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秉璋

王秉璋，1914年生，河南省安陽人。1929年秋，年僅15歲的王秉璋考入馮玉祥的西北軍無線電學校。次年4月，中原大戰爆發。馮玉祥兵敗下野後，其殘部被蔣介石收編。無線電學校被改編為第二十六路軍通信營，後又被改編為學兵連。

1931年初，蔣介石將二十六路軍調往江西“圍剿”紅軍。“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二十六路軍官兵北上抗日的請求受到蔣介石的壓制，並且他們在與紅軍的作戰中又遭到慘重失敗，從而引起軍心動搖，這為寧都暴動埋下了伏筆。同年10月，在學兵連擔任副班長的王秉璋被調往第七十四旅旅部任旅長季振同的傳令兵。七十四旅駐紮在寧都縣城，擔任城防。季振同是馮玉祥的心腹將領，在西北軍裏的影響很不一般。 ^[1] 

1931年起義之前，季振同與二十六路軍參謀長趙博生、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三人常在寧都城外的一個小山頭上密談，王秉璋作為季振同的貼身衞士在山頭上擔任警戒。季振同經常派王秉璋向董振堂傳遞密信。

1931年12月14日，趙博生召集二十六路軍的團以上主官舉行宴會，準備逮捕不同意起義的軍官。宴會在城東的耶穌堂舉行，軍官們在樓上赴宴，他們帶來的傳令兵在樓下開席。席間，王秉璋率領七十四旅的18名傳令兵將樓下吃席的傳令兵統統繳械，整個行動乾淨利落。隨後，王秉璋又帶領傳令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衝上二樓，大喊：“紅軍打來了！”宴會頓時亂作一團。王秉璋等人趁亂保護季振同、趙博生、董振堂和七十四旅的兩名團長離開會場。七十四旅一團三營營長嚴圖閣率兵如期而至，將其餘軍官全部捆綁起來。季振同、趙博生和董振堂隨即指揮部隊起義。

這就是著名的寧都暴動，二十六路軍共有1.7萬人倒戈，參加了紅軍。起義部隊被改編為紅五軍團，季振同任軍團長，董振堂任副軍團長，趙博生任參謀長。王秉璋被提升為軍團部傳令兵班班長。 ^[1] 

1932年2月，季振同離職到福建長汀養病，軍團長一職由董振堂代理。王秉璋在起義中的突出表現深受董振堂的賞識，董振堂迅即將其提拔為軍團部通信隊隊長。

王秉璋在紅軍隊伍裏迅速成長，先後任紅一軍團第一師司令部參謀、補充團團長、教導營副營長、紅一軍團司令部軍事教育科代科長、紅一軍團司令部作戰科科長，隨中央紅軍參加了萬里長征。 ^[1] 

1937年七七事變後，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轄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3個師。一一五師領導成員分別為：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參謀長周昆、政訓處主任羅榮桓。一一五師司令部是在紅一軍團司令部基礎上組建的，王秉璋便改任一一五師作戰科科長。

三原誓師的第二天，一一五師即開赴抗日前線。林彪、聶榮臻因參加洛川會議不在部隊，一一五師便由陳光和羅榮桓率領，從禹門渡口東渡黃河到達韓城縣芝川鎮。王秉璋以“八路軍運輸司令”的頭銜到侯馬車站跟閻錫山的代表交涉，聯繫鐵路運輸事宜。當時，日軍瘋狂進犯，閻錫山感到形勢嚴峻，急切希望八路軍上前線。因此，整個交涉過程比較順利。全師1萬多名官兵從侯馬車站登車，沿同蒲鐵路北上，經太原到原平下車。三四四旅旅長徐海東與王秉璋同乘最後一列車。他們在五台縣下車後，住了一宿。第二天下了一場大雨，山洪擋住了去路。徐海東和王秉璋都不知道平型關戰役的計劃，於是決定再留宿一夜。這樣一來，他們就錯過了1937年9月25日震驚中外的平型關大捷。

