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觀瀾

王觀瀾，1906年出生在浙江省臨海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很小就在外放牛，做農活，9歲才讀私塾（北山小學）啓蒙，16歲以優異成績考取臨海縣第六師範學校，在那時改名觀瀾。他利用夜晚與假期為《台州日報》抄寫稿件，半工半讀。

1925年六師學生會成立，被推選為學生會主席，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6年冬轉入中國共產黨，任學生黨支部書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轉入秘密活動。

這一年被黨組織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1929年初，轉入莫斯科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在大學裏，他反對王明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積極參與鬥爭，王明懷恨在心，污衊他為“託派分子”。後繼入列寧學院、蘇聯紅軍總醫院學習。

1930年底奉黨組織召喚，秘密回國。

1931年1月，前往江西中央蘇區工作，任中共閩粵贛特委代理宣傳部部長，主編特委機關報《紅旗報》，並任兼閩粵贛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和教育下，他求真務實，艱苦創業，堅持面向工農大眾辦報的正確方向，創造性地發揮新聞事業黨和政府喉舌、耳目的職能，以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鬥爭精神開展批評和鬥爭，為開創蘇區新聞事業的新局面、豐富蘇區幹部好作風的內涵和蘇區精神的形成作出巨大貢獻。後任組織部部長，(上)杭武(平)縣委書記、汀州市委書記（軍區一級黨總支書記）。

同年11月，負責籌備並主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報《紅色中華》。

1932年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在葉坪鄉開展查田試點。不久中央蘇區全面開展查田運動，任指導委員會主任。

1934年1月，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長、中央土地委員會副主任。同年10月，在紅一軍團地方工作部工作，隨工農紅軍開始長征。次年1月遵義會議後，任中央軍委幹部團地方工作團主任。越雪山，過草地，歷經飢餓、病患，堅持帶隊前進，到達陝北。10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長、中央農委主任。

1938年，王明、康生誣稱觀瀾是“託派”，毛澤東進行干預，認為王觀瀾經過他十年的親自考驗，這個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黨內就沒有好同志了。次年，王觀瀾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不久，因腸胃病與嚴重神經衰弱症住院醫療。

解放後，歷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農業部黨組書記兼副部長，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兼北京農業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注重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黨內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發生原則爭論，他親至江、浙農村調查，如實向中央報告。毛澤東將其報告批轉全國，並提倡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大躍進”年代，王觀瀾又至河北省徐水一帶視察，上書中央指出“浮誇是萬惡之源，欺騙是害人之本”，受毛澤東稱道。

“文化大革命”初，王觀瀾遭殘酷迫害。

1975年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徹底平反。不久，被增補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任國家農業部顧問組組長。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年逾古稀，仍積極至農村調查研究。

1979年下半年，王觀瀾至陝北革命老根據地12個縣調查。1980年春末夏初，他還到上海及江蘇、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市作社會調查。

1981年9月，王觀瀾帶領一個工作組到河北保定、安國、博野等地連續考察了兩個多月，並親自起草調查報告，11月底趕回北京，參加五屆全國人大四次常委會議。會後，感到身體極度疲乏的王觀瀾便病倒了，12月23日，被送進北京醫院。這時，他已身患胰腺癌，並轉移擴散。入院後，他的病情急劇惡化，不幸於1982年1月19日在北京病逝。 ^[1] 

王觀瀾從進入蘇區到主持《紅色中華》工作，親歷了蘇區革命根據地新聞工作開創階段的全過程，是蘇區新聞事業的開創者和直接領導者之一。1931年初，中共中央指派從蘇聯回國的王觀瀾擔任組長，和王維之、許宏亮三人組成一組從上海市前往江西中央蘇區。三人經香港到閩粵贛蘇區，中共閩粵贛特委閩西蘇維埃政府駐地——福建省永定縣虎崗鄉。他到中央蘇區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從事新聞工作。王觀瀾被任命為閩粵贛特委代理宣傳部長，負責主編特委機關報《紅旗》，同時還擔任閩粵贛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

