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文學

《在橋梁工地上》。當時主持這份雜誌編務的副主編秦兆陽在“編者按”和本期“編者的話”中，給予很高評價，説“我們期待這樣尖鋭提出問題、批評性和諷刺性的”、“像偵察兵一樣、勇敢地去探索現實生活裏的問題”的作品，已經很久了。後來，這份雜誌又刊發同一作者的在文學界有更大反響的特寫《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學》還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説《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注：小説原稿經秦兆陽作了修改），發表時，篇名也由《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改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文革”后王蒙的選集、文集，這一短篇由作者恢復為原篇名。小説修改的具體情況，參見《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發了在《文匯報》、《文藝學習》等報刊上的熱烈爭論。在此前後，短篇小説《辦公廳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劉紹棠)，《蘆花放白的時候》、《灰色的篷帆》(李準)、《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陽)、《入黨》、《明鏡台》(耿龍祥)、《美麗》(豐村)、《紅豆》(宗璞)、《改選》(李國文)、《小巷深處》(陸文夫)；特寫《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簡，即柳溪)、《馬端的墮落》(荔青)；詩《一個和八個》(郭小川未公開發表)、《草木篇》(流沙河)、《賈桂香》(邵燕祥)；以及話劇(嶽野的《同甘共苦》)、雜文等。他們在革命中獲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關於理想社會的實現的承諾，但他們逐漸看到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在新的思想形態與社會制度中發現裂痕。他們從前輩作家那裏繼續了承擔“社會責任”的“傳統”，並從蘇聯的同行那裏接過“寫真實”、“干預生活”的口號。他們的這些創作，從表面上看，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是要求創作加強其現實政治的“干預性”，更多負起揭發時弊、關切社會缺陷的責任。這些質疑和批評現狀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喚當代已經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識。另一種趨向，則在要求文學向“藝術”的迴歸，清理加在它身上過多的社會政治的負累。後一種趨向，在內容上多向着被忽視的個人生活和情感價值的維護和開掘。這兩種看起來正相反對的趨向，事實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為關聯的。社會生活的弊端和個人生活的缺陷，其實是事情的兩面。而個人價值的重新發現，也正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礎。

《在橋梁工地上》的作者長期從事新聞宣傳工作，他的語言並不是那樣富於變化和色彩，形象和情緒的細微捕捉能力，也不是他所擅長。但他善於思考，包含着激情的思考和議論，是推動故事的主要動力。《在橋梁工地上》寫到的事情，發生於1955年冬天到1956年秋天。它以記者採訪的方式，寫黃河橋樑工地上，老幹部、橋樑隊隊長羅立正，與他屬下的青年工程師曾剛的衝突。作品賦予羅立正的，是保守、維持現狀的思想性格特徵。他的工作態度和生活目標，是不遺餘力地“領會領導意圖”。以保護自己的地位和利益，這便與不墨守成規、要求變革的曾剛發生矛盾。這一性質的衝突，到了《本報內部消息》，以更為尖鋭、“採取了露骨的公開挑戰的態度”(注：李希凡《所謂“干預生活”、“寫真實”的實質是什麼?》，《人民文學》1957年第11期。)展開。這些作品涉及了個人與羣體、與社會的關係問題，同時暗示了這個新生的社會存在“本質化”、“教條化”的趨向。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講述的是關於20世紀現代中國社會的“疏離者”的故事。抱着單純而真誠信仰的“外來者”林震，來到新的環境，卻不能順利融入，他因此感到困惑。小説的主題、情節模式，與丁玲在延安寫的《在醫院中》頗為近似。投身革命的青年醫生陸萍來到根據地醫院，她無法處理想像與事實之間的巨大裂痕，她與周圍的人發生摩擦，也有一個異性的知音給予支持，但他們又顯得那樣勢單力薄。當然，比起林震來，陸萍已見過世面，林震對生活的純淨的幻覺，在她那裏已有很大程度上的消褪。她的行動更富有挑戰性，也更有心計。《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及其他的“干預生活”的創作，以富於浪漫激情的青年知識者的敍述人身份，來描述他們所觀察到的社會“危機”；在一些作品中，並表達了對於前景不能確定的憂慮，和他們的“英雄”孤立無援的“悲劇”。

