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止水

動者樂流水，靜者樂止水^⑵。

利物不如流^⑶，鑑形不如止^⑷。

悽清早霜降，淅瀝微風起^⑸。

中面紅葉開^⑹，四隅綠萍委^⑺。

廣狹八九丈，灣環有涯涘^⑻。

淺深三四尺，洞徹無表裏^⑼。

淨分鶴翹足^⑽，澄見魚掉尾^⑾。

迎眸洗眼塵^⑿，隔胸蕩心滓^⒀。

定將禪不別^⒁，明與誠相似。

清能律貪夫^⒂，淡可交君子。

豈唯空狎玩^⒃，亦取相倫擬^⒄。

欲識靜者心，心源只如此^⒅。 ^[1] 

⑴止水：靜止不動的水。

⑵“動者”二句：語本《論語·雍也篇》：“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樂（yào），喜好。

⑶利物：給萬物帶來利益。

⑷鑑形：照見自己的形象。

⑸淅瀝：象聲詞。形容雪霰、風雨、落葉、機梭等的聲音。

⑹中面：裏面，裏邊。

⑺四隅（yú）：四方，四周。

⑻灣環：曲水圍繞。涯涘（sì）：水邊。

⑼洞徹：清澈見底。

⑽分：分辨。

⑾掉尾：擺尾。

⑿迎眸：觸目，滿眼。

⒀滓（zǐ）：污濁。

⒁“定將”句：“定”與“禪”沒有分別。

⒂律：約束。貪夫：貪婪的人。

⒃豈唯：難道只是，何止。狎玩：接近，戲弄。

⒄倫擬：比較，比並。

⒅心源：心性。 ^{[2]  [3]} 

智者喜好流動的水，而仁者喜好靜止的水。

給萬物帶來利益的不如流水，照見自己形象的不如止水。

悽清的早霜已經降下，微風吹起，發出淅淅瀝瀝的聲音。

水中的紅葉散開了，四周的綠萍在水波中起伏盪漾。

水池有八九丈寬，圍繞着曲折的水岸。

它的深度只有三四尺，池水清澈見底。

乾淨得可以分辨出鶴舉足的樣子，游魚擺尾也清晰可見。

看着這潔淨的止水可以沖洗掉眼中的不潔物，能讓心裏的塵埃都滌盪乾淨。

止水的“定”與“禪”沒有分別，而它的“明”則與“誠”相通。

止水之清能約束貪婪的人，也能使人體會到君子之交的平淡。

何止是白白地玩水，我也把它與人生的道理相互比較。

如果想要知道靜者的心靈，他的心性就和這止水一樣。 ^[2] 

此詩作於唐文宗大和三年（829），白居易時年五十八歲。這年春天，白居易因病免東歸，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洛陽，自此不復出。他從對靜止之水的觀照中引出了一些人生哲理，並將止水與自己的平靜心靈類比，寫下了這首詩。 ^{[2]  [3]  [4]} 

水至“淡”的屬性，是吸引白居易的重要原因。詩人對水的特別情感，在《玩止水》中變得更加顯著。

孔子曾經説過“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並説“知者動，仁者靜”。此詩化用孔子的命題，只是將“水”改為“流水”，而將“山”改為“止水”，仍然暗釦“知者動，仁者靜”這一命題。當然，詩人不能自稱為“仁者”或“知者”，但將自己稱為“靜者”或“動者”還是可以的。從全詩來看，詩人將自己歸入“靜者”一類，這不僅與儒家的理想人格有關，也與道家、禪宗的理想人格相近，這也説明詩人融合三家為己所用的能力。從現代格式塔心理學的角度，“動者樂流水，靜者樂止水”是因為流水與動者都有“動”的特點，而“靜者”與“止水”都有“靜”的特點，人與對象具有“異質同構”性，因而對對象會產生審美所需要的親近感。雖然流水能使萬物得利，但詩人更喜歡止水，這既與他靜的個性與止水靜的特點之間異質而同構有關，也與止水具有鏡子一樣讓詩人自省的作用有關。在悽清秋天的早晨，微風輕輕吹拂着水面，水中央的紅葉散開了，而四周的浮萍在水波中起伏盪漾。這個寬約八九丈的水池，有着曲折的水岸，它的邊際似乎暗示着一個人的慾望應該有一定限度。而它的深度只有三四尺，可以清澈見底，這也是對人的心靈的要求。水中鶴的倒影歷歷可見，魚的遊姿也清晰可觀。看着這潔淨的止水可以讓自己眼中的不潔物都被沖洗掉，能讓心裏的塵埃都滌盪乾淨。止水的“定”所導致的心理效果與禪宗對修煉所要求的心態相近，而它的“明”則與儒家對人的一個要求“誠”相通。詩人從止水上面看到了禪宗和儒家這兩個自己所推崇的思想要素，這也就難怪他對止水情有獨鍾了。止水之清能使貪婪之人有所收斂，也能使人體會到君子之交的特點。靜者的心靈就像這止水一樣，潔淨、平靜、透明、清淡。

在這首詩中，關於靜境象徵的止水的意義，詩人逐一指出了“鑑形不如止”“迎眸洗眼塵，隔胸蕩心滓”“定將禪不別，明與誠相似”“清能律貪夫，淡可交君子”“豈唯空狎玩，亦取相倫擬”這五點，在形容為“清淨”“清澄”“清淡”的池水中，詩人發現了自己應當依據的精神世界。對於詩人來説，池邊並不單純是賞景與遊樂的場所，而且也是洗滌身心、省察和規範自己人生的充滿嚴肅意義的環境。 ^{[2]  [3]}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敕編《唐宋詩醇》：見理透，體物精，晉人無此分寸，宋人無此灑脱。 ^[5]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屬山西），後遷居下邽（今陝西渭南）。貞元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及左贊善大夫。後因上表請求嚴緝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兇手，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長慶初年任杭州刺史，寶曆初年任蘇州刺史，後官至刑部尚書。在文學上，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其詩語言通俗，相傳老嫗也能聽懂。與元稹常唱和，世稱“元白”。有《白氏長慶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