王秉璋是1937年9月26日到達平型關的，並沒有參加9月25日的戰鬥，可是人們卻認為他參加了，原因是有幾張平型關戰役的歷史照片上都有他。這些照片作為宣傳平型關大捷的珍貴史料，早已家喻户曉。過去宣傳説那些照片是戰鬥時現場實拍的，但筆者在為王老整理回憶錄時，王老反覆強調要實事求是，如實反映這段歷史。

王秉璋趕到師部後，向林彪、聶榮臻報到，並簡要彙報了與閻錫山方面代表交涉車運的經過。不久，國民黨《掃蕩報》的記者得知八路軍在平型關打了勝仗，便帶着電影攝影機要來拍新聞紀錄片。林彪對《掃蕩報》沒好印象，説那是國民黨最反動的復興社辦的報，不想接待。聶榮臻説：“現在搞統戰，與過去不一樣了，宣傳我們打勝仗是好事嘛！”林、聶因王秉璋與國民黨交涉過車運，有跟他們打交道的經驗，就派他去接待那幾位記者。

王秉璋向參謀長周昆和幾位參謀瞭解了1937年9月25日的戰鬥情況後，就去接待《掃蕩報》的記者。他帶記者到戰鬥現場去拍攝，但記者們因大戰已經結束，對拍現場興趣不大。他們要求林、聶等人到戰鬥時的師指揮所位置，按當時的情景像演電影一樣讓他們拍攝。林、聶就按記者的要求來到現場。司令部的一些幹部當時都很年輕，對拍電影感到挺稀奇，都趕來湊熱鬧。記者們在拍電影的同時，還拍了許多照片。

那時候，照相的機會並不多，王秉璋也趁此機會照了幾張，當時自然不會想到這些照片的歷史意義。回到師部，他要求記者將照片沖洗出來，記者當即就衝出了一套交給他。這套照片大約有20多張，記者走後，王秉璋將照片分發給了當事人。但拍的電影卻始終沒有公映過，也許是國民黨當局不允許公開宣傳八路軍。那套照片在戰爭年代大部分丟失了，只有幾幅保存下來。解放後，有關方面徵集史料，這幾幅照片就被當成當時戰鬥的真實寫照公開發表了，恰好這幾張照片都有王秉璋在內。 ^[1] 

1938年2月間，一一五師參謀長周昆到第二戰區司令部開會，閻錫山發給一一五師6萬元軍費，這是國民黨發給一一五師的最後一筆經費。會後，周昆將一個大信封交給警衞員，説：“這是重要文件，你馬上回去交給作戰科王科長。”警衞員將大信封交給王秉璋後，王秉璋打開一看，根本不是什麼文件，而是3萬元錢。周昆攜另外3萬元錢潛逃了。周昆是參加秋收起義後首批上井岡山的老幹部，曾任紅八軍團軍團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等重要職務。他為什麼會突然潛逃呢？這一直是個謎。説他貪財吧，只拐走了一半經費，事情沒有做絕；説他是蜕化變質吧，卻沒有叛變。解放後，組織上對周昆進行過調查，當時他在湖南平江老家，調查之後證實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革命組織，也沒有任何反革命行為。

周昆潛逃後，一一五師參謀長一職就長期空缺。1938年3月8日，八路軍總部任命王秉璋為參謀處長，司令部的工作開始由他負責，實際上行使參謀長的職權。

1938年3月2日清晨，一一五師經過隰縣以北的千家莊時，林彪走在最前面，晉軍哨兵誤以為他們是日軍騎兵，開槍打傷了林彪。林彪中彈從馬上摔了下來，王秉璋連忙下馬將他抱起。林彪的傷勢很重，在對林彪進行了緊急救護之後，當天就將他送往延安。

林彪受傷的當天，軍委主席毛澤東和軍委參謀長滕代遠致電羅榮桓：“林之職務由你暫代。”但是，在軍委電報發出之前，十八集團軍總部朱德、彭德懷的電報已經發出了，朱、彭任命三四三旅旅長陳光為代師長。 ^[1] 