《紅旗報》的駐地虎崗鄉，是閩西蘇區政治、軍事中心。虎崗是其中一個較大的村落，約有300多户農家。王觀瀾除了負責編輯《紅旗報》外，還經常到虎崗的村莊裏瞭解情況。當他發現一些鄉村政權仍把持在地主豪紳手中，農民敢怒不敢言時，便向特委做了彙報。特委經研究決定，幫助農民，進一步發動土地革命。王觀瀾和幾位同志一起來到虎崗村，繼續發動貧苦農民，讓他們切實分得土地和財產，掌握政權，同時還幫助新得到土地的農民，開展犁牛合作和勞動互助。在他主編的《紅旗報》上，曾對閩西農村的土地革命鬥爭情況，作了真實而生動的報道。

正是由於王觀瀾能深入到農民中間，瞭解農民的疾苦和實際需求，因此他總能反映農民的心聲，受到了廣大農民羣眾的愛戴。他也因此益發對農民問題感興趣，給予了不同於常人的關注，寫下更多的報道。王觀瀾的這些報道，受到了同樣關注農民問題的毛澤東的注意，他看後給予了讚揚。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又稱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在瑞金的葉坪鄉成立，毛澤東當選為主席，任命王觀瀾負責主編蘇維埃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成立大會期間，王觀瀾負責會議的宣傳報道工作，“紅色中華通訊社”（簡稱“紅中社”）應運而生。會後由他籌備和主編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

王觀瀾和編輯部的同志為辦好報紙不辭辛勞，《紅色中華》從1931年12月11日創刊時的發行三四千份，很快就增加到了一萬多份。當時，王觀瀾和毛澤東的住處僅一牆之隔。一向重視宣傳工作的毛澤東，經常到《紅色中華》編輯部去看望大家，指導工作，同王觀瀾促膝談心，交換意見，兩人成了知心朋友。毛澤東還常把到瑞金的重要客人介紹去參觀、座談。趙博生、董振堂等率國民黨二十六軍一萬多人“寧都暴動”後，毛澤東就陪同他們參觀訪問了“紅中社”。

當時在臨時中央宣傳部給張聞天部長當助手的楊尚昆也是《紅色中華》的撰稿人之一，當蘇維埃政府發出開展夏耕的指示後，《紅色中華》決定就如何既保障戰爭需要又不違農時發表一篇社論，楊尚昆為此走訪了毛澤東主席。在毛澤東的指導下，《紅色中華》配合黨政中心任務，積極進行建設和鞏固工農民主政權的宣傳。它刊佈中央關於建政運動的訓令，並發表社論闡明這一運動的重要性，設立《蘇維埃建設》專欄，報道建政消息，交流經驗教訓。還及時注意運動中的新問題，刊登讀者來信，幫助黨和政府發起了一個結合建政的檢查工作運動。

為協助黨和政府進行多方面的戰爭動員工作，《紅色中華》經常以報社名義發出號召，如節省糧食、認購公債、擴大紅軍、優待紅軍家屬、組織赤衞軍(少先隊)、熬製硝鹽、收集彈殼與廢銅鐵、發展游擊戰爭等，同時注意及時報道廣大羣眾用實際行動響應號召，努力支援革命戰爭的熱烈情景。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中國人民奮起抗日救亡，相繼發生了“一二八”淞滬抗戰、“一二九”學生運動、西安事變等抗日怒潮。為宣傳貫徹黨的抗日救國的主張，及時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揭露國民黨的賣國政策，《紅色中華》不斷報道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和東北人民武裝抗日鬥爭的消息。

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發佈《為國民黨政府出賣中華民族利益告全國民眾書》後，《紅色中華》在第一時間加以刊登，並以此為指導，把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當局的妥協退讓政策，動員民眾一致抗日，作為長期宣傳的重要任務。還用5期的不少篇幅連載了瞿秋白用“維嘉”筆名寫的長篇政論《中國能否抗日》，對比中日雙方的軍事、經濟力量和人民的組織程度，用事實澄清國民黨散佈的悲觀論調，得出中國“有力抗日”的堅定結論。許多讀者寫信給報社，支持紅軍武裝抗日，反對國民黨的賣國行為。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紅色中華》這張蘇區人民政權下第一張出版時間較長的中央級4開小型鉛印報紙，以通俗生動見長。主持“紅中社”和《紅色中華》工作期間，王觀瀾始終以面向工農大眾為辦報的方向，堅持以通俗生動的形式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反映人民羣眾的要求和呼聲。他的編輯部既是報社，又是新聞社，除了報紙和播發新聞，還編輯其它宣傳材料。他設立了多種欄目，諸如《社論》、《要聞》、《專電》、《小時評》、《紅色區域建設》、《中央革命根據地消息》、《黨的生活》、《赤色戰士通訊》、《工農通訊》、《紅色小辭典》、《工農民主法庭》、《紅角》、《突擊隊》、《警鐘》等，同時還設有不定期文藝副刊《赤焰》，常有漫畫插圖，一般出4到6版。紅軍獲大勝時，發行號外。

