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都暴動

1931年12月14日，趙博生、董振堂等領導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餘人，於江西寧都城所舉行的武裝起義。二十六路軍前身為馮玉祥西北軍之第五路軍。中原大戰後，西北軍被蔣介石收編為二十六路軍。1931年1月調往寧都參加寧都“圍剿”中央蘇區。九一八事變後，該軍廣大官兵對蔣介石對外不抵抗、對內“剿共”和消滅異己的反動政策日益不滿。在共產黨秘密組織的領導下，第二十六路軍總參謀長趙博生，會同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等舉行了這次起義。起義部隊進入中央蘇區後，被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下轄三個軍。季振同任總指揮，蕭勁光任政治委員，董振堂任副總指揮兼第十三軍軍長，趙博生任參謀長兼第十四軍軍長，黃中嶽任第十五軍軍長，何長工、黃火青、左權分任各軍政治委員。寧都起義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代價最小而成績最大的起義，對全國抗日反蔣運動起了推動作用。 ^[1] 

1931年，在位於江西省東南部的寧都，爆發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軍最大規模的一次起義，國民黨第26路軍1.7萬餘名官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投入紅軍。

第26路軍原系西北軍，在中原大戰時為馮玉祥第二方面軍第5路軍。1930年中原大戰中馮玉祥失敗。10月，蔣介石收編該部為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任命孫連仲為總指揮，趙博生為參謀長，轄第25、第27師和騎兵師，由河南、河北交界地區移駐山東濟寧。

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這個部隊建立過組織，一直有着深刻的政治影響。1931年2月，蔣介石令該路軍從山東開赴江西“剿共”，並將其騎兵師留在黃河以北，有意削弱其戰鬥力。第26路軍官兵對蔣介石排除異己的做法甚為不滿。南下途中，隊伍行動遲緩，經蔣介石再三催促，才於3月底陸續到達江西。在對中央蘇區的第二次“圍剿”中，第26路軍第81旅大部被紅軍殲滅，該部震動很大。對中央蘇區第三次“圍剿”失敗後，該部進駐已處於中央蘇區包圍中的寧都縣城。

鑑於以上情況，隱蔽在該部的共產黨員積極開展爭取工作，發展黨員。第73旅旅部參謀、共產黨員劉振亞經中共中央指定為該軍黨的特支書記。3月，中革軍委選調部分同志進行兵運培訓。5月，軍委又派共產黨員王超、李肅、袁漢澄（即袁血卒）通過各種關係進入第26路軍，與劉振亞取得聯繫。8月，由劉振亞、袁漢澄、王銘五等同志組成中共特別支部，在官兵中積極發展黨員，團結了一批同情革命的骨幹，掌握了部分武裝和機要部門。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掀起抗日救亡運動高潮。第26路軍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國，遭到蔣介石拒絕，更加深了官兵同蔣介石集團的矛盾。第26路軍參謀長趙博生、旅長董振堂和季振同等愛國將領，開始尋找抗日救國的新出路。中共秘密特別支部根據黨中央指示，秘密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還發展了趙博生入黨。待條件基本具備後，毛澤東、朱德、葉劍英等指示中共特別支部和趙博生同志，抓住有利時機舉行武裝起義。同時，在寧都縣城外紅色蘇維埃區域活動的中共寧都縣委、縣蘇維埃政府遵照上級指示，也加強了對第26路軍官兵的宣傳、瓦解工作。該軍許多官兵越來越嚮往蘇區，嚮往紅軍。第26路軍中共特別支部和參謀長趙博生經過努力，爭取了第73旅旅長董振堂、第74旅旅長季振同等人，並通過他們又聯絡了一批進步的中下層軍官。

11月底，中共第26路軍特別支部在南昌的接頭關係被國民黨破壞，部分文電被查抄，其中有第26路軍地下黨部分成員的名單。12月5日，蔣介石電令第26路軍總指揮部逮捕劉振亞、袁漢澄等，送南京懲處。電報被總指揮部譯電室主任羅亞平（共產黨員）收譯，他立即送交特支書記劉振亞。劉振亞當即召開會議，研究應變對策，決定乘總指揮孫連仲不在寧都之機，組織部隊舉行起義；由趙博生負責向南昌行營覆電“遵令照辦”敷衍蔣介石，爭取時間；派袁漢澄等前往瑞金與中革軍委聯繫；由趙博生抓緊做第73旅旅長董振堂、第74旅旅長季振同的工作，爭取這兩個旅同時起義。

