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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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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輔（?—1779），字覲顏，號惺齋，安徽天長縣人，廩生出身，生年不詳。王者輔幼承庭訓，學習勤苦，其文品、人品頗受安徽學政（“提督學政”簡稱。每省一人，按期至所屬各府、廳考童生及生員。三年一任）、後來的“國子監祭酒”（國家最高級學官）孫嘉淦（念幹）的賞識。他極力向朝廷舉薦王者輔，使之得以被朝廷召見，於雍正五年被授廣東海豐縣令，王者輔由此走上仕途。在海豐率先個人捐資以發動社會合力修建紀念文天祥的方飯亭，以耿介觸怒上峯惠州知府而罷官。後往甘肅軍前效力獲軍功，獲重新起任，歷任直隸固安縣令、順天府北路同知、宣化知府。因再次觸怒權貴而降職轉任，於乾隆九年（1744）就任嘉應州知州，任上他勤政愛民、興利除弊、倡修水利、大興文教，建東山書院、南岡書院等，推動梅州文教的發展，並先後遷建了“千佛塔”，整修了“狀元橋”，興建了城北窖溪、合溪壩二橋，做了不少有益之事，被譽為“賢守”，乾隆《嘉應州志》將他列入名宦。離任後，曾在兩江總督府任幕僚，晚年謫戍吉林，以病終。 [2] 
全    名
王者輔
字
覲顏
號
惺齋
所處時代
清朝
出生地
安徽天長縣

目錄

  1. 1 人物生平
  2. 2 軼事典故
  3. 3 個人作品

王者輔人物生平

王者輔，字覲顏，號惺齋，天長北鄉人。約生於清康熙年間，父穎哲教書為業。王者輔受讀於家，學習勤苦，每逢進城趕集，都要帶上所作文章，拜訪能詩會文的親友，進步很快。
清雍正初，王者輔因文品兼優而被安徽學政孫嘉淦薦舉入京，雍正六年(1728)授海豐縣令。到任後革除陋規，做過不少有益的事，也曾鎮壓過起事造反的民眾。他生性怪癖，不肯阿諛奉承，好直言，經常觸犯上官，被稱為“怪尹”。上司來海豐視察，他只是“掃一館以待”，絕不趨前附後。他的衙署之中僅用7人，一切文案均自己辦理，不用幕友。平時布衣素食，外出不坐轎子，騎一匹羸馬，帶兩個皂隸，俸祿之外，一錢不染。由此，他的頂頭上司惠州知府將其視為一怪，連上六本彈劾，稱其私自動用賦税之款。實則雍正五年海豐縣賦税除如數上繳外，尚有剩餘，因未得上繳之令，故存之縣庫，用之於公。王者輔也不示弱，將知府貪贓受賄之事公之於眾，上司因王者輔與惠州知府互相揭發，將二人同時解官。
王者輔在中丞會審時，與知府當堂質對，致使知府連氣帶病而逝。王者輔亦因平時觸犯權貴甚多，四面樹敵，受審過程中戇直不屈，觸怒中丞，被判死刑。海豐士紳百姓為救王者輔，籌措資金，償還了海豐縣動支過的賦税款，王者輔方得免於死罪，改判處監禁4年。著名學者藍鼎元聽説王者輔之事後，特撰《怪尹記》一文。
王者輔出獄後，廣東巡撫延之為幕僚，並因其操守可信，人才難得而向朝延保薦，於雍正十二年被髮往甘肅隨軍效力。
乾隆元年(1736)，授為固安縣令。在固安，依然不改剛直之性，被稱為“鐵匠”。平素儉約，每餐僅一個菜，外出常以烙餅裹胡葱充飢。儘管任固安縣令僅9個月，但數十年後，王者輔之子到固安縣，當地士紳民眾仍未忘記當年的“鐵匠”，主動出金資助。
乾隆二年，王者輔由固安縣令升順天府北路同知。次年升宣化知府，宣化有不少皇莊莊頭串通官府，盤剝百姓。王者輔到任後，堅不與莊頭同流合污，得罪莊頭，又被彈劾。乾隆六年降職廣東，以司知直隸州補用，歷署惠州府知府、欽州知州補、嘉應州知州，最後又以文武官僚不和而失官。乾隆十七年左右，入兩江總督莊滋圃幕府，與袁枚同作幕僚。乾隆三十七年左右，又因辦案差錯，謫戍吉林。
乾隆九年，王者輔被“發廣東”，任嘉應州（今梅州市）知州。在嘉應四年間，他一以貫之地清廉為官，勤勉做事。到任之初，他見歷年積案達2000餘宗，便“明諮密訪”，一一妥善加以處理，最後將積案全部查清。時“因程江屢漲，自城西渡江津以下古岸坍削，蕩及民居”。為解除水患，王者輔親率吏民實地勘查，制定御水方案，並督促施行。僅半年，築成上自渡江津，下至南門大榕閣6個堤壩，控制梅、程兩江匯流水勢，減輕洪患。為改善交通條件，還主持重建東山狀元橋，再建城北窖溪、合溪壩2橋。
尤為人所稱道的是他對梅縣文教方面的建樹。乾隆十一年（1746年），王者輔倡建東山書院和南口培南書院；在風景秀麗的南門河畔，修建頗具規模的雙層八角形“觀瀾亭”(今稱八角亭，為縣文物保護單位)。隨後把行將湮沒的重要文物南漢千佛塔移建於東山岌。由於其政績卓著，鄉賢、翰林李象元稱他為“賢守”。 [1] 
王者輔的流放生活持續了8年，乾隆四十四年(1779)左右在吉林去世。身後別無長物，僅餘藏書75櫃。

