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文學藝術的基本方針，也是黨領導科學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針。至今仍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1] 

1951年，國內就京劇的發展問題出現了爭論，有的主張全部繼承，有的主張全部取消，毛澤東為此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主張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加以繼承。 ^[1] 

1953年，毛澤東就歷史研究工作的方針，提出百家爭鳴。 ^[1] 

在此基礎上，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 ^[1]  5月2日，毛澤東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實行“雙百方針”。他還強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

（1）從國內看，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初步確立，開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需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包括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2）從國際形勢看，50年代中期蘇聯和東部歐洲國家發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震盪；

（3）直接原因是某些學術問題上的爭論，如中國史學分期的爭論。

“文化大革命”前，文學藝術領域出現好戲連台、異彩紛呈的氣象。郭沫若的《蔡文姬》、吳晗的《海瑞罷官》，楊沫的長篇小説《青春之歌》，影響最大的是老舍的《茶館》 ，不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並未堅持貫徹。

“文化大革命”期間，嚴重背離和拋棄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社會主義文學藝術和科學受到極大危害，一些學術問題被冠以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思想進行批判，大批學者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慘遭迫害，從而嚴重影響了文學藝術的發展、繁榮和進步。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經過撥亂反正，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和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20世紀80年代初，以五講四美為內容的精神文明建設開展起來。在這種形勢下，文學藝術領域再次呈現繁榮景象。出現了“反思文學”“傷痕文學”，以及以改革實踐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進入21世紀，中國文化正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