1939年3月1日，一一五師師部率六八六團進入山東。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成立魯西軍政委員會，由陳光、羅榮桓、王秉璋、黃勵、張霖之、趙博、朱則民等七人組成。日軍得知“平型關下來的老八路來了”後，來了個九路圍攻。一一五師師部和六八六團等部在陸房一帶陷入重圍，王秉璋協助陳光指揮部隊與敵激戰，勝利突圍。此戰後，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黃勵率師直大部分人員組成“東進支隊”開赴魯南。

這年冬天，王秉璋帶領特務營的兩個連前往郯城縣碼頭鎮，支援受國民黨頑固派攻擊的地方獨立營。他率部夜涉結着薄冰的沂河，神不知鬼不覺地摸進鎮子，將頑軍一個營全部俘虜，隨後又在鎮外伏擊前來增援的頑軍。兩次戰鬥共消滅頑軍600多人，我方僅傷亡3人。 ^[1] 

1940年秋，一一五師在桃峪召開高級幹部會議，會議由羅榮桓主持，肖華、楊勇、王秉璋分別作了冀魯邊、魯西、魯南的工作報告。會後，王秉璋調任魯西軍區司令員兼教三旅（三四三旅）副旅長。

王秉璋採用交通壕近迫作業攻堅戰術，以傷亡100多人的輕微代價，取得殲敵近萬人的戰果。 ^[1] 

1941年2月，王秉璋到達魯西，教三旅旅長楊勇讓他負責部隊的訓練工作。當時，部隊發展很快，但新部隊缺乏訓練。雖然教三旅沿用了三四三旅的番號，但有實力的老部隊並不多，部隊中流傳這樣一個順口溜：“七團打，八團看，九團圍着轉。”也就是説教三旅的3個團中能打的只有七團。

在王秉璋的主持下，教三旅開展了射擊、投彈、刺殺、土工作業“四項訓練”，部隊戰鬥力有了很大提高。4月間，楊勇赴延安學習，王秉璋任代旅長。

教三旅活動區域內有許多設防堅固的敵據點，日軍的這一套做法與當年蔣介石“圍剿”中央蘇區的“堡壘戰術”如出一轍。王秉璋在紅軍時期就長期思考如何立足現有裝備，打破敵人的“堡壘戰術”。此時，他已經摸索出一套對付敵人的辦法，只是還沒經過實戰檢驗，這就是交通壕近迫作業攻堅戰術。這套戰術在最初使用時，一些團、營級幹部不以為然，但他們在血的教訓面前不得不信服：凡採用這套戰術的，都能以較小的傷亡代價攻克敵據點；而沒有采納的，不是傷亡慘重，就是沒有攻克敵據點。 ^[1] 

1942年12月，王秉璋調任教四旅旅長兼湖西軍分區司令員。此時的湖西根據地在日、偽、頑三股勢力的壓迫下處境極為艱難，教四旅犧牲了1名團長，有8名營以上幹部開了“小差”。敵人在根據地內“三里一碉堡，十里兩方城”，大修據點，並驅使羣眾挖縱橫交錯的“井”字形封鎖溝。

王秉璋一到湖西，即將他的那套交通壕近迫作業攻堅戰術發揮到了極致。最典型的戰例是1943年7月的“反碉堡戰役”，經過周密部署和充分準備，教四旅僅用一個晚上加一個上午的時間，就奪取了日偽據點130多個，以傷亡100多人的輕微代價，取得殲敵近萬人的戰果。在湖西的一系列戰鬥中，交通壕近迫攻堅戰術在實戰中日臻完善，獲得了巨大戰果，徹底扭轉了湖西的被動局勢。

1951年2月，毛澤東到空軍視察時，曾當面表揚王秉璋：“你在魯西南那段搞得不錯嘛！”原國防大學校長朱敦法上將在審閲《中共黨史人物傳·王秉璋》時曾批註：王秉璋“給廣大幹部戰士和人民羣眾留下的印象很深，認為他是英勇善戰、多謀善斷的軍事指揮員。他既能打硬仗，也能打巧仗，並且善於總結作戰經驗，帶出了一批優秀的軍政幹部。在他離開湖西的時候，各項工作可以説都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1] 