8日上午，朱德主持召集王稼祥、葉劍英、左權、李富春等開會，專門聽取袁漢澄關於第26路軍準備暴動的情況彙報，並研究確定了支持暴動的對策：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全部暴動；如不能爭取全部暴動，則以第73旅和總指揮部的部隊及其他黨員能掌握的部隊，以“進剿”為名，在適當地點解決反動軍官，實行局部起義，開到蘇區；如暴動未成功，暴露的同志如趙博生等，離開部隊到蘇區來，未暴露的繼續留在部隊中開展工作；暴動時間定為12月13日拂曉，暴動前解決反動軍官要堅決，行動要快，要注意保密；暴動時儘可能將寧都地主武裝頭目逮捕。會後，為了支援國民黨第26路軍起義，毛澤東、朱德等從瑞金來到石城縣秋溪村，召開有紅軍和地方領導人蔘加的會議，決定以紅軍第4軍派一個團和地方武裝繼續圍困石城南面敵軍據點，主力在寧都東北郊10公里處的會同地區，牽制廣昌方向之敵第6路軍，支援第26路軍在寧都起義。

為保證起義成功，中革軍委指派王稼祥、劉伯堅、左權等攜帶電台，前往彭湃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固村聯絡指揮起義行動；派紅軍第4軍到會同地區相機予以策應。趙博生在做通董振堂、季振同的工作後，派出中共黨員郭如嶽前往瑞金與劉伯堅聯繫。劉伯堅接見郭如嶽後，致信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對他們率部起義表示歡迎，還就起義時間、組織工作和注意事項等作了一系列具體指示。

11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會見了前來請示彙報的第26路軍中共特別支部代表袁漢澄。袁漢澄回憶，毛主席當時點點頭説：“全部暴動的條件是存在的，要力爭實現。這全靠我們黨做過細的組織工作……萬一不能全部暴動，局部暴動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臟上插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們能把26路軍這支反動武裝爭取過來，那在中國革命史上將有重大意義。”

袁漢澄等返回寧都，向特別支部傳達了中革軍委和毛主席的指示。這時，國民黨南昌行營發給第26路軍的一批冬衣和餉款已運到廣昌。為得到這批補給，趙博生等和中共特別支部經過慎重研究，建議起義時間推遲一天，並派出袁漢澄等前往蘇區彙報。中革軍委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將起義時間改為12月14日晚。

13日晚，第26路軍中的中共特別支部主持召開暴動行動會議，就貫徹中革軍委指示發動和舉行起義，作了具體部署。

14日18時，趙博生按預定計劃，以召開緊急軍事會議的名義在總指揮部宴請全軍團以上主官。除第25師師長、代總指揮李松昆推病未到外，其餘留在寧都的旅長、團長們悉數到場。晚8時許，趙博生簡明地向到會的軍官們講了國內形勢和第26路軍的處境與出路，正式宣佈全軍起義加入紅軍。席間立刻騷動起來，大多數軍官表示擁護；有的被這突如其來的宣佈所震驚，一時不知所措；個別企圖反抗的軍官，當場被解除武裝，抓了起來。學兵連和第74旅一部控制了全軍的三部電台；袁漢澄率特務隊切斷了通往各地的電話和交通線路。接着，第74旅第222團第1營解除了第25師師部武裝。李松昆潛逃到寧都城北，帶領駐守這裏的1個團逃向廣昌。至14日深夜，第26路軍寧都起義取得完全勝利。

15日晨，第26路軍1.7萬餘名官兵，攜帶2萬餘件武器，整齊地集合在寧都縣城南門外梅江沙灘上。趙博生來到隊列前，向全體官兵發表了簡短的講話。他莊嚴地宣佈起義勝利了，並帶頭扯下帽子上的國民黨帽徽，撕碎了國民黨青天白日旗幟。隨後以第73旅為前鋒直接開往蘇區，受到左權、劉伯堅等軍委代表的熱烈歡迎。當晚，第26路軍通電全國，鄭重宣告隊伍已脱離國民黨軍隊，參加紅軍，號召國民黨軍隊進行暴動，與工農羣眾相結合，作徹底反帝反軍閥的鬥爭。

寧都起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成功的、重要的武裝起義，是在內戰緊張、外患嚴重、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爆發的。這次起義不僅在國民黨營壘內部產生了巨大震動，給國民黨統治集團以沉重打擊，而且增強了紅軍力量，紅一方面軍由第一次反“圍剿”時的4萬多人發展到6萬多人，鼓舞了全國人民抗日的熱情，對鞏固和發展中央蘇區起了重要作用。中革軍委當時指出：“寧都暴動是中國蘇維埃革命中一個最偉大的士兵暴動……是革命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光榮的一頁。”

1938年底，毛澤東在延安接見了參加寧都起義的部分同志，與大家一起合影留念，並在照片上題詞：“以寧都起義的精神，用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是戰無不勝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