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紅軍力量遭受的嚴重損失，引起了廣大幹部和戰士對王明軍事路線的懷疑和不滿，紛紛要求改換錯誤的領導。同時，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對執行王明軍事路線的一些領導同志做了耐心細緻的工作，使他們很快覺悟過來。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西征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根據黎平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在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紅軍佔領遵義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 

秦邦憲（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學蘇聯，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學德國進修社會學和哲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司令。

陳雲（1905年—1995年）學徒工出身，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張聞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任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1893年—1976年）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屆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周恩來（1898年—1976年）曾留學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鄧發（1906年—1946年）國家政治保衞局局長。

劉少奇（1898年—1969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長征開始時為紅八軍團中央代表，黎平會議後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九軍團中央代表。

劉伯承（1892年—1986年），紅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員，遵義警備司令部司令員。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紅一軍團軍團長。

聶榮臻（1899年—1992年），紅一軍團政治委員。

彭德懷（1898年—1974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軍團長。

楊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政治委員。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紅五軍團政治委員。

鄧小平（1904年—1997年），中央秘書長。

李德（1900—1974年），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 ^[6] 

遵義會議會址(3張)

伍修權（1908年—1997年），擔任翻譯工作。 ^[4] 

湘江戰役後，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脱敵人，爭取主動。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堅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紅軍佔領貴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在川黔邊創建新的根據地。黎平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改變了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使紅軍避免了可能覆滅的危險。

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分兩路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7座縣城，於12月底進抵烏江南岸的猴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會議還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1月7日晨，紅軍先頭部隊進佔黔北重鎮遵義。

截至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統治全黨已達4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還在中央蘇區時，許多幹部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在作戰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發生激烈的爭論。毛澤東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但都沒有被接受。長征開始後，隨着紅軍作戰迭次失利，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達到頂點。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人和廣大幹部戰士，從革命戰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戰略轉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強烈要求改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幹部反覆進行深入細緻的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他們的支持。周恩來、朱德與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也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

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於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同時，中央紅軍攻佔遵義，把敵人的幾十萬追兵拋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取得了進行短期休整的機會，也為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條件。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着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於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原因歸之於反動力量的強大，而不承認主要是由於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的。接着，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接着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並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後在軍事上應採取的方針。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提出的意見。會議最後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然後發到支部討論。

會後，張聞天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雲南扎西（今威信）縣境後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禦路線代替了決戰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是第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

遵義會議還制定了紅軍爾後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會後，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並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隨後，進一步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4]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從幼年達到成熟。

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而是集中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的航船終於有了一位能駕馭其進程的舵手！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失敗走向勝利的保證。 ^[4] 

遵義會議會址原為黔軍25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人官邸，修建於30年代初。整個建築分主樓、跨院兩個部分。主樓為中西合璧，臨街有八間鋪面房，當年為房主經營醬醋及顏料紙張。鋪面居中有一小牌樓，檐下懸掛着毛澤東1964年11月題寫的“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字的黑漆金匾（此為毛澤東為全國革命紀念地唯一的題字）。街面房連接主樓與跨院之間有一座青磚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藍瓷鑲嵌着“慰廬”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篤”二字。遵義會議會址主樓坐北朝南，一樓一底，為曲尺形，磚木結構，歇山式屋頂，上蓋小青瓦。樓房有抱廈一圈，樓頂有一老虎窗。樓層有走廊上，可以憑眺四圍蒼翠挺拔的羣山，指點昔日紅軍二佔遵義時與敵軍鏖戰地紅花崗，插旗山、玉屏山、鳳凰山諸峯。會址主樓上下的門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鑲嵌彩色玻璃。緊挨主樓的跨院純為木結構四合院，仍漆板栗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