1944年底，王秉璋率八路軍3個團南下支援新四軍作戰，他向新四軍第四師介紹了交通壕近迫作業攻堅戰術，引起該師首長的高度重視。11月8日，第四師營以上幹部在曹市集專門聽王秉璋作報告。王秉璋率部北返後，第四師司令部將這個報告付印成小冊子，取名為《交通壕攻擊》。張震參謀長在序言中稱其為“戰術上之新創造”，並言“在近迫作業及作業與火力配合上使頑敵幾無漏隙可乘”。

交通壕近迫作業攻堅戰術在抗戰末期和解放戰爭中逐漸推廣開來，尤其在三大戰役中發揮了巨大威力。如遼瀋戰役中攻克義縣和錦州之戰，淮海戰役中圍殲黃百韜、黃維兵團和杜聿明集團之戰，平津戰役中攻克天津之戰。

1949年10月25日，中央軍委任命劉亞樓為空軍司令員、肖華為空軍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為空軍參謀長。這是最先獲得任命的三位人民空軍將領。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王秉璋負責空軍的作戰和訓練。空軍參戰後，他幾乎每個月都要到安東前線去了解作戰情況，解決具體問題，傳達軍委、總部和空軍的命令，幫助志願軍空軍制定作戰計劃。有時候，他在安東一呆就是一二十天，甚至時間更長些。情況緊急的時候，他一個晚上就在安東與北京之間飛兩個來回。特別是在劉亞樓因病休養期間，王秉璋的作用顯得更為突出，他直接受領軍委的指示和命令，並主持制定空軍的作戰計劃。筆者在檔案中看到不少作戰計劃是以王秉璋個人的名義上報總參和毛澤東的。例如1952年7月的中、蘇、朝三國空軍聯合作戰計劃，上有粟裕副總長的筆跡：“此計劃已經主席同意，望按此執行。此致空軍王參謀長。”

空軍參戰之前，劉亞樓曾希望達到“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效果，也就是在充分的準備之後，突然大規模投入作戰，取得較大戰果。後來，毛澤東説：“一鳴則已，不必驚人。”這反映了中央和毛澤東對空軍謹慎使用的態度。

在空軍如何使用的問題上，中、蘇兩國有分歧，蘇聯對中國的態度不理解。當時，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羅夫大將與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周恩來發生過兩次爭執，一次是在六國飯店，另一次是在周恩來的家中。在這兩次爭執中，王秉璋都在場。扎哈羅夫説：“你們太謹慎了，打仗哪能沒有犧牲，大不了損失一些飛機和飛行員，就是天上飛的麻雀也有不慎掉下來的嘛！”周恩來説：“不是我們不願意做出更大的民族犧牲，如果是陸軍犧牲50萬，甚至100萬，我們都可以承受，但是空軍不行！空軍是剛剛出土的嫩芽，把它掐掉了就沒法成長了。我們的原則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戰爭中壯大發展，目的是越戰越強；如果越戰越弱，最終元氣大傷，甚至動搖了賴以發展的根本，那是我們不能接受的。”這期間，中、蘇雙方為中國空軍戰前準備和參戰等問題進行過反覆磋商，毛澤東發給斯大林的不少電報就是由王秉璋起草的。

王秉璋在戰爭期間多次前往安東，尤其是在戰局出現不利的情況時。1952年初，敵我空戰損失飛機的比例由3∶1下降到接近1∶1。王秉璋一個晚上從安東到北京飛兩個來回，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受空軍黨委委託前往安東調查空戰失利的原因。本來是去解決戰術問題的，結果又發現不少其他問題，如作風紀律問題。王秉璋這次在安東一呆就是30天，幫助空聯司一邊研究、制定戰術，一邊整頓部隊的作風紀律。通過這次整頓和制定新戰術，空戰形勢很快扭轉過來了。當然，以後又有反覆，抗美援朝戰爭是艱難曲折的。 ^[1] 