王觀瀾和編輯部的同志們在衝破蔣介石反動派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的緊張鬥爭環境中，自己動手，努力克服紙張、器材和印刷發行方面的種種困難，從紅色根據地把黨的主張和戰鬥情況傳播出去，鼓舞和指導各根據地人民和白區地下工作同志們的鬥爭。在每人每天只配給半斤糙米的條件下，他們依舊自覺地日夜奮戰，編輯部工作人員做編輯又兼記者，一面組織稿件、編輯稿件，一面外出採訪，還要兼做校對和部分譯電及刻寫油印工作。他們在號召讀者節省開支支援前線時，先從自身做起，每天只吃兩餐雜糧，自己開荒種菜，節約糧食和伙食尾子，捐獻被毯、衣服甚至部分津貼，送給前方紅軍。他們辛勤建立通訊網，使通訊員從開始時的2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還選聘有特約通訊員。就這樣，他們把《紅色中華》由週刊逐漸辦成了三日刊直至雙日刊。隨着中央根據地的發展，發行量最多時達到4萬多份，在當時中央蘇區8萬平方公里60多個縣的區域內，每百人就擁有一份《紅色中華》，其傳播之廣和影響之大，使其成為中央蘇區內不可替代的主流媒體。王觀瀾和編輯部的同志們，為辦好《紅色中華》付出了極大的辛勞，編輯部的小窗，常常徹夜透着小油燈的亮光。

1933年8月，《紅色中華》百期紀念時，中央領導同志特別提出：《紅色中華》向困難作頑強鬥爭的精神，值得全蘇區的黨政工作同志學習！

1933年毛澤東將王觀瀾留在中央政府土地部擔任秘書工作。後來，毛澤東用中央政府的介紹信，派王觀瀾作為中央政府代表到各地檢查工作，同時還讓他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葉坪鄉，進行“查田”的試點工作。

1933年初春的一天，王觀瀾拿着草擬的《春耕運動指示》到葉坪鄉政府，滿懷熱情地想找幾個鄉幹部徵求意見，出乎意料的是，連去了四次，鄉政府的大門都緊鎖着。有一次，碰上鄉蘇維埃主席，約好時間開會，可到時沒有一個人來。這些情況，引起了王觀瀾的沉思。他想，為何這裏的農民羣眾如此情緒低落呢？他去問鄉蘇維埃主席，得到的回答也是含含糊糊。於是，王觀瀾又直接訪問了村裏的貧僱農，他們反映，“土地分配不公平，農民的糧食不夠吃，過去收租放債、不幹活的人，如今又鑽進了農會，搖身變成了“貧苦農工”，而真正的貧農，分到的田地少而差，逃亡的地主卻還保留了田地。所以農民的情緒低落，沒有生產積極性。

王觀瀾把他在葉坪鄉調查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非常重視，他支持王觀瀾繼續深入農村搞調查研究，並鼓勵他要依靠和發動羣眾，把羣眾組織起來，支持革命戰爭。在毛澤東的鼓勵支持下，王觀瀾乾脆把鋪蓋搬到了村子裏，和農民羣眾朝夕相處，促膝談心，並在村裏組織了30多人蔘加的貧農團。

一天晚上，王觀瀾告訴毛澤東貧農團要開會的消息，毛澤東興致勃勃地説：“好！我和你一起去看看。”他們兩人提着馬燈，沿着田埂小路，邊走邊説，來到了會場外，聽到農民們正在熱烈爭論“如何劃分地主、富農”的問題。毛澤東很高興地説，“這就好了，羣眾發動起來了，查田運動的成功就有了保證。”

在王明“左傾”路線當道的時期，毛澤東也受到嚴重的排擠和打擊，在中央的處境很困難，但他依然支持王觀瀾的農村調查，並和他患難與共，經常相互切磋，相互鼓勵。

王觀瀾在組織貧農團的基礎上，又成立了“查田委員會”，動員農民通過查田，評議不同階級，再由上一級組織綜合羣眾提供的材料，審批成份的劃定。“查田運動”給葉坪鄉的面貌帶來了變化，農民興修水利、大搞生產的積極性高漲。鄉里的擴大紅軍、徵集糧食、做軍鞋的工作也開展得很有起色。