王者輔軼事典故

在梅州，有多處重要文化遺存是與清代乾隆年間的嘉應州知州王者輔息息相關的，包括兩處廣東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一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這些建築分別是千佛塔、東山書院和狀元橋。它們的存在證明，對於乾嘉年間梅州文教的興盛，王者輔的施政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他的作為不説功德無量，也是成績斐然。 [2] 
出身寒門，為官耿介果決
查閲同治年間的《天長縣誌》可知，王者輔於康熙年間出生於安徽省天長縣一個寒素的讀書人家庭。父親王穎哲喜愛詩書，因為家庭貧困而放棄科舉入仕的道路，“仍以詩書教授於閭里”，指導兒子王者輔讀書。也許是因家境和人脈不足，王者輔二十歲出頭時依然是童生，直到吳中名儒張映葵前去擔任主管縣教育的官員，經其指點傳授，王者輔學業開始進步，才考中廩生。
本來憑這點功名，王者輔是沒有機會做官的。命運的一大轉折還是來了：雍正皇帝登基後，下令破格選拔人才，以敢言著稱的官員孫嘉淦在安徽視學挑選文行兼優者三人，王者輔以廩生的身份參加考試，名列第三，被授海豐令。雍正六年（1728），王者輔來到嶺南地區開始從政生涯。
海豐處於素有“天上雷公、地上海陸豐”之稱的山海之區，民風剽悍，不時有“跳梁”揭旗聚眾為盜，劫掠民財，時散時聚。懾於當地民風，王者輔的前任不敢嚴厲處理一些違法違紀的行為。王者輔到任後，面對這一情況，果決組織地保練兵，自己身先士卒，通過計取力剿成效頗著。一次，有被執盜匪逃脱，派人將利刃放入王者輔的寢室進行威脅，但他也不為所動。
海豐有出海捕魚的拖篷船一百八十多艘，過去縣令到任，均要進行驗票，索取利益，貓膩多多。王者輔堅持舊票為憑，有遺者即補給，不受一文。藍鼎元《鹿洲初集·怪尹記》筆下的王者輔平時“布衣蔬食”，衙門之中僅用七人，一切文案均自己辦理，外出時不坐轎子，只騎一匹瘦馬，帶着兩個皂吏隨從。這樣的王者輔在清代中葉腐敗的官場中被視為異類，人稱“怪尹”。在前任交盤虧空的處理上，他不會逢迎上級，與惠州知府產生矛盾，互揭當事，反被控告，擔任海豐縣令一年多後就被參革丟官。
從王者輔的從政經歷看，他為政清廉，做事果決，但也有性格缺乏圓通的剛愎之嫌。不過，廣東巡撫鄂彌達看中他操守，邀請他作為幕僚，並於雍正十二年（1734）推薦他到甘肅軍前效力。直至乾隆元年（1736），大軍凱旋，王者輔以軍功復職，後得實缺任順天府固安（今廊坊）縣令。
擔任固安縣令九個月後，王者輔升任順天府北路（今北京市北郊各縣）同知，當地靠近京城，旗人和漢民雜處，他一視同仁，還捐資設立書院。過了九個月，升任宣化府（今屬張家口）知府。
在一年半的時間內完成仕途三級跳後，王者輔剛直乃至剛愎的性格再次遭遇挑戰。宣化府不但旗人和漢民雜處，而且遍佈皇莊。讀過《紅樓夢》裏描述的莊頭烏進孝一節文字的讀者就知道，貴族家的莊頭尚且權勢熏天，何況是皇莊莊頭。宣化府皇莊莊頭一向與官府勾結，新上任的王者輔卻執法不與通融，於是與他產生矛盾的莊頭竟以重案控告，企圖讓他丟官。後來誣告的人被抓獲，乾隆皇帝命令大臣審訊，結果各打五十大板，既處置誣告莊頭，也認為王者輔處理政務過嚴，將他降職。王者輔於乾隆六年（1741）被髮往廣東，以同知直隸州補用，歷署惠州知府、欽州知府（未任實職）。 [2] 
為官嘉應，大興文教水利
