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

1953年8月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

1953年9月至1954年12月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1954年當選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4年李希凡與藍翎共同撰寫關於《紅樓夢》的研究文章，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肯定，在全國產生很大反響。

1955年，出席第一屆全國社會主義建設青年積極分子大會，並獲獎章。

1955年1月調《人民日報》社文藝部，歷任文藝評論編輯、文藝評論組長、文藝部副主任、常務副主任。

1975年當選為全國人大第四屆代表大會代表。

1986年至1996年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任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紅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年鑑主編、紅樓夢學刊主編等職。

1988年、1992年先後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十四屆代表大會代表。

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1993年當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上個世紀40年代，北京郊縣通州，李希凡是一個普通人家6個孩子中的一個，父親失業重病，家境衰落，13歲開始，他先在洋服店當學徒，繼而是印刷廠的童工。逃難、遭師兄欺侮、半飢半飽、投親靠友……。

20歲時，他寄居在山東姐姐姐夫家，工作是早晚接送外甥上下學，晚上給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授姐夫趙紀彬做筆錄。

貧寒少年李希凡愛上了馬克思主義，“逐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同時，由山東大學文史系旁聽生，經華東大學幹部培訓班，後入山大中文系正式讀大學，再接下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生班，李希凡幾番努力，終是踏上了一個文化人旅途。

李希凡是個有文化的老年人，在閒暇的時光，出於個人興趣，投稿一本發行幾千本的學刊，嘮叨點陳年舊話，也是很平常的；只是“平凡”、“安穩”、“默默”，在李希凡早前的人生歷程裏，卻是不曾有過的，相反的，“李希凡”這個名字，在建國以來我們主流的政治風景和意識形態脈動裏，一直是跳躍閃爍的：1954年因為一篇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文章，得到毛澤東嘉許，火速躥紅，星火燎原——由俞平伯而胡適，由文藝批評而判決剿滅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敢於向大人物開火的“小人物”——點燃了建國初期社會主義文化改造的新一輪高潮；接下來的六七十年代，作為《人民日報》文藝評論員的李希凡，激昂指點，參與到大大小小的文化運動中來，所謂“南姚(文元)北李(希凡)”，李希凡是風光顯著的紅人。

李馮二人主編的紅樓夢大辭典舊版封面(2張)

主要著述有《紅樓夢評論集》（與藍翎合著）、《論中國古典小説藝術形象》《<吶喊><彷徨>的思想與藝術》《李希凡文學評論（當代）選》等16種，參與主編《紅樓夢大辭典》等。2002年4月19日，《文藝報·攝影文學導刊》發表了李希凡的一幅攝於1954年12月25日的照片，題為《在毛主席身邊》。 ^[4] 

著有《紅樓夢評論集》《弦外集》《論“人”和“現實”》《管見集》《論中國古典小説的藝術形象》《寸心集》《題材·思想·藝術》《〈吶喊〉〈彷徨〉的思想與藝術》《紅樓夢藝術世界》《李希凡文學評論選》《文藝漫筆》《文藝漫筆續編》《燕泥集》《説情》《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貢獻》《冬草》《藝文絮語》《沉沙集》，主編《紅樓夢大辭典》《中華藝術通史》等。 ^[1] 

如果沒有李希凡的回憶散文，那麼人們是很難從這幅照片中捕捉更多的歷史內容的。但是，這幅照片的確藴含了很多很多難以忘懷的歷史內容。當然，李希凡所配的散文絕不僅僅是這幅照片的解説、補充，而是相得益彰。因為李希凡在散文中表達了這幅照片所沒有藴含的東西。可以説，照片是過去的，散文是現在的。近半個世紀過去了，經歷了多少人事蒼桑，毛主席還活着，還活在人們的心中。這就是這篇攝影散文告訴我們的。攝影文學的內在構成成分的相互激活，不但展示了更為豐富的內容，而且極大地滿足了人們的審美需要。