葉坪鄉查田試點的成果，在蘇區引起了強烈反響，也受到廣泛歡迎。許多鄉村都要求中央派人去指導，幫助開展“查田運動”。與此同時，王觀瀾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抓緊時間，認真總結了葉坪鄉查田的經驗，起草了一份怎樣劃分農村階級的意見。毛澤東看了很高興，他以原稿為基礎，進一步加工修改，定名為《怎樣分析階級》。1933年10月10日，這份文件由當時的蘇維埃政府機關——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正式通過並公佈執行，成為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一個重要政策依據。這個文件後來被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改名為《怎樣分析農村階級》。

由於這篇文章是毛澤東和王觀瀾在政治逆境中患難與共、密切合作完成的，所以毛澤東總是念念不忘，經常向人介紹，《怎樣分析農村階級》是他“和王觀瀾同志合作寫成的”。

1934年10月，王觀瀾在順利完成了黨交付的為紅軍籌集糧食的重任後，跟隨紅一方面軍踏上了長征路。1935年6月，王觀瀾隨先頭部隊翻越長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在同四方面軍會合後，又翻越了兩座雪山，向毛兒蓋地區前進。這時，部隊要穿過千里茫茫的大草地，籌集足夠的糧食就成為十分緊迫的任務。王觀瀾奉命籌糧，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他四處奔跑，衣服和鞋子都磨破了，腳趾頭露在外邊，嚴重影響走路。

一次他帶隊外出籌糧，自己的口糧卻斷絕了。他只得把一匹病馬殺掉，煮食充飢。不料卻感染上了痢疾，一晝夜拉了57次，人也虛脱了。但為了完成任務，他帶病翻山越嶺，日行百餘里，三天後到達了目的地。他沒有吃藥，只是稍加休息，拉痢疾就自行停止了。可此後，他卻患上了致命的腸胃病，身體虛弱無力。幸好途中巧遇了毛澤東、林伯渠、徐特立等人，毛澤東將自己從江西蘇區帶來的一雙新布鞋送給王觀瀾，徐特立和林伯渠則分別送給他一條褲子和一塊油布。

長征後期，王觀瀾正是身披林伯渠送的油布，腿穿徐特立送的褲子，腳蹬毛澤東送的布鞋，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到了陝北革命根據地。後來，王觀瀾提起這段經歷時，常説，“我和主席的腳一般大，長征時我穿上他送的鞋子，感覺像坐上飛機一樣，走起路來特別輕快。”

紅軍到達陝北後，於1935年12月17日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會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即設立了西北辦事處，王觀瀾擔任土地部部長和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主任。王觀瀾上任後，把機關工作稍作安排，就帶着有關人員深入到安定縣的兩個鄉，瞭解經過土地革命後的農村實情，以及貧僱農的生活狀況。王觀瀾仍像在閩贛蘇區一樣，走家串户，訪問座談，瞭解農村的第一手資料。在調查中他了解到，有的鄉村受“左”的影響，把地主“掃地出門”，富農只分給壞的土地，還有的地方，把富裕中農錯化為富農，擴大了打擊面。他向農村幹部們指出，對地主富農，也要給以生活出路，要讓他們自食其力，得到改造。對錯劃問題要合理糾正。同時在農村中廣泛宣傳和貫徹中央關於《怎樣分析階級》文件的政策精神。

不久後，王觀瀾又參與了中央《關於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的制定和公佈，有效糾正了農村土地革命中一些“左傾”行為。1936年2月，王觀瀾又進一步寫出了《糾正土地鬥爭中的極左錯誤》一文，發表在中共西北局的機關刊物《鬥爭》上。但隨後農村中又出現了另外一種傾向，有的地方把豪紳地主輕化為富農，富農改為中農，有的地主惡霸還造謠説：“過去一切都搞錯了”，企圖向共產黨領導的農民羣眾反攻倒算。

針對這種情況，王觀瀾為《紅色中華》寫了一篇社論，社論強調説：“正確決定各個不同階級的成份，與正確處理各個不同階級成份的土地財產，是蘇維埃的重要工作。” 社論還論述了正確區分土地鬥爭中“左”與“右”的界限，及其應採取的正確態度和做法，以引導農村土地鬥爭走向正確的方向。

