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蘇齋集

袁宗道（公元1560—1600年），字伯修，號石浦湖北公安（今屬湖北）人。萬曆十四年（1586）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曾任太子朱常洛（後為光宗）講官，官至右庶子。他與弟宏道、中道齊名，並稱“三袁”。由於他們是公安人，因而稱他們的文學流派為“公安派”。現 在的荊州古城東南城牆上，有三座身圓頂尖的磚塔，形如豎立的三管巨筆直刺青天，這是人們為了紀念公安“三袁”的，名叫“三管筆”。

一般認為宗道的才華不如兩個弟弟，但“公安派”的文學主張，首先是由他提出來的。其主旨是反對當時文壇上盛行的模擬和復古的風氣，主張以文學抒寫個人的真實感情，不拘泥於前人的法度。而袁宏道（中郎）在《敍小修詩》中，首次提出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成了“三袁”文學革新的旗幟。當時三袁身處明代萬曆年間，宦官專權，朝政日非，礦監税使遍佈各地，民怨紛起。同時自明代中葉以後，隨着手工工商業的萌芽，思想領域中日益滋長着帶有民主色彩的進步思想，與封建統治階級的傳統説教格格不入。

三袁兄弟均與當時具有叛逆精神的傑出思想家李贄有交往，他們的思想雖然遠遠不如李贄尖鋭激烈，驚世駭俗。但明顯受到李贄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擺脱了傳統觀念，尋找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志趣，因此他們對仕途的看法和追求自由，放情山水的處世態度，帶有要求個性解放的積極意義，同樣反映在他們的文學創作，文學主張中，這些歸根結蒂都表現了晚明個性解放的社會思潮。清代將三袁文集一概查禁，主要考慮恐怕還在於此，而不在於他們的集子中有個別觸犯清人忌諱（主要是輕蔑異族）的字眼。

在文藝思想上，袁氏兄弟是很有革新精神的。他們在文學史上的重要貢獻之一，是他們在文學理論上提出的創見以及積極從事革新的功績，這已為文學界所公認。明代詩文有過兩次復古運動，第一次在弘治、正德年間，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所倡導；第二次在嘉靖、隆慶年間，以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後七子”所倡導。“前七子”的復古，原是為糾正宋明理學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和反對粉飾太平、虛浮無實的“台閣體”有一定積極意義。但後來卻走上了形式主義的道路。至於“後七子”的復古，強調“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的口號，則是變本加厲地把文藝創作推向復古摹擬的歧途，危害嚴重，他們認為文學發展一代不如一代，甚至發展到“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古不成”（李開先《崑崙張詩人傳》）的地步。

其流弊則是剽竊蹈襲成風，毫無生氣，面對這一倒退逆流，在嘉靖年間，以王慎中、唐順之等人為代表的“唐宋派”，以及稍後的徐文長等進步作家，都曾先後揭露過當時文壇的這一嚴重弊端，反對前後“七子”的文學主張。但是，這些人或因帶上濃厚的道學家色彩，或因理論不夠系統，又寡不敵眾，仍然沒有動搖“七子”在文壇上的統治地位。到了萬曆年間，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壤裏已孕育和發展着資本主義，叛離封建正統，反對假道學的思想逐漸形成潮流。“三袁”繼承了同時代年歲較長的進步思想家，文學家李贄的“童心説”，創造了“性靈説”。“掃時詩之陋習，為末季之先驅”（袁宏道《答李之善》）繼歸有光、唐順之等人以後，向“七子”派的文學理論及其作品展開了攻擊。在反對復古派和形成“公安派”的過程中，袁宗道起了創始的作用（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稱“實自伯修發之”）。

袁宗道長於論文，他在《論文》（上、下）兩篇中，系統地闡述了散文發展的歷史以及改革的必然性，批判了“七子”字比句擬的復古倒退論。實際上，三袁從論戰到文學創作都已形成了一個進步文學流派——公安派，這是一個以三袁為核心的整體。於是，“學者多舍王（世貞）、李（攀龍）而從之，目為‘公安體’”（見《明史·袁宏道傳》）。至此，前後“七子”統治文壇達百年之久的局面被以“三袁”為核心的“公安派”衝破了。