乾隆九年（1744），王者輔獲得任嘉應州知州的實缺，再次來到廣東擔任地方官。從海豐到宣化，又來到嘉應州（今梅州），這已是王者輔仕途上遭遇的第二次挫折。儘管命運多蹇，不過從他留下的宦跡看，其依然保持積極有為的心態，在嘉應州的施政理念體現在興文教、尊賢人、修水利上。
王者輔在梅州興建了兩座書院，分別是攀桂坊一帶的東山書院和位於南口堡的南岡書院，這兩處遺址目前仍存。其中東山書院建於乾隆十一年（1746），由王者輔倡建和設計。書院為重檐歇山頂風格，三進二橫。選址以周濂溪命名“周溪之畔”，橫屋為二層走馬樓，與後堂三層建築“文昌閣”（又名“魁星樓”）相連。由此，東山書院是繼培風書院之後梅城的又一座著名書院，成為培養科舉士子和文化人才的重要場所。東山書院後來成為東山初級師範學堂、東山中學的辦學校址。這雖與後來梅州先賢薪火相傳的努力分不開，但王者輔具有前瞻意識的選址，在東郊這個用地寬敞、水源充足、交通方便的地方建院，是東山書院生命力充沛的根本所在。
當時東郊的南漢修慧寺已經荒廢，寺裏的其中一座千佛鐵塔輾轉流落民間，王者輔參與修復，夯土為塔基，將塔安置在東山山麓的齊洲寺。另外，為了方便行人，又將東山書院門前的狀元橋提議建成石拱橋，改名靈濟橋。原因是在他發出倡議不久，大雨過後的周溪大水沖刷讓濂溪橋下一批前人用過的方石現身，解決了修橋的石料難題。梅州鄉賢、翰林李象元特地撰文讚揚王者輔，並把這件巧合的事件記錄下來。古代，修橋是利濟行人的大事，王者輔除修建狀元橋外，還在城北的窖溪口修橋（原梅縣華僑中學內），而這裏是五里亭通往江西的古驛道。
在擔任嘉應州知州的第三年，王者輔還完成了一件大事。此前一年他親率士民，發動熱心士紳吳玉新董理並捐資，對程江河渡江津到今天金利來大街樹湖坪的河段，修築水壩，解決水患崩岸對這一帶房屋造成的威脅，另外設立資金，為渡江津、梅溪兩渡口的維護和船工工資提供保障。
而在民間傳説中，王者輔精通堪輿術，大肆破壞梅城的龜形風水，起因是他看中東教場旁邊的一塊風水寶地，想據為己有，卻被梅城士民識破，搶先在那裏建起關帝廟，令他的預謀落空。於是，懷恨在心的王者輔開始實施他的報復行動。這個説法用歷史眼光衡量，是經不起推敲的。筆者在清末民初梅縣學者王漱薇的《梅聯最話》中發現，王先生在介紹這座關帝廟的楹聯時，提到明朝泰昌年間本地文人鍾士楚擬有一副楹聯，特別提到廟裏還有萬曆年間的碑記。由此可見，關帝廟在明代已經存在，所謂王者輔要佔來做父母風水墳地的故事是多麼荒誕不經。
據王者輔的孫女、數學家王貞儀的記敍，王者輔喜愛讀書，藏書甚富，達七十二櫥，其中經史一類的書籍居多，但是歷學、算學等自然科學的書籍也不少。王者輔應該對數學、天文具有相當水準的學識，這在當時普通人眼裏，很容易與神秘主義的堪輿聯繫起來，錯誤認為王者輔是一個類似風水師的官員，於是做出對王者輔的誤讀，進而被一些對王者輔不滿的人羣歪曲醜化。 [2] 
崇賢闢佛，重修相公亭
在今梅州城區之北，古代有一條通往江西筠門嶺的重要驛道，今天的梅江區城北鎮羣益村的五峯庵就位於驛道附近。據當地村人介紹，歷史上傳説五峯庵曾非常興盛，曾有僧侶百人，被乾隆年間的知州王者輔蓄意下令改建大門，變動風水格局，導致香火零落，僧人鋭減。
這個傳説一直在當地流傳，似乎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實。但筆者在離此地僅數里的相公亭牆上卻發現一塊古老石碑，記載了一條重要內容，揭示“五峯庵傳説”產生的真相。相公亭是後人紀念唐朝著名賢相張九齡曾經駐足此地而建的古蹟。這塊在乾隆十一年（1746）由當地士紳立石的石碑，刻有王者輔撰寫的碑文，記錄王者輔當年決定將五峯庵田租五石九鬥三勺撥付給相公亭的史實。此前王者輔就曾修建附近的窖溪口石橋，同樣出於維護這條驛道的人員順暢、便捷往來的目的。