1952年正是美國大選年，美國國內的政治因素影響了板門店的談判，美方在戰俘問題上進行刁難，使談判陷入僵局。在這種形勢下，志願軍總部決定發起戰役規模的戰術反擊戰，以打促談。與此同時，中央決定所有殲擊機部隊加打一番。當時，劉亞樓在杭州養病，加打一番的作戰計劃是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的。筆者在檔案中看到了加打一番的作戰計劃，以及王秉璋給劉亞樓的親筆信和劉亞樓的回信。這個計劃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批准後，王秉璋就去安東了。

6月中旬，中央軍委獲悉杜魯門批准了轟炸鴨綠江水力發電系統等重要戰略目標的計劃後，派王秉璋去安東傳達保護中、朝境內重要戰略目標的指示，並與蘇方及空聯司共同制定新的作戰計劃。王秉璋於7月7日離京，8日抵達安東，向空聯司傳達了中央軍委的指示，7月9日開會商討作戰計劃。出席會議的有劉震、聶鳳智、曹裏懷和王璉等空聯司首長，以及顧問長格拉索夫斯基，蘇方出席會議的有羅波夫軍長，共擬定了12個作戰方案。這個計劃以王秉璋個人的名義上報總參並轉呈毛澤東。7月28日，毛澤東批准了這個計劃。在執行新計劃的8月至12月，空戰中敵我被擊落飛機的比例為3∶1，這是戰爭期間空戰形勢最好的時期。

1952年冬，板門店談判陷入僵局，地面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新當選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於12月初赴朝鮮視察，他得出的結論是：“不能永遠停留在一條固定不變的戰線上，繼續承受看不到任何結果的傷亡。”回國後，艾森豪威爾與軍方人士商討打破戰場僵局的方法。於是，一個在朝鮮東、西海岸實施兩棲登陸的計劃出籠了。針對這一情況，中央軍委和志願軍總部將反登陸作戰準備作為首要任務。

1953年1月3日，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下達了《防敵側後登陸對空軍作戰的要求和指示》，空軍黨委常委會決定由王秉璋主持草擬反登陸作戰計劃。當月5日，王秉璋去安東，與志司王政柱副參謀長和空聯司首長制定具體作戰計劃，這份計劃由王秉璋親筆起草。回京後，劉亞樓等審閲同意，隨後就以王秉璋個人的名義上報中央軍委。2月5日，黃克誠向毛澤東上報。2月8日，毛澤東批示：“照辦。” ^[1] 

1953年2月6日，中央軍委任命王秉璋為空軍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這可以説是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及軍委領導對王秉璋在戰時工作成績的充分肯定。

1953年3月6日，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斯大林的葬禮，王秉璋也隨同前往。斯大林的逝世使蘇聯上層處於動盪時期，周恩來臨時決定讓王秉璋留下來與蘇方談判有關空軍裝備的訂貨問題。王秉璋給劉亞樓寫了一封信，交代了一下工作，並要求派人送一些日常用品和書籍。劉亞樓回信説：“談判如果進入到‘已經報告上級’、‘等候上級指示的階段’，則請你能主動提出提早回國。過去的經驗你是知道的，回來後用電報交涉常常更容易些，而最重要的是家裏沒有你在，實在抓不開。”劉亞樓對王秉璋的信任和倚重由此可見一斑。這次談判非常順利，達成了訂購各種飛機673架等空軍裝備的協議。

“不帶問題出廠，不帶問題上天。”王秉璋為中國導彈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1] 

1960年2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確定了“以兩彈（原子彈、導彈）為重點”的方針（不久又提出了“兩彈為主，導彈第一”的方針）。會議期間，劉亞樓對王秉璋説：“上面要調你去搞導彈工作。”王秉璋一聽急了，説：“我勝任不了這項工作。”劉亞樓説：“我頂不住喲，是中央定的，你自己找中央去吧！”王秉璋找到周恩來，説：“總理，我水平低，不懂導彈啊！”周恩來説：“你水平低，那你説，在我們老同志裏面誰水平高，誰懂導彈？你推薦一個。”王秉璋搖頭道：“我推薦不了。”周恩來説：“你推薦不了，那就由你幹。”3月8日，周恩來任命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兼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導彈研究院）院長，空軍第一副司令員王秉璋兼任第五研究院副院長。4月14日，劉亞樓對五院領導班子説：“五院領導的分工，經過軍委廣州會議前後的醖釀，已經定下來了。聶總也於4月4日找我們黨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還是放在空軍，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時，由他拿總。”27日，五院黨委向總政和國防科委呈報備案：“五院黨委一致同意：劉亞樓同志為第一書記，王秉璋、劉有光、王諍三同志為書記。劉亞樓同志不在院時，由王秉璋同志執行第一書記職務，掌管全盤工作。”