1936年6月，王觀瀾隨同中央機關遷往保安縣(今志丹縣)，併兼任土地部和中央工作團兩方面的工作，他仍經常抽時間到農村去做調查。當時保安農村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區鄉政府沒有空餘的窯洞和被褥，他常和大家擠在土炕上和衣而卧，沒有菜吃，就在飯上灑點鹽。有一次，他到了李村，發現有一個叫李成奎的貧農，妻子病重沒錢醫治，自己地裏的莊稼也顧不上種，他立即找來鄉幹部商量，發動互助社幫忙，突擊三天，幫李成奎把莊稼種上了。

這期間，王觀瀾對抗日統一戰線形勢下的農村階級關係又作了全面調查和研究，參與起草了《中央關於土地政策的指示》。文件明確指出：“土地政策的新規定，首先是沒收一切漢奸賣國賊的土地財產，而一切抗日軍人及一切獻身抗日事業者的土地均不在沒收之列。”同時還指出：“黨的新土地政策，不但給佔全國人口80%的農民羣眾解除了封建剝削，而且同時推動了農民積極參加民族解放鬥爭，壯大了民族力量。”文件下達時，王觀瀾還為紅軍大學學院和機關幹部作了有關宣講報告，並在中央機關刊物《黨的工作》上，發表了《關於土地政策中幾個問題的答覆》文章，對這一時期黨的土地政策作了具體而明確的闡述。

在參與制定和貫徹黨的新時期土地政策的同時，王觀瀾還為發展陝北蘇區的農業生產做出了許多努力。他不僅隨時關心羣眾的生產積極性是否被調動起來，還對農業生產中的一些關鍵問題，如耕畜、農具、種子、肥料以及勞動力等，花費了許多心血，認真研究解決。

1937年末的一天，那時王觀瀾和徐明清剛剛結婚不久，毛澤東把王觀瀾找去，要他帶上一封寫給國民黨綏德地區專員何紹南的親筆信，前往綏德，與何紹南談判，以解決戰爭中的土地問題和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王觀瀾帶着毛澤東的親筆信，立即前往綏德。一到綏德他就提出，“消滅摩擦，一致抗日”的口號，深得綏德民眾的擁護。接着，他在談判中迫使何紹南接受了中共的提議，成立了綏德抗日統一戰線組織——綏德黨政軍民聯合工作委員會，打破了國民黨包辦行政的局面，堅持了黨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同時也維護了抗日羣眾團體的合法地位。

1938年5月，王觀瀾從綏德返回延安後不久，就調任陝甘寧邊區黨委副書記兼統戰部部長，同時還擔任了中央統戰委員會常委。不久，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王明被免除了中共長江局書記，從武漢回到延安，擔任中央統戰部部長職務。這時，在如何執行黨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問題上，王觀瀾和王明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爭論是由“邊區”和“統戰區”的區別引發的。

王明武斷地宣佈：“邊區”也是“統戰區”，沒有區分的必要。王觀瀾堅持認為，“邊區”主要是指共產黨早就創建的革命根據地，而“統戰區”雖有八路軍駐防，但地方政權仍控制在國民黨手中，兩者有明顯區別，我黨的統戰工作應因地制宜。

王觀瀾的妻子徐明清記得，有一次，王觀瀾回到家中，面有怒色。突然，他問妻子，“明清，你説‘邊區’和‘統戰區’有沒有區別？”“當然有區別。要麼怎不叫一個名稱呢。” 徐明清不假思索地回答。

這時丈夫才説出了原委。“今天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央統戰委員會常委會時，王明居然武斷地宣佈‘邊區’和‘統戰區’沒有區別，他還重彈‘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老調，我和他大吵了一通。”

“你們倆在蘇聯時就吵，現在到了延安還是吵，莫非你們是冤家對頭？” 徐明清插了一句。“王明這人自高自大，在蘇聯時就目空一切，容不得別人的觀點。現在又舊病復發，他提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是投降主義的口號，如不加以反對，就會危害到全黨，危害到整個解放區。”

後來，王觀瀾在起草《關於陝甘寧邊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報告》的提綱時，就明確主張，在統一戰線工作中，要堅定地貫徹黨中央的方針，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這一主張，得到了毛澤東的有力支持。