《白蘇齋》中大部分（卷七至卷二十二）是文。分為《館閣文》、《序》、《志、狀、祭文》、《箋牘》、《記》、《説書》、《雜記》諸類，其中《説書》類是闡述儒家經典的文章，其觀點主要從王守仁學派及李贄學説中來，以禪宗思想解説，糅合儒家舊論，而反對朱熹的學説，特別強調人的本心即所謂“赤子之心”是無善無惡的，一切道德修養，都只是為了返回自然的本心，而不是在人為規範的約束下追求處於自我的目標。“赤子之心，無分別無取捨，所謂第一念也。大人事業只用第一念，有餘裕矣。”情慾也是人性的自然，所以“存天理、滅人慾”之説是荒謬的，向“所謂不離情慾而證六理，正聖門為仁之真脈也。”這種思想，概括地説，是既要求承認情慾的合理性，又要求能夠在不否認情慾的前提下達到一種高尚的，自然的道德境界。

在哲學上當然是一種唯心主義，但其實際意義，卻是反映了明代社會隨着工商業發展，市民階層的活躍而形成的肯定人的物質慾望和本能要求的新思潮。他們提出的“性靈説”，“性”是指個性，性情，“靈”指心靈，即意念和感受。要求創作“獨抒性靈，不拘俗套”（《敍小修詩》）“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無境無所不取”（《雪濤閣集序》），可見其創作思想的核心是：創作必須“任性而發”、“情真而語直”，抒發作者內心深處的真實思想感情，做到個性化、自然化。語言運用，要求“寧今寧俗”，不襲用半句古人。與此同時，他們重視並學習民間文學和新興的小説、戲曲。袁宏道稱讚《水滸傳》勝過司馬遷的《史記》；王實甫的《西廂記》、高則誠的《琵琶記》等可與《六經》、《語》、《孟》相提並論。（《觴政掌故》）。

袁宗道的主要貢獻，是他針對前後七子的文學復古理論，“在館（翰林院）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説”（《明史·袁宏道傳》），他先後發表《論文》上下二篇，批駁了前後“七子”及其應和者違反文學發展規律，倡導剽竊蹈襲，復古倒退的謬論，他認為作家應“從學生理、從理生文”（見袁宗道《論文》〔下〕）。作家要加強思想修養，鑽研文學知識。隨着時代的進步，各個時代自然有自己時代的文學創作思想和藝術風格以及那一時代的通俗語言，這就是強調要正確理解文學與時代，古與今的聯繫。袁宏道曾説過：“世道既變，文亦因之。”（《與江進之》），“代有升降，由法不相沿”（《敍小修詩》），認為“古有古之詩，今有今之詩，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説的都是同樣的意思。 ^[2] 

《論文》上篇論文章主“達”，即清楚地表述心中所思、口中所説，認為“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意思是説言辭能否達意，是算不算文章的區別，必須要把文章寫得清楚明瞭，做到“口舌代心”説、寫一致。古今文章不同，是由於古今語言變遷，今人視古人之文為古奧，誰又知道這在古代只是普通至極的街談巷議呢。如果身為今人卻刻意模仿古人，恰恰是違背了古人，是專求不達，作者認為：“古文貴達，學達即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下篇論寫文章須寫個人胸中見識和真情，所謂“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也就是“文如其人”。如果作者腦中先就空空蕩蕩無一物，那“無意見”，那麼行文“則虛浮，虛行則雷同矣。”他又用戲子來打比方，“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模擬耳。”自然，這樣做的結果，是雖哭不哀，雖笑不喜，絲毫不能感染人。這兩篇之意不很深，但文章寫得深入殘出，形象生動，説理十分清楚，被公認為是在中國文學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文學理論著作，至 今這種看法仍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三袁的散文，突破了傳統古文的陳規格局，自然地流露個性，語言不事雕琢而清新明快。其中，成就最大的要算山水遊記，他們幾乎遊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觀賞考察了文物勝蹟，他們對風光景物，既獨具慧眼，又能妙筆生花，行文自然流暢，別具風格。我們古代遊記文本以記實為主，準確生動地把客觀景物描繪出來。柳宗元、蘇軾的山水遊記則筆端充滿感情，在記實描寫的同時增加了抒情性。三袁的山水遊記近於柳、蘇，但抒情性更為強烈，而且筆墨靈活，經常把寫景、記事、抒情、議論結合在一起。在景物描寫上，不是面面俱到的寫實，而是用寫意法攝取客觀景物的神情，這樣就形成了清雋流暢，自然醇美的特色，這從袁宗道的《極樂寺紀遊》、《岳陽紀行》、《遊西山》等可以看出，其中也時常流露出追求閒適的生活態度，如宗道的《小西天》，就寫出他遊小西天“如脱籠鳥”，“若歸故巢”的心境。表現了他涉足山水，借物求情的寫作特點，從而使他們的遊記文學達到了很高的美學境界。

