀點上存在着嚴重的分歧。

第一，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並對社會關係和社會生活發生實際作用的社會規範。這首先意味着法與國家是不可分的，所有的法都是“國家的”。至於那些在功能上與法相似或相同，對法起着輔助和加強作用的社會規範（如政黨、社團的章程及鄉規民約等），可以稱之為“準法”，但不能歸屬於法的範疇。否則，就會導致法的不確定性，甚至可能出現把法律沒有禁止、但其它社會規範禁止的行為作為“非法行為”處治等擾亂和破壞法治的現象。其次也意味着那些僅僅停留在書面文字（法典、法律、法規）上，長期不對社會生活發生實際作用的規則、原則，並不能算作法，正象一台根本不起計時作用的“鐘錶”不能算作鐘錶一樣。

第二，法是一種複雜的體制。這種體制代表着國家對權利和義務（即社會合作的成果和負擔）所進行的權威性分配。所以，法的核心內容是權利和義務。這是法區別於宗教、道德和習慣的主要之點。宗教以人對上帝的義務（信仰和服從）控制社會，道德以人際之間的義務和責任調整社會關係，習慣則表現為行為的經常性，依一定習慣模式活動是無所謂權利和義務的，法律則是以“權利”和“義務”這對對應範疇來調節社會關係的。法既是一種體制，自然就包括硬件和軟件兩部分。“硬件”指制定和實施法律的國家機構，軟件指國家機關的各種指令。如果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是由一定的國家機構按照事先確定好一定的規則和程序進行的，這種法定權利和義務的配量就具有權威性和合法性。

第三，法是一種秩序。秩序意味着在社會生活中存在着某種程度的關係的穩定性、結構的一致性、行為的規則性、進程的連續性、事件的可預測性以及人身財產的安全性。秩序的存在是人類一切活動的必要前提，所以，除了極少數試圖從混亂中漁利的壞蛋，大多數人都希望有某種秩序的存在。秩序是與無序（混亂）相對的。當無序（混亂）發生或將要發生時，人類必須採取措施去保護受到危害的秩序。在文明社會中，法是預防和制止無序（混知）發生的首要的、經常起作用的手段，因而也是秩序的標誌。

法是秩序，它突出地表現於以下各方面，即：現代民主社會的階級控制秩序，社會生產和交換秩序，社會生活秩序，以及權力運行秩序。所有這一切都表現為法律秩序。

第四，法是實現一定社會目的或價值的工具。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工具。就現代法來説，法的工具性表現為：賦予個人從事某種活動，實現某種利益的資格、機會、條件，維護個人期待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為不使用私人武力解決糾紛和衝突提供權威機構和正當程序，以維護公共秩序、和平和安寧；授於政府合法權威，使之能夠公平地、有效地配置資源，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教育和促進公民參與政治程序和法律秩序，併為公民參與提供保障；引導社會變遷或為社會變遷開闢道路，等等。既然法是工具，人們就可以根據確定的目的來評價法，並按照不斷變化的環境和價值標準對法進行解釋和修改。

法律社會學是以研究法律的實行和效果等作為主要對象的一門學科。它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已在西方國家興起。但對我國來説，它還是一個正在創建的新學科。我們在一個新學科的創建時期應該討論有關這一學科的一些基本理論或基本設想，例如這一學科的特徵、研究對象、與原有的相近學科的分工、學科的理論基礎、歷史發展和研究意義等等，以便在以後學科發展過程中不斷加深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並儘可能地避免因缺乏這些基本理論或設想而對學科發展所帶來的不利後果。本文旨在對法律社會學的一些基本理論或設想作一探討。

一、法律社會學是我國法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本章所指的法律社會學是法學中一個分支學科。按照國際社會科學中的傳統，不僅法學，而且社會 學，都有法律社會學這一分支學科。從這一意義上講，法律社會學也可以説是法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個邊緣學科。事實上，法律社會 學的研究往往要涉及到法學、社會學以外的其他許多學科，包括自然科學在內。因而法律社會學也具有“軟科學”的特徵。

二、法律社會學是我國法學中的一個橫斷學科或綜合學科

在創建一個新學科時，我們要注意這一學科與原有學科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它們之間的分工。一個新學科之所以需要創建，通常是由於客觀事物的發展或人們主觀認識的提高，使研究者感到新的研究對象難於容納在原有學科中。

法律社會學和法學中的一些原有學科之間在研究對象上有什麼區別呢？它們之間如何分工？

法律社會學並不是像民法、刑法那樣單一的部門法學科，也不像法學理論、法制史那樣的基礎學科。它是同這些學科既有交錯但又不同的橫斷學科或綜合學科。它彷彿是在一個市區中穿越許多直行道的橫行道。它所研究的範圍中既有理論問題又有很多部門法的實際問題。

法律社會學有它自己的理論，但總的來説，它不是理論法學而是應用法學，是通過現實社會問題來研究法律的實行、功能和效果。它不是我國法學理論中的一個學派，更不是用來代替原有的法學理論。它能豐富和發展法學理論，但它本身是以法學理論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之一的。它與原有的法學理論在研究對象方面的主要差別是：法學理論，作為法學的一個基礎學科，要研究法律的產生、本質、作用（功能）、形式、發展，法律和其他社會現象的關係，法律的制定和實行等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法律社會學，作為一門應用法學，它研究的主要對象是，通過現實社會問題，着重研究各部門法的實行、功能和效果問題。如果法律社會學主要是一般論述法律與其他社會現象，例如經濟、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科技等的相互作用，這就會使它與法學理論在研究對象上，在很大程度上發生重複，就會使人懷疑法律社會學是否有創建的必要。

