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永年

畢永年（1869—1902），湖南長沙人，清拔貢。少讀王船山遺書，萌反清之志，與譚嗣同、唐才常交善，參與維新變政，暗中結交會黨。1898年8月赴京，康有為欲委其領兵圍頤和園殺西太后。政變後剪辮、焚貞照，以示脱離滿清政府統治。赴日本，謁見孫中山，與保皇派絕交，加入興中會。奉命與平山周歸國聯絡湘鄂會黨。入湘三度，與羣豪訂交。又任《漢報》筆政數月。1899年10月率湘鄂會黨首領到香港，與興中會、三合會共同組建光漢會，推孫中山為總會長。其間與同鄉前輩釋紫林邂逅，與結弟子之緣。對投靠康有為的哥老會首領曉以大義，無效。正氣會成立後，力勸唐才常改變自相矛盾的宗旨，斷絕與康的關係，唐堅不肯從，乃憤而剃髮出家，投浙江昔陀寺為僧，欲雲遊四海。後參與自立會之事，再度勸告唐與康絕交，又被拒絕，對孫也有所誤解，遂投入廣州某寺，欲於僧眾中訪求任大陸破壞之責者。孫聞其遠遁，如失左右手，曾四處訪尋不獲。興中會與湘鄂反清勢力的聯繫因此大為削弱。不久以病歿，葬於羅浮山。民國成立後，骨殖遷回湖南。

1898年6月，禮部主事王照呈奏“轉移觀聽法”，提出皇上奉太后巡幸中外，開闊眼界，以利變法開展，並設立教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勸學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勸學之法興我中國之學。但禮部六堂官尚書懷塔布、許應騤等因阻抑王照奏摺，不肯代奏。7月19日，六堂官被光緒革職，擢王照三品銜並以四品京堂候補，六堂官因本身利害所繫，四布危言聳聽，以期激怒慈禧太后，整體全盤推倒新政，避免自己的被革，政局形勢確實比較緊張。8月1日，光緒又召見握有七千北洋新軍的實權派人物袁世凱，超越擢升其為候補侍郎。此次召見因明顯帶有籠絡之意，暴露出光緒企望掌控軍權的意圖，引起後黨驚恐。直隸總督榮祿對此大為不安，西太后在紫禁城裏又遍佈耳目，精於政治的她哪裏會無動於衷束手待斃？因此，是年8月初的北京政局處於帝后兩黨矛盾激化的前夜。不過，楊鋭攜出衣帶詔在7月27日，即光緒召見袁世凱之前。當時，維新派為求變法甚為激進，有點迫不及待，屢促光緒痛下決心罷黜舊派昏庸大員，以為有了皇帝的支持，即可一逞其志，黜盡老派守舊官員，盡擢新鋭俊秀，畢其功於一役。如變法初期，6月16日康有為在朝房等候光緒召見，碰遇榮祿，談及變法，榮祿説：“法是應該變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內變掉呢？”康有為忿然作答：“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顯然，康有為將變法之事看得太簡單了，以為變法僅僅只涉及高層人事，只要皇帝發話，建立權威即可成事，未看到變法牽一髮動全身，將改動社會既有利益格局，傳統習慣勢力必然步步抗拒處處牴觸。處於漩渦中心的光緒，當然要比下面的維新派官員清醒得多，自感權力未足，根基未穩，不能驟然行動，恐激起對立派的拼死反抗。故於7月27日降密諭，要求維新派商議籌劃，拿出切實可行之策。衣帶詔最重要一節的原文如下：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廢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廢，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負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度，再行辦理。

此時的光緒，心態尚穩，只是要求在“不致有負聖意”的前提下，希望維新人士拿出切實可行之策，以達到罷黜舊官盡行新法之目的。光緒在密諭中還明確示意，如果罷黜舊員一事操之過急，有可能危及自己的大位，乃是將來時，並不是已經有失位之危的時侯。至於有人所記同日賜康有為的密詔，其實就是這一由楊鋭帶出的衣帶詔，由林旭轉錄之後再交康有為，並無另賜密詔。政變後，楊鋭被難，康有為始終未見到密詔全文。所以，王照等人認為所謂光緒密諭全系康有為的偽造，從而否定有光緒衣帶詔一説。維新諸臣接到密詔後，急躁憤事，斷章取義，將“則朕位且不能保”改為“今朕位即不保”，將“妥速籌商”引申為“妥速密籌，設法相救”，誇大了情況的危急性與尖鋭性，以期引起眾人義憤，採取斷然行動。這一份篡改後的“密詔”由林旭抄錄後交康譚二人，分別示人以商謀對策。此時，九月天津閲兵將行廢立的傳説已流佈甚盛，“四卿”及康有為、徐世昌（袁幕僚、新建陸軍參謀營務處總辦）等人接旨抱頭痛哭，於是定策倚用袁世凱，要他誅殺榮祿、圍頤和園逼太后交權，即著名的“圍園殺後”，這才有後面光緒召見袁世凱，譚嗣同夜訪袁世凱於法華寺等一系列事件。