做“紅學”研究，大概是繞不過李希凡這個名字的。李希凡因“小人物”而聞名，而“小人物”的稱謂是毛澤東賦予的。

“小人物”的成長得益於山東大學的滋養。1947年，讀完中學不久的李希凡，經姐夫趙紀彬（時任山大文史系教授、校委會委員）的引薦，來到山大文史系做旁聽生。這期間，他親身感受到許多專家、學者的教誨，如楊向奎先生的《通史》，王仲犖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蕭滌非先生的《魏晉南北朝樂府詩歌》，馮沅君先生、陸侃如先生的《文學史》……這些學者名流的學術真傳為其治學道路一開始就奠定了一個不低的起點。同時，這期間他還受進步勢力影響，悄悄讀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書，如《資本論》、《剩餘價值學説史》等馬、恩、列、斯與毛澤東、魯迅的著作，逐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

讀書期間，李希凡偏愛文藝理論和中國古典文學，對幾部著名的中國古典小説都有過深入研究。大二時就寫了論文《典型人物的創造》。當時，中文系主任呂熒先生看到後感覺寫得不錯，便推薦給華崗校長，華校長又推薦給《文史哲》，成為《文史哲》發表的第一篇學生文章。在有關《紅樓夢》的文章發表之前，首先發表的是有關《水滸》的評論《略談水滸評價問題———評〈宋江考〉》，與著名歷史學家張政?先生商討。主要分歧在於：李希凡認為，不能用考證的方法來評價小説，不能用歷史人物的宋江來衡量《水滸》中的宋江。同後來的評《紅樓夢》一樣，“評《宋江考》”也與郭沫若、翦伯贊等大歷史學家的學術觀點相左。

當時只有30歲出頭的李希凡，並未因某些觀點出自權威就回避退讓，甚至也沒有在意為曹操翻案是毛主席提出來的，就否定《三國演義》中曹操“奸雄”性格創造的成功性。他依據自己的分析判斷，認為正確的就那樣寫了，堅持了，沒有任何功利色彩。或許這才是真正的學術研究吧。

在不斷的研究探索中，李希凡的理論修養日見功力，觀點也日趨明晰。大學畢業後在人民大學讀研究生時，針對紅樓夢研究中的若干問題，與藍翎合作寫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這時是1954年的5月4日。文章寫成後與多家報刊商量，問可不可用，未被理睬，後來寄給母校尋找支持。當時只知學兄葛懋春在《文史哲》做執行編輯，後來才知道不僅是葛，包括華崗校長也都是極力支持的。於是，文章被髮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當時的學術刊物並不多，《文史哲》是毛澤東案頭常備的讀物之一。於是，毛澤東讀到了這篇文章。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敢於向權威挑戰，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熱切關注。於是，就有了後來關於“小人物”的故事。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李希凡先生潛心研究魯迅，完成了他的兩本專著——《〈吶喊〉〈彷徨〉的思想與藝術》和《一個偉大尋求者的心聲》，終於實現了他把在“讀魯迅”的長期學習中積累的感受、體會與看法寫出來的宿願。專著以魯迅的五種文學創作為分析重點，論述了魯迅思想的發展軌跡與傑出文學成就。在現代文藝評論領域的豐碩成果：

從1955年至1986年，李希凡先生一直在《人民日報》文藝部做編輯，經常接觸和探討的是當代文藝作品與文藝理論問題。在“文革”前17年的多次文藝論爭中，先生作為一方論點的主要代表參與其間，如阿Q問題、《琵琶記》與封建道德問題、歷史劇問題、戲曲的推陳出新問題等。他對“文革”前出版的優秀長篇小説幾乎都做過有影響力的評論，如《紅旗譜》《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創業史》《在和平的日子裏》《紅巖》《苦菜花》《歐陽海之歌》等均發表過熱情洋溢的評論文章，還撰寫了一些研究有文學成就的著名作家的力透紙背的專論，如評論康濯、杜鵬程、梁斌、柳青、曲波、蔣子龍等作家的長篇或系列研究論文。

1986年後，李希凡先生調往中國藝術研究院任職，雖有行政事務纏身，仍懷着濃厚的理論興趣參加了一些重要的文藝問題的論爭，特別是關於如何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文藝思想問題，在90年代初他連續發表了多篇長篇論文，並以它們為核心，在紀念毛澤東百年誕辰之際，出版了他的《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貢獻》文集。

在幾十年的寫作生涯中，他先後出版的當代文藝評論集還有：《弦外集》（1957年）、《論“人”和“現實”》（1958年）、《管見集》（1959年）、《寸心集》（1962年）、《題材、思想、藝術》（1964年）、《京門劇談》（1984年）、《文藝漫筆》（1985年）、《文藝漫筆續編》（1990年）、《藝文絮語》（2001年）等。