與民法、刑法等部門法學不同，法律社會學要研究各部門法問題，但它通過現實社會問題來研究部門法；它不是一般地研究部門法，而是要着重研究這些法律的實行；在通常情況下，它所研究的課題不是一個部門法而是兼及幾個部門法的問題。例如以青少年犯罪問題而論，法律社會學要通過這一現實社會問題研究刑法、行政法、家庭婚姻法、勞動法等各部門法的實行，而且還要研究法律以外的經濟、政治、倫理、教育等一系列問題。

法律社會學也可以從法律的實行這一角度去研究法制史、外國法、比較法以及國際法等。總之，作為法學中的一個橫斷、綜合學科，法律社會學的研究範圍是極為寬廣的，其內容也是很生動的。

三、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意義

1981年初，筆者曾與陳守一合寫的《論法學的範圍和分科》一文中提出，法律社會學應是我國法學學科之一。“法學還應着重研究法律制定後在社會中的實施，即如何實施，是否實施，怎樣得到保證實施，這種法律在社會上的作用和效果如何，等等，這些問題在法學中稱為法律社會學。”（4）

在當代中國，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對加強法律建設和改進法學教學和法學研究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法律社會學着重研究法律的實行，而法律的實行正是當前法制建設中的關鍵問題。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成就。但與此同時，也存在很多阻力，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已制定的許多法律在實際生活中經常不能真正實行，缺乏應有的實效。由於過去長期不重視法制，因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幾年中人們注意力一般集中在加強立法，迅速改變“無法可依”的局面，但隨着立法的逐步增多，有法不依的問題就成為主要矛盾。如何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是當前和今後很長一個時期內法制建設的一個最迫切的任務。制定法律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法律的實行，通過法律的實行才能實現法律的間接目的或主要目的，即維護公民權利，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等。如果很多法律不能真正實行、缺乏實效這種現象長期繼續下去，將會帶來嚴重後果。

第二，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的意義還體現在它將有助於法學研究中貫徹理論與實際聯繫的原則。法律社會學的任務既然是通過各種社會現實問題來研究法律在社會中的實行、功能和效果，那麼它本身的研究必然要貫徹理論與實際相聯繫的原則，必然要“以社會為工廠”。如果一個法學論著，不接觸社會實際生活中的問題，不研究人們的實際行為，就很難稱為法律社會學的成果。我們寄希望於法律社會學，由於它所研究的特定對象，有可能在法學領域中為貫徹這一原則而作出突出成績，從而推動整個法學學科向這一方面邁進。

在法學領域中，理論聯繫實際原則過去長期以來之所以貫徹得並不理想，其原因相當複雜，既有研究工作者本身主觀上的原因，但也有很多客觀上的原因，包括原有政治體制上的缺陷；統計資料的嚴重缺乏，難於進行定量分析以及人們對法學研究的錯誤觀念，等等。過去法學研究工作者在貫徹理論與實際聯繫這一原則上的各種困難因素，對今後志在從事法律社會 學研究工作者來説，同樣是存在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第三，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可能有助於改變目前法學領域中註釋法學佔有優勢的局面。歐洲中世紀中期就盛行以註釋羅馬法而聞名的法學。我國曆史上自東漢開始出現的律學實際上也是一種註釋法學。這裏所講的註釋法學主要是指從文字上或邏輯上（就律學講主要指以儒家經義）對法律條文進行闡釋。對傳播或實行法律來説，這種註釋法學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在近幾年來的法學中，註釋法學或具有註釋法學傾向的作品佔有相當大的優勢。課堂講授、法學教材或論著的主要內容一般都圍繞制定法的條文進行文字上、邏輯上闡釋，而對這種法律實行的具體問題卻不加涉及或很少涉及。在闡釋法律條文時，也舉一些實際生活中的例子，甚至介紹某些案例，這樣做法當然勝於單純闡述條文，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貫徹理論聯繫實際的一種形式，但這種做法的出發點仍在於幫助正確地闡釋條文，而不在於研究法律的實行和效果。法學不能僅限於註釋法學。就法律的制定到實行而論，法學還應包括立法學和法律社會學等。開展法律社會學研究並不否定註釋法學的價值，但如果法學僅限於研究條文的註釋則顯然是不夠的，對促進法制建設以及法學本身發展來説，也是不利的。

學術界一般認為主要有：①從社會的整體出發研究法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際效能；②研究法律與社會之間、法律現象與其他社會現象之間、法律與人之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③對一切與法律現象有關的社會實際問題進行綜合性、系統性研究；④研究社會的立法制度、立法條件和立法基礎，以及法律實施的社會、經濟效果。學術界多數人認為，法律的實際作用比法律的抽象內容更重要，主張通過考察法律與社會事實之間的關係，尋求更有效的立法和司法手段，設計出一套對法律現象具有指導作用的科學法則，為修改、補充舊法，制訂、實施新法，進行司法改革，提供建設性意見和參考方案。在穩定社會秩序、解決社會治安等問題上，不應侷限於法律手段，而應重視綜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