三袁的遊記文中，固然寫到名山大川的奇觀勝景，捕捉其景物的某一特徵；但更多的是描寫各地風光的常景常情，諸如北京農家的村婦毛驢、麥浪柳花、豆棚瓜架，江南山林的水榭藕花、庭院閒話、漁歌答問，無不涉筆成趣。不求奇詭，而主淡雅；不譁眾取寵，而以常情動人，是三袁遊記文學的另一特色，公安派的散文，是晚明最有代表性的“小品文”。

袁宗道的《箋牘》，也是真性情流露的尺牘、傳記，在給親朋好友的書信中，真可謂“信口信腕”毫無拘束，抒發真情實感，擺脱任何俗套，字裏行間洋溢着天然情趣，如《陶編修石簣》，就是很有名士個性特色的書信。

吳越間名山勝水，禪侶詩朋，芳園精舍，新茗佳泉，被兄數月佔盡，真不虛此一歸。而弟也，躑躅一室之內，婆娑數樹之間，得意地處可説，雖居鬧世，似處絕崖斷壑，耳目所遇，翻助愁嘆，乃知世外朋儔，甚至衣食，斷斷不可一刻不會也。岑寂中，讀家弟諸刻，如籠鴝鵒，忽聞林間鳴喚之音，恨不即掣絛裂鎖，與之偕飛。……燕中求反，亦其艱難，近又尋得一人乃諺與樸，相遇無幾，又別去矣，此君氣和骨硬，心腸潔淨，眼界亦寬，第學問稍有異同處，家弟亟口讚歎……

從對陶石簣南歸數月遊山玩水，無拘無束生活的羨慕，抒發了作者嚮往自然之情。特別是讀袁宏道幾種詩文集後的心情，更可看出他們兄弟之間文學主張的志同道合。而從對顏與樸的讚賞中，也表現了袁氏兄弟高雅脱俗的性情。文筆輕巧流暢、比喻生動形象。

袁宗道的詩大抵圍繞其個人日常生活，所見所聞，及朋友交往。他似乎是一個性格比較平和的人，所以詩中很少激烈奔放的情緒，只是用淺顯，親切而又有些囉嗦的語言。記述日常生活，如《對酒》，是他在京城做官時所作，表達一種閒逸的情趣和對山林生活的嚮往，在當時有許多人競相以古雅拗折的語裝腔作勢時，這樣的詩無疑是給詩壇帶來了一些新鮮的氣息，更能代表其詩歌特色，是那些描寫自然風光，反映風俗人情，閒適意趣的詩篇，如《歸光》：旁傍青山曲，門當綠水斜。

長巒通畎澮，古木間桑麻。

吾欲學桑麻，將無逐及瓜。

還因歸裏日，預已惜離家。

家鄉青山綠水，古木桑麻，優美古樸的的景色，詩人感到格外親切，才剛剛回到家鄉，卻已有捨不得離家的惜別之情，這感情非常真摯，樸實而有新意，直抒胸臆，而獨出機軸，他寫的《食魚筍》、《新野道中》、《春日閒居》三首詩，也都流露了詩人的真性情，清新活潑。

袁宗道詩歌創作思想內容的一個方面，對社會的危機、政治的黑暗、官場的腐敗，人民的苦難和願望，也有所體察。如《過黃河》，描寫黃河波浪洶湧的情景：“一葉凌浩渺，沸波濺其上。鼓棹度中流，東西迷所向。雷車爭砰釒訇，雪屋互排蕩。”即是客觀景物的描摹，也是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狀況形象化的寫照。正是基於對當時黑暗現實的強烈不滿，他們三袁兄弟都以風雅自命，而對功名富貴表示厭惡。表達了對上“折腰俯首”，對下徵收賦税審訊囚徒的官吏生活無比厭惡，嚮往閒適自在，不拘世俗禮法的生活，袁宗道在同樣這首詩裏，就以黃河的驚濤駭浪比喻宦海的險惡：“宦海多風濤，絕勝洪河浪。”又在《將抵都門》詩中説：“只合尋鷗伴，誰令入鷺行。”《初春和陸放翁韻》中説得更坦率：“四十方強已厭官，催人頭白是長安。”

袁宗道及兩個弟弟——公安派的文藝思想與創作，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錢謙益説：“中郎之論出，王、李之雲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盪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偉功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詩文變板重為輕巧，變粉飾為本色，致天下耳目於一新”。三袁掃除前後七子復古主義對文壇的影響，改變詩文風尚，形成以清新輕俊為基本特徵的公安體，在文學史上的這一偉大功績，實在是功不可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