近十幾年來，先生一直辛勤耕耘在藝術科學領導崗位上。他與馮其庸先生一起主編着《紅樓夢學刊》，並主編了紅學工具書《紅樓夢大辭典》；還擔任了大型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水滸傳》和系列電影《紅樓夢》的創作顧問；主編了頗受青少年歡迎的《中華文化集粹叢書·藝苑篇》和《紅樓夢選萃》。他擔任主編的六卷本的《圖説中國藝術史》於2000年出版後，大受讀者歡迎。該叢書以通俗形象、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為弘揚我國傳統文化精神和普及藝術知識，做了很好的開創性的工作。2000年，李希凡先生受聘為“全國幹部學習讀本”歷史與文學藝術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並主編了該教材的《中國藝術》（上、下）讀本，這套教材的十二種讀本，已於2002年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80多歲高齡的李先生正承擔着藝術科學類國家“九·五”重大課題《中華藝術通史》總主編的任務，帶領國內30餘位各藝術門類的專家學者，完成着這項填補我國藝術科學研究空白的鉅著的編撰，這部14卷本的藝術史歷時四年多，現已面世。

國家級重大研究課題《中華藝術通史》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國內30餘位專家學者參加此書的編寫工作，從籌備、論證、立項到編撰、編審、校勘，歷時十年。《中華藝術通史》全書文字700餘萬，圖片3000餘幅，按照中國歷史發展順序列卷，上起原始社會，下迄清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具體卷次為：原始卷、夏商周卷、秦漢卷、三國兩晉南北朝卷、隋唐卷（上、下編）、五代兩宋遼西夏金卷（上、下編）、元代卷、明代卷（上、下編）、清代卷（上、下編），加上年表索引卷共14卷，宛如徐徐展開的一幅壯麗、流動的巨型畫卷，把中華藝術的博大與精深顯見於世人。這部藝術通史的編撰體例以前從未有過。不僅中國沒有，世界上也沒有過這樣綜合體例的藝術史典。我們所接觸到的西方藝術史，如《劍橋藝術史》等，實際上只是美術史及造型藝術史。

中國藝術的特點不在於再現，而是將對客體的感受、認識，化為主體的精神、生命意興並融入到藝術創造中去。

現代化高樓的建築風格本就是從西方傳入的，但我以為最起碼要讓人感到和諧，要看着順眼。

一個民族的藝術為世界所欣賞，這並不難；但一個民族具有深遠文化底藴的精品能為世界所透徹瞭解，卻非短時間能達到的。

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看，中華藝術都具有走向世界的強大的生命力。

1954年秋，李希凡給當時的文化部長周揚寫信，徵求意見，自己即將畢業想去研究所工作，周揚轉達毛澤東的意思表示反對，“那不是戰鬥的崗位”。於是，從1955年至1986年，李希凡先生就一直在《人民日報》文藝評論部以筆為旗，革命不息戰鬥不止。

“馬克思主義啊，我一直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多年來，李希凡以社會分析階級論為理論工具，不僅對各時期的重要文藝作品，比如《紅旗譜》《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創業史》《紅巖》《苦菜花》《歐陽海之歌》等發表評論文章，還不遺餘力地參加到歷次的問題論爭中來，比如，“阿Q”問題、《琵琶記》與封建道德問題、歷史劇問題、戲曲的推陳出新問題、批“鬼戲”、哲學上批楊獻珍“合二為一”、史學上批翦伯贊的“讓步政策”……

於是，一方面李希凡藉着被當時中國最大的人物欽點過的餘輝，繼續以“文名”“紅”下去，另一方面，李希凡接下來又因被這位大人物叱吒風雲的夫人江青“賞識”而其又“不識抬舉”，再起是非——“一個小人物”，在大人物們、政治運動、權力鬥爭的陰影裏，左右不是，誠惶誠恐。