據袁世凱《戊戌日記》雲：八月初三譚嗣同突然夜訪，出示上諭，要求袁帶本部新軍入津，宣旨誅殺榮祿，以袁自代直隸總督，然後提兵入京，以一半兵力拱衞皇宮，一半兵力去圍頤和園，迫使太后交權。精明的袁世凱見上諭乃黑筆所寫，並不是皇帝專用的硃筆，且內中並無誅榮圍園之語，不免面露疑色，譚嗣同便説他有能力挾制皇上，再派湘籍武士百人入袁軍，圍園時的殺後任務由他們完成。而且，袁世凱初五日再次覲見皇上請訓時，皇上定會面付誅榮圍園之硃諭。袁聽到譚出“挾制”二字，不寒而慄。兩天後，即八月初五，袁世凱再次入宮請訓，光緒只説：“你練兵甚好，以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似乎北洋新軍以後可從榮祿處獨立出來，不必再受其節制，雖有暗示其不必聽命榮祿之意然並無殺榮圍園之意。當然，袁世凱此處之語多有隱飾，但最重要的是否定了接到密詔這一關鍵情節。幸好，袁世凱曾給其兄袁世勳一封家信，內中道出實情：蓋緣皇上急欲變法圖強，擢用康有為、梁啓超等一班維新之士佐治改革。康梁遂設立保皇黨以資號召，知餘統練新軍，誘引入黨，密奏皇上將餘破格超升授為候補侍郎。餘思保皇本為臣下之天職，慨允入黨。其黨綱以革除腐敗老臣、施行維新政策為宗旨。不料太后在頤和園得此消息，立召榮相併滿漢大臣商議，欲廢皇上為庶人，另立端王之子傅俊以承大統。事機不密，為康梁所探悉，急奏皇上，降密旨命餘提兵圍困頤和園，將太后軟禁，榮祿等一班奸黨一律逮捕監禁。弟接旨後頗覺進退兩難，不奉詔是欺君逆旨；若提兵軟禁太后，是助君為不孝；逮捕榮相，是以怨報德。自問天良，弟無榮相特保，安有今日之勢位？若派他人殺之囚之，弟可不問；由我督兵捕之，天理人情均嫌不合。此中委屈，後世明眼人自能諒之。弟彷徨終夜，此種重大機密又不能與幕友磋商，直至天明，決意提兵入京，見機而行。及抵京師，屯兵城外，孑身入宮，面見皇上，授餘密詔，捕拿太后羽黨，榮相列首名。餘隻得唯唯而退。行近宮門，正遇榮相入宮，攔路問餘帶兵來此何事，弟被逼辭窮，只得以實情詳告。榮相立帶弟入頤和園面奏太后。此非弟賣君求榮，實緣榮相是餘恩師，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戰勝，斷送維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過也。皇上遂遭幽居。榮相入京掌理朝政，保弟護理直隸兼北洋大臣。但弟資格太淺，斷無真除之理。如此反覆圖功，必受後世之唾罵。若然拘囚太后，後世又將責弟助君為不孝也。

張國淦以前清縉紳身份仕宦民國，1912年入閣袁世凱政府，直至1926年北伐戰爭發動後“出局”，退出政壇，專事著述。解放後，聘為上海市文史館員、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約研究員，1955年任全國政協委員。張氏與北洋政府高層人士多有過從，曾與袁世凱數次談到戊戌之變，洞悉內情，所引資料較實。他通過對各種資料比較分析，參佐其與袁世凱的幾次談話，得出的結論是：袁世凱致兄之書較為確實可信。八月初五光緒面交袁世凱密詔，實有其事，當時的一些記載辨無其事，可能出於對光緒的保護。而且袁世凱於維新初期確實傾向帝黨，故得帝黨推薦破格升為擢侍郎，並由譚嗣同傳達密旨要求其殺榮祿圍園。八月初四、初五，袁提兵入京，此時他正徘徊於兩大陣營之間，觀望風向以相機行事。袁世凱初五入宮請訓奉有密詔，出來時在宮門遇到榮祿，榮祿攔住袁問為何帶兵來此？袁世凱此時不得不以實情相告，否則他曾説“殺榮祿如殺一狗”即可成“殺袁世凱如殺一狗”。因為，在這關鍵時刻，袁世凱若稍一含糊搪塞，榮祿完全可立予殺斃。袁世凱家信中的“此非弟賣君求榮，實緣榮相是餘恩師，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戰勝，斷送維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過也”，説明袁世凱內心十分矛盾。可見戊戌之變確為袁氏告密，地點在北京不在天津，時間為八月初五。而且進入八月初，帝后新舊兩派進入即將攤牌的短兵相接，後黨密謀廢立在先，光緒下詔誅榮圍園殺後在後。衣帶詔一節，確有其事。至於衣帶詔真跡，楊鋭被害後，其子將密詔秘藏回川。11年後，於宣統元年繳呈光緒弟攝政王載灃交實錄館。按皇家慣例，先帝大行之後，由新帝完成對其一切行為的“實錄”。故此衣帶詔得傳於世。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