1960年4月，王秉璋到五院上任，開始主持中國的導彈研製工作。在那個艱苦創業的火熱年代，他與政委劉有光，副院長錢學森、王諍、劉秉彥等人密切配合，共同指揮了一場意義非凡的特殊戰役。他們頂住了蘇聯撤走全部專家和拿走技術資料的壓力，度過了三年自然災害和國民經濟最困難的時期，取得了震驚世界的一系列重大成果。

1960年11月5日，“東風一號”發射成功，這是仿製蘇聯P－2導彈的一種近程地地導彈。隨後，我國導彈工業開始由仿製轉入自行設計。1961年秋，王秉璋在陝西臨潼主持起草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暫行條例》，這是中國航天領域的第一部法規，標誌着中國航天事業開始向正規化、科學化邁進。 ^[1] 

1962年6月10日，劉亞樓辭去五院院長的兼職，周恩來任命王秉璋為五院院長。王秉璋在主持導彈研製工作期間，對科研生產體制實施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錢學森後來説：“把大規模作戰那套辦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來，把成千上萬的科技大軍組織起來了。”這種改革為發揮各方面積極性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 

1964年6月29日，“東風二號”成功發射，這標誌着中國“兩彈一星”事業在導彈領域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枚大長中國人志氣的導彈在出廠時曾經有一個小插曲。導彈組裝完畢後，工作人員發現少了一顆螺絲釘。王秉璋親臨現場，要求一定要找到那顆螺絲釘。現場沒有找到，有人懷疑可能掉到彈體內了。王秉璋決定拆掉導彈。技術人員認為，這麼大的導彈，少一顆小螺絲釘不會影響發射，如果分解再組裝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會使軍委批准的發射時間推遲好幾個月。王秉璋力排眾議，堅持要拆掉導彈。組裝廠加班加點，用25天的時間拆掉了導彈，雖然沒有找到螺絲釘，但卻從彈體中發現了壓墊板、鐵絲、松香等雜物。王秉璋以此為戒，對工廠進行了整頓，並建立了十多項制度。導彈運到發射基地後，又發現新的問題，他堅持泄掉已經加註的燃料進行檢查，因而使發射時間又推遲了幾天。他這種“不帶問題出廠，不帶問題上天”的嚴格、認真的作風，保證了導彈的成功發射。

1964年11月，五院建制撤銷，成立導彈工業部，即七機部（航天部的前身），王秉璋任第一任部長。1965年2月，領導原子能工業和核武器事業的中央專門委員會決定兼管導彈工業，王秉璋被增補為中央專門委員會委員。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了一個“八年四彈”的導彈工業發展規劃，並獲中央批准。1966年10月，“兩彈結合”的核導彈發射成功。

1966年12月26日，“東風三號”發射成功。1968年12月28日，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宣佈：“國防科委新的黨委書記……執行任務去了，他就是王秉璋同志。”王秉璋於當年10月就已經開始主持整個國防科研戰線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奔赴西北，成功組織指揮了第10次核試驗。1970年1月，“東風四號”發射成功。

1970年4月，以“東風四號”為基礎的“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了“東方紅一號”人造地球衞星，揭開了中國航天史的嶄新一頁。

1971年9月，“東風五號”低彈道飛行實驗成功。

在王秉璋主持導彈研製工作期間，中國地地導彈從“東風一號”短程導彈到“東風五號”洲際導彈接連發射成功，併成功研製了多種型號的地空導彈和海航導彈。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