在橋兒溝召開的邊區縣委書記、統戰部長會議上，王觀瀾為此作了三個小時的工作報告，王明也聽了報告。不久，王觀瀾到毛澤東那裏，正好王明也在場，毛澤東問王明，橋兒溝報告怎麼樣？王明只好説，好是好，就是太長了。毛澤東詼諧地説；“長點好呀！我們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師給學生講課那樣，給他慢慢講才行呢。”

王明對王觀瀾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公然和他唱反調，心裏很不舒服。他夥同當時擔任社會調查部部長的康生，想找王觀瀾的岔子整他。他們調來檔案，沒找到什麼藉口，便再次提出王觀瀾在莫斯科學習時有“託派嫌疑”，不宜擔任重要領導職務云云，向中央提出審查王觀瀾。王觀瀾怒不可遏，當面找王明、康生對質。

毛澤東得知此事後，直截了當地對王明、康生説，“王觀瀾經過了我十年的考驗，這個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們黨內就沒有好同志了。”毛澤東的評語，讓王明等人的陰謀沒有得逞。不久，在毛澤東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觀瀾任主任委員，蕭勁光、林伯渠任副主任委員的陝甘寧邊區統戰委員會。毛澤東在會上説，今後，邊區統戰工作中的一般問題就由統戰委員會解決，大事直接請示中央。這樣就使得王明難以干擾邊區統戰工作，施加錯誤影響了。

這時，國民黨在隴東、慶陽地區繼續製造反共摩擦事件，準備糾合保安隊，進攻八路軍駐防部隊。王觀瀾以陝甘寧邊區少將參議身份趕赴慶陽，同國民黨代表談判，迫使國民黨代表簽訂協議，撤退圍攻我八路軍駐防部隊的軍事力量，釋放我方被抓人員，穩定了八路軍抗日後方。1938年10月，王觀瀾從慶陽趕回安塞，參加了陝甘寧邊區第二次黨代會的籌備會議，被選為出席黨的七大代表。

“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

就在在安塞參加黨代會期間，工作的過度疲勞，讓王觀瀾再一次病倒了。到陝北後這兩年，王觀瀾因長征途中患腸胃病埋下了病根，身體一直很虛弱，再加工作繁忙，過度操勞，經常犯病。徐明清多次勸他住院好好治療一下，可王觀瀾總説“一點小病用不着如此麻煩”，不顧病情不斷加重，仍堅持工作。徐明清見狀焦急萬分，擔心他虛弱的身體會徹底被拖垮，無奈中只好向毛澤東求援，請他出面幫助勸説王觀瀾。

毛澤東隨即把王觀瀾找去，關切地問：“觀瀾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樣做工作的呀？”王觀瀾實話實説：“每天無論工作怎樣多，我總要處理完畢才睡覺。”毛澤東聽後勸道：“做事情要分輕重緩急，像你這樣怎麼行呢？我們要讓懶人學勤快，讓勤快人學巧幹。”一席親切的談話，讓王觀瀾和徐明清夫婦深受感動。

繼而王觀瀾患重感冒休克，復發十二指腸潰瘍、神經衰弱等病症，不得不住進了延安中央醫院。徐明清也聽從組織安排，放下本職工作，全力照顧王觀瀾。毛澤東對老戰友的病十分關心。一天早晨，他在傅連陪同下，徒步走了五六里山路，冒着深秋的寒冷，涉過一條河，從楊家嶺來到中央醫院看望王觀瀾。

長期嚴重的失眠，讓王觀瀾連續幾天幾夜難以睡好覺，他面容憔悴，頭疼難忍，痛苦無耐地躺在牀上。毛澤東走到他的牀邊，坐在一張窄條硬木板凳上，親切地安慰説：“觀瀾同志，不能睡就靜靜地躺着，不要着急，總會睡着的。”他還囑咐醫院領導要精心治療，勸慰徐明清要放寬心。那次探望後，毛澤東仍惦念着王觀瀾的病情。不久，他又派秘書到醫院送去一封信。徐明清打開信一看，裏面是毛澤東為王觀瀾寫的一幅題詞，題詞寫道：

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讓體內慢慢生長抵抗力和它作鬥爭，直到最後戰而勝之，這是對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讓醫生處治，自己也無所用其着急，因為急是急不好的。對於病，要有堅強的鬥爭意志，但不要着急。這是我對於病的態度。書之以供王觀瀾同志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