碑記透露，王者輔是一位具有尊賢愛民儒家正統觀念的官員，他認為“有有益之費，有無益之費；有以有益為無益之費，有以無益為有益之費”，並且直接指出“無益者，以金錢市田產供浮屠氏揮斥是也。有益者，敬事前賢，及修橋樑、施茶湯以涼行旅也”。於是他決斷將五峯庵相當大項的廟產田租撥付給相公亭，作為紀念祭祀張九齡的香燈費和來往驛道旅客歇腳的施茶費用，餘額作為附近三座橋的修理費。他強調，此舉是以無益之費做有益之事。但他的決定在客觀上掐斷了五峯庵的重要財源，這才是王者輔“傷害”五峯庵導致民間傳説抹黑他的真正原因。
王者輔還在碑記中向不同意見者發出告誡：“予惟世俗愚夫愚婦迷惑於釋迦如來之説者，以齋僧佈施為福利，相與崇奉……至於賢人君子懿行芳型可法可則者，反漠然不知敬禮。又其所謂功德者，乃求之怪譎靈無之境，而不知尋常日用顯然有道義之為。”尊賢是王者輔一向的準則，早在二十年前擔任海豐知縣時，他倡修方飯亭，紀念在當地五坡嶺被元軍俘虜的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修方飯亭序》中批評當地一些人熱衷梵宮仙院而紀念義士忠臣碑殘剝落的情況。這證明王者輔是一位具有正統儒家思想的官員。
回顧他的一貫思想行為，反對怪譎靈無的儒家正統派王者輔，很難與怪力亂神的風水堪輿聯繫在一起。不過，他的決斷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其性格中不會妥協、不善靈活處理矛盾的弱點，決策時忽略民間的文化心理。這不但體現在處理五峯庵香燈田租一事上，也體現在他此前官場上遭遇的多次挫折上。抱定良好初衷的王者輔，施政中並沒有體諒民間特殊的文化心理，自然會招致一定的反彈。
梅州民間羣眾具有信奉神明的悠久傳統，包括以風水指導民間世俗生活的習慣。在這裏，風水甚至作為一種民間話語，進入公共空間，對施政者的動機做出在今天看來有違科學乃至近乎荒誕的解釋，這種現象延續至今。按照王者輔的個性，他在嘉應州的三年裏，做了那麼多的施政舉動，很可能像五峯庵、相公亭事件一樣得罪了不少人。於是，民間一些人按照文化心理定式建構的他以堪輿術破壞梅州風水的故事應運而生，乃至穿鑿附會不斷衍生，對他進行污名化。
王者輔家鄉的縣誌形容他恃才傲物，在嘉應州與守備（武官）產生矛盾，被袒護對方的上級“摭小事去官”，再次遭遇官場滑鐵盧。王者輔後來被兩江總督黃廷桂、浙江巡撫莊滋圃先後邀請入幕，曾一度與著名的文學家袁枚共事，終因一次辦案失誤而去職，在吉林謫居直至去世。晚年的王者輔並沒有選擇回家鄉，而是把家眷安置在江寧（即今天的南京）。王者輔父親一脈留居安徽天長縣的，是其另一個兒子王者相的後裔。
王者輔去任後，嘉應州當地實際上對他的功績是非常肯定的，在乾隆《嘉應州志》中就開始將他列入名宦，今天的東山書院依然保存着有關他的生平介紹。同治《天長縣誌》更是記載，他離任三十年後，家屬一次經過嘉應州，當地一些人士獲悉後，熱情邀請其家屬到名宦祠祭拜並贈送禮品。對於性格耿介、作風剛硬的清官王者輔來説，這可説是莫大的肯定和安慰。 [2] 

王者輔個人作品

王者輔一生好讀書，著述頗富。在任宣化知府期間，曾主持纂修了《宣化府志》。惜在吉林時因家中失火，雜著大都遭焚，僅留一部《讀書記事》，這是他步入仕途至逝世前的讀書心得，曾由好友藍鼎元、龔天如校訂，但未經刊印，後亦亡佚。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