細緻綿密、也略為感傷的短篇《紅豆》(宗璞)，是另一類型創作中影響較大的作品。也是一個有關革命與愛情的衝突的故事。北平某大學學生江玫和齊虹的愛情，被放置在40年代未動盪的社會背景上。個人的生活道路與“歷史”的抉擇，被看成是“同構”的；制約着感情命運的主要因素，是對待現實政治的不同立場和態度。因此，主人公在羣眾運動中改造自己走向革命，也包括對自己脆弱、迷誤的感情經歷的反省。但小説又包含着更復雜的成份。存在着敍事的內部矛盾。故事是在回憶上展開的，敍述者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已成為“黨的工作者”的江玫。然而，敍述的“反省”並不徹底。在細緻而動情地涉及當事人的愛情經歷時，便會或多或少地離開了“批判”的立場，而同情了江玫的那種感情糾葛。因而，投身革命與個人感情生活，在小説中並沒有被處理成完全一致。這種敍述上的分裂，當年的批判者就已指出：“作者也曾經想……刻劃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江玫經過種種複雜的內心鬥爭，在黨的教育下終於使個人利益服從於革命利益”，“然而，事實上作者並未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來描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一當進入具體的藝術描寫，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資產階級那種哀怨的、狹窄的訴不盡的個人主義感傷支配了”，“作者沒有比江玫站得更高”，沒有“看到過去江玫的愛情”“是毫不值得留戀和惋惜的”(注：姚文元《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和創作傾向》，《人民文學》1957年第11期)。

隨着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全國工作重心由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在思想文化領域需要解放思想，發揚民主，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主要內容是“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競爭。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在理論探索上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探索，二是對人性人情在文學中的價值和地位的探索。

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和文藝觀念的新探索的指導下，文藝界出現了曇花一現的新氣象，出現了一些干預社會現實、描寫人情人性的作品。

上述的創作，在1957年夏天之後受到批判，它們的出現，被批評家描述為“一股創作上的逆流”(注：李希凡《從〈本報內部消息〉開始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中國年報》1957年9月17日)。

二十多年後，在變化了的政治和文學的環境中，這些“毒草”轉而成了“重放的鮮花”。

注：197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將這批作品(主要是小説、特寫)彙集成冊，書名為《重放的鮮花》。將它們重評為“鮮花”，編者在《前言》中有這樣的説明：“我們從《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組織新來的青年人》、《改選》等這些‘干預生活’的作品中，看到那裏麪塑造的羅立正、陳立楝、劉世吾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者，今天還在玷污我們黨的榮譽，腐蝕我們黨的肌體，妨礙我們奔向四個現代化的步伐。我們必須與之作積極的鬥爭。我們也可以從這些作品裏的曾剛、黃佳英、林震等人物身上，汲取到鼓舞意志、奮起鬥爭的力量。《小巷深處》、《在懸崖上》和《紅豆》等寫愛情題材的作品，作者是通過寫這些所謂‘家務事，兒女情’、‘悲歡離合’的生活故事，……歌頌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頌新社會；鞭撻自私自利的醜惡靈魂，批判舊世界。”可以看出，對這些作品的評定，雖説會有“毒草”與“鮮花”的相反結論，但批評者理論依據和視角，卻相當一致。獲得了截然相反的評價，而它們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看作是受難而復出的“文化英雄”。

大眾百花文學獎由中國大眾文學學會主辦，是為鼓勵優秀大眾（中篇小説、短篇小説、報告文學、詩歌、散文、雜文、文學理論和評論）文學作品的創作，鼓勵優秀外國大眾文學作品的翻譯，推動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繁榮與發展而設立的，是我國具有最高榮譽的大眾文學獎項。