“那是1964年。”41年後，李希凡回憶起當初影響他後來幾十年的兩次談話，已經可以舉重若輕。

“她説讓我注意《海瑞罷官》，説有問題，是對‘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扯不上啊。就不表態，裝糊塗。隔了一個月，她又叫我去，這回説了周揚一大堆不是，説他亭子間出身——我心想，那人家後來不是去延安了嗎？又説，如今文藝狀況不好，戲曲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意思都是周揚的錯。可是，我心想，跟我説這些有什麼用呢？周揚是黨中央毛主席委任的，我一個《人民日報》文藝評論員，管不上啊。”

有人“裝糊塗”，有人更識相。不久，批判《海瑞罷官》轟轟烈烈地開始了，衝鋒陷陣的筆桿子就是上海的姚文元。錯失如此重要的表現機會，李希凡所在的《人民日報》敏感慌張起來，冷言冷語到李希凡耳朵裏——“‘不是黨中央沒找我們啊，而是我們沒寫啊’。”而很快“文化大革命”開始，李希凡因為“不聽話”被率先貼出大字報。

接下來，李希凡的遭遇雖然談不上特殊慘烈，但又紅又正的地位顯然罩上了陰影。可是新的轉機又以大人物的一句詢問的形式出現了。那是1967年，“中央文革”請文藝界的人士看樣板戲，其間，江青問了一句“李希凡來了沒有”。

這句話，讓李希凡的地位有微妙的回升；但同樣是這句話，在1976年“四人幫”被揪出來後，就有了負面效應——“李希凡被江青保過啊，我是她文藝黑線的紅人啊——就是這樣滑稽，‘城頭變換大王旗’啊……”

在李希凡興衰譭譽參半的故事後面，還掩映着另一個，當初令其一舉成名的文章的聯合作者藍翎的起起落落。只不過，二人的境遇似乎總有些“此起彼伏”的對照的意思。而從一開始就埋下的分歧的伏筆，最終讓兩個年輕時的密友到了老年勢如冰炭，筆墨開戰，直至其中一人撒手人間。而他們人生的對立，也不止是個人性格的差異，更籠罩着那個特殊年代特殊的勢利和無常。

因為交戰雙方中的一方，藍翎先生已經去世，所以關於李、藍二人的官司，我們只能得到一面之辭，在他們之間判定是非是鹵莽而不可能的，但是，從李的角度，我們就可以感受到那個年月、那個無所不在的所謂意識形態，對人的扭曲。

李説：藍找他茬，一個是要跟他爭當初那篇改變他們命運的文章的“發明權”，一個是把自己被劃為右派的事情歸咎於李希凡的落井下石。而這些根本就是無稽之談，是嫉妒，是長期的心理不平衡——這“嫉妒”、“心理不平衡”是怎麼鬱積起來的呢？

按李的説法：當初聯合署名文章而來的名利，分配上確實有偏向——藍翎的風頭始終沒有李希凡那麼健，拋頭露面的事，李總比藍多。但原因不在李“搶”，而在於藍的上不了枱面——按照當年的組織路線，藍是有問題的，藍曾經在國民黨的軍隊當過兵，其家庭也有過“不清白”的複雜歷史。

而且，藍又一直“寫些偏激雜文，批評官僚主義”。這讓大家為難，對他情緒複雜，一方面顧及“主席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操心他不識時務。直至一篇《面對着血跡的沉思》惹惱北京市的官員。隨後不久，1957年，藍翎被劃為右派；而就在這時，李希凡入黨，開始了持續很長時間的文藝戰線紅人的風光。

再往後的“文革”，同在《人民日報》文藝部的二人亦各有派別對彼此各有保留，直至“粉碎四人幫”，藍翎的勢頭漸漸蓋過李希凡，尤其是1986年後，李調離，藍翎後來任文藝部主任；但接下來沒幾年，藍翎又不再主持工作；而李希凡則因為成功地勸阻了藝術研究院“上街”而得到上頭的好評……

在李、藍是非中，很微妙的，就是二人對自己和對方在不同時間上政治立場“左”或“右”的辨析。1957年反右：藍翎因“右”受貶並遷怒在他看來“因‘左’而保全”的李希凡；後來藍翎平反：藍翎諷刺李希凡到處稱自己是“漏網的右派”，而李希凡又説，“藍翎對他的‘左’，卻從未見與拔刀相向的情勢”；再後來，90年代藍翎反省當年批判呂熒事件，稱李希凡是“假右”，而自己是“假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