大眾百花文學獎評選工作以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精髓為指導，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的發展方向，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鼓勵貼近實際、貼近生活，堅持導向性、權威性、公正性、羣眾性，體現時代精神的創作，推出具有深刻思想內容和豐厚審美意藴的大眾文學作品。共同繁榮和發展中國大眾文藝事業，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貢獻力量，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大眾百花文學獎三年評選一次，凡世界範圍內的華人創作、翻譯的大眾（中篇小説、短篇小説、報告文學、詩歌、散文、雜文、文學理論和評論等）文學作品，均可參評；

鑑於評選工作所受的語言限制，凡用少數民族文字創作的作品，要求以漢文譯作參加評選；

已獲得過中國作家協會各類文學獎（如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等）的作品不在參評範圍以內；

本獎採取推薦與評議相結合的方式面向全國公開徵集。（集體推薦渠道如下：中央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作家協會推薦及為本會理事會員單位的出版社，大專院校和會員推薦）。

大眾百花文學獎包括以下各獎項：小説和紀實文學獎，詩歌、散文、雜文獎，文學理論評論獎，文學翻譯作品獎和附加的文學新人獎；每屆每項獎項的分級和獲獎者總數由評委根據參評作品情況確定；若某一獎項沒有適宜作品、人選，可以空缺。

大眾百花文學獎的評選工作由中國大眾文學學會聘請文學界有影響的作家、評論家和文學組織工作者組成“大眾百花文學獎評審委員會”，評審委員會委員一般不超過70歲（特殊情況下聘請的顧問委員除外），“大眾百花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系大眾百花文學獎終評機構；大眾百花文學獎評獎工作按評獎種類分設各獎項評獎委員會承擔評獎工作，各獎項的評獎委員會委員人數以均為單數，擔任各獎項評獎委員會委員不交叉評獎。每一屆評委會成員的組成均有更新，更新名額不少於評委總數的1/2，具體人選由中國大眾文學學會常務理事會確定後報上級主管部門備案；中國大眾文學學會行政秘書部承擔大眾百花文學獎評獎辦公室工作。具體協調各獎項的評獎以及負責評獎結果的發佈和頒獎大會的組織工作；各獎項評獎委員會組成後，須認真討論評選標準，重申評獎紀律，統一思想，以確保評選工作的導向性、權威性與公正性。

堅持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統一的原則。所選作品應有利於倡導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精神；有利於倡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思想和精神；有利於倡導民族團結、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於倡導用誠實勞動爭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對於深刻反映現實生活，體現時代精神和歷史發展趨勢、反映現實生活，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催人奮進、給人鼓舞的優秀作品，應重點關注。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兼顧文學創作者的來源層次，兼顧題材、主題、風格的多樣化；要重視作品的藝術品位。鼓勵在繼承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和借鑑外國優秀文化基礎上的探索和創新，鼓勵那些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具有藝術感染力的佳作；重視作品的社會影響力，各獎項評委會可結合百花文學獎的評選工作，提出其他具體要求，特別強調文學新人獎是獎勵以其作品積極的思想內容和獨特的藝術風格在文壇嶄露頭角、潛質優秀的文學新人，以鼓勵他們進一步施展藝術才華，成長為社會主義大眾文學事業的中堅，該獎特別關注40週歲以下的青年作者。

參評作品徵集。徵集工作由評獎辦公室進行，評獎辦公室應在開評前向中國大眾文學學會理事會員單位、會員和個報刊社發出作品徵集通知，請他們在規定期限內向評獎辦公室報送符合評選要求的參評作品；

推薦備選作品。評獎辦公室代表中國大眾文學學會，聘請文學界具有影響力的若干作家、評論家和文學組織工作者組成初選審讀組，對推薦作品在廣泛閲讀、討論的基礎上，進行篩選，提出適當數量的作品，作為提供給評委會審讀備選的作品。經由三名以上評委的聯合提名，可在初選審讀組推薦的作品以外，增添備選作品；投票產生獲獎作品。評委會在認真閲讀全部備選作品的基礎上，經充分的協商與討論，最後用無記名投票方式產生獲獎作品。投票分兩輪進行：第一輪，對候選篇目進行初步篩選；第二輪投票，決定獲獎作品。作品獲得不少於評委總數的2/3的票數，方可通過；評獎揭曉。評選結果由中國中國大眾文學學會統一發布，並隆重召開頒獎大會，向獲獎作品的作者頒發獎狀（證書）、獎牌，對出版、刊登獲獎作品的出版社、報刊社及其責任編輯頒發證書。

為確保評獎的權威性、公正性和羣眾性，百花文學獎評獎工作實行專家評委提名及大眾評委公開投票制度，評委會對獲獎作品的評獎活動完全公開、透明；杜絕評選工作中的不正之風，評委會成員及有關工作人員一律不得收受參評者的禮物、出席參評者的宴請，不得進行有可能影響評選結果的不正當交易，一旦發現此種行為，有關評委或評獎工作人員的資格將被取消，有關參評者的參評資格也將予以取消；實行迴避制度。評委會成員和參與評獎工作的工作人員若有作品參評，或與參評作家作品有較密切的關係（如系作品的責任編輯、參評作者的親屬），致使可能對作品作出不公正的判斷，必須予以迴避或作品退出備選篇目，若發現有隱瞞者取消評委和參評人員資格，並不得再參加大眾百花文學獎評獎工作。

1956年第4期的《人民文學》，刊出了劉賓雁的特寫(注：在當代中國，“特寫”與“報告文學”一般是可以互換的體裁概念。但在這個時期，劉賓雁、耿簡等的寫作，並不是那種要求寫“真人真事”的特寫，而是可以概括、虛構的“研究性”特寫。這種體裁，後來沒有得到發展。)《在橋梁工地上》。

《紅豆》作者：宗璞在此前後，《人民文學》和各地的一些文學刊物，紛紛發表在思想、藝術上的探索性作品，它們或者在取材、主題上具有“新意”，或者提供了新的視點和表達方式。比較重要的有：短篇小説《辦公廳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劉紹棠)，《蘆花放白的時候》、《灰色的篷帆》(李準)，《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陽)，《入黨》、《明鏡台》(耿龍祥)，《美麗》(豐村)，《紅豆》(宗璞)，《改選》(李國文)，《小巷深處》(陸文夫)；特寫《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簡，即柳溪)，《馬端的墮落》(荔青)；詩《一個和八個》(郭小川，未公開發表)，《草木篇》(流沙河)，《賈桂香》(邵燕祥)；以及話劇(嶽野的《同甘共苦》)、雜文等。

上述作品的絕大部分，都是短篇創作。這是因為，提倡“百花”的這一文學時期，前後不過一年多的時間(其間還有過情況不明而令人疑懼的曲折)。從時間、也從作家精神展開的程度，都尚不足以將這種調整，融注進規模較大的作品中。另一個特點是，寫作這些作品的，固然有豐村、秦兆陽等“老資格”作家，而主要的還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走上文學道路的青年作者。與40年代初在延安的那些作家(丁玲、王實味、艾青等)想憑藉已確立的聲望、影響來重建他們批評生活的權利不同，青年作家擁有的，更多是理想主義的朝氣。他們在革命中獲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關於理想社會的實現的承諾。但他們逐漸看到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在新的思想形態與社會制度中發現裂痕。他們從前輩作家那裏繼續了承擔“社會責任”的“傳統”，並從蘇聯的同行那裏接過“寫真實”、“干預生活”的口號。他們的這些創作，從表面上看，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是要求創作加強其現實政治的“干預性”，更多負起揭發時弊、關切社會缺陷的責任。這些質疑和批評現狀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喚當代已經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識。

2019年11月16日，第十八屆百花文學獎在天津揭曉，莫言、蘇童、畢飛宇、蔣子龍、遲子建、劉慶邦等作家獲獎。

第十八屆百花文學獎共評選出短篇小説獎10篇，中篇小説獎10部，長篇小説獎2部，散文獎10篇，科幻文學獎3部，影視劇改編價值獎2部。

本屆評選還新增設了科幻文學獎，該獎項特別強調“科+幻+文”的評選理念，注重對科學知識、幻想藝術、人文意識、文學價值的綜合性考量。《心殤》（霜月紅楓）、《時間囚籠》（汪潔）和《火星節考》（王元）摘得這一獎項。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