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槐

1915年8月15日，王宗槐出生在江西省萬載縣雙橋鄉白矛衝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上私塾幾個月，後當織布學徒。

1929年10月，加入赤色工會和赤色少年先鋒隊。

1930年2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0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月參加中央蘇區首屆共青團代表大會。

1933年冬，任紅2師政治部青年科科長，不久任組織科青年幹事。

1935年6月，任紅1軍團政治部青年幹事。到達陝北後，1935年12月任紅1軍團教導營政治委員。

1936年7月，任紅1軍團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兼巡視團主任。同年任紅1軍團隨營學校政治委員。

1937年2月，入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學習。

全國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8月任八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青年科科長。

1939年7月，被晉察冀軍區政治部授予“模範幹部”稱號。

1940年初，王宗槐當選為中共七大代表。

1941年11月~1942年8月，任晉察冀第三軍分區政治部主任。

1942年8月~1943年8月，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四軍分區即第3支隊副政治委員。

1943年8月，赴延安，進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並參加整風運動。

1945年4月~6月，作為晉察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10月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1947年9月~1948年5月，任晉察冀野戰軍第4縱隊副政治委員、縱隊黨委常委。

1948年5月，任華北軍區第2兵團第4縱隊政治委員。

1949年4月~8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野戰軍第19兵團第63軍政治委員、黨委書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0月至1950年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3軍政治委員、黨委書記。

1950年6月~1952年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組織部青年部部長。

1951年4月~1952年4月，任中央軍委直屬機關黨委常務委員。

1951年11月~1956年4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本部黨委書記。

1951年12月~1954年，任中央軍委直屬隊總黨委委員。

1952年3月~1956年9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幹部部第一副部長。

1953年1月~10月，兼任總政治部秘書長。

1955年評銜時，與賴傳珠、徐立清、肖華負責少將評銜工作。

1958年1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政治部主任。

1959年4月~1969年，任高等軍事學院黨的監察委員會書記。

1960年11月~1963年4月，任高等軍事學院政治部黨委書記。

1962年9月~1969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副政治委員。

1973年11月22日~1975年8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昆明軍區副政治委員。

1975年3月~8月，任昆明軍區黨委常務委員。

1979年4月~1982年11月，任第二炮兵黨委常委。

1984年，任中央軍委派駐海軍整黨聯絡組組長。

1982年9月~1987年11月，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1998年10月31日，王宗槐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3歲。

王宗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三軍第七師政治部青年幹事，第九師政治部青年科科長，紅一軍團政治部青年幹事、教導營政治委員、軍團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青年科科長，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第三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第四軍分區副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晉察冀野戰軍第四縱隊副政治委員，華北軍區第三縱隊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十九兵團軍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青年部部長、秘書長、幹部部副部長，高等軍事學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昆明軍區副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員。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在中央蘇區與部隊青年工作結緣，在紅軍“青年衝鋒季”中迅速成長

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半年後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由於他吃苦耐勞，作戰勇敢，並在一次護旗衝鋒中光榮負傷，成了青年戰士學習的好榜樣。1932年1月，王宗槐被選為紅三軍七師的團代表，出席了在瑞金召開的蘇區共產主義青年團首屆代表大會。這次團代會共有300多名代表，會議大約開了10天。會上，他認識了蕭華、劉志堅等人，並首次見到了周恩來、項英、蕭勁光等領導。這次會議，為發展和加強紅軍部隊的青年工作奠定了基礎。正是從出席這屆團代會開始，王宗槐與部隊青年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

王宗槐(右)(3張)

1932年2月底，紅三軍為貫徹上級有關青年工作的指示，在江西信豐縣舉辦了約30人的青年骨幹訓練班。4個月後，青訓班結業，王宗槐被分到紅三軍第七師政治部青年科任幹事。也是在這一年，王宗槐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3年冬，王宗槐被調到紅二師政治部青年科任幹事。

1934年2月初，紅軍總政治部召開政治工作會議，周恩來在會上號召大家動腦筋想辦法，加強政治工作，鞏固和提高部隊戰鬥力。以蕭華為部長的總政青年部根據這一精神，提出在紅軍部隊中開展“青年衝鋒季”活動，受到全軍上下的積極支持和熱烈歡迎。

1939年5月，王宗槐（前排右1）

“青年衝鋒季”活動，實際上是在青年戰士中開展的競賽活動。競賽內容是“四不、五要、三努力”，即：不生病、不掉隊、不怕苦、不犯紀律；每人要識300字，要團結友愛，要積極參加文體活動，要搞好軍民關係，要講究衞生；努力提高政治覺悟，努力提高軍事本領，努力提高文化水平。為便於記憶和貫徹執行，有人將這些內容以《蘇武牧羊》的曲調譜成歌曲，在部隊中廣為傳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時任紅二師政治部青年幹事的王宗槐，在組織二師的“青年衝鋒季”競賽活動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比如要識300字，不少人覺得困難，他就跟大家在一塊想辦法：先認本連人的名字和行軍經過的地點，讓大家把不認識的字三個五個地寫在前邊同志的揹包上，以便邊走邊認，休息時就相互測驗。這樣的競賽活動，做到了有佈置、有檢查，方法對頭，收到了明顯的效果。

由於部隊戰鬥頻繁，物質生活條件差，文化生活也非常貧乏。那時活躍文化生活、鼓舞部隊士氣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唱革命歌曲，召開文藝晚會。一次開晚會時，師長陳光、師政委劉亞樓都上台參加演出。軍團的聶榮臻政委，還有羅瑞卿也帶頭上台演戲。王宗槐很受感動和激勵。原先他張口講話就心跳臉紅，但在感染和帶動下，短短3個月，他學會了許多歌曲，走到哪兒教到哪兒。在蘇區的兩次演出中，他都男扮女裝，上台演戲。一次是在江西黎川縣演《蘇區景》，由於他長得清秀，個子也不大，裝扮蘇區的繡花姑娘，演得很成功。

紅軍長征血戰湘江後，王宗槐和先頭營的戰友們在佔領通道縣城後，經貴州之劍河、台江、施秉，跨烏江，攻團溪，追潰敵至距遵義40裏的梅關。

1935年1月7日凌晨，先頭營二師六團三營像一把尖刀插入了遵義新城，把紅旗插在城裏的一座樓房上。進城後的王宗槐，首要任務是帶着警衞排兩個班去遵義老城打土豪。這是二師政治部首長的命令。誰是該打擊的具體對象呢？王宗槐向幾個貧農作調查。老百姓都説：“柏枴子最壞，柏枴子最有錢。”這個柏枴子就是柏輝章，腿有點瘸，故名“柏枴子”，是貴州軍閥的一名師長，在遵義城裏有處別墅。在羣眾指點下，王宗槐等人在天主教堂旁找到了柏枴子的住處。他讓一個班看守教堂，另一個班跟着他進了柏枴子家。這是一座兩層的木樓，有涼台，家裏的人都跑光了。經查找，柏枴子早把白銀和貴重物品帶走了，只留下為數不少的衣物、布匹和點心。見了點心，王宗槐才覺得肚子餓了，便向大夥下令道：“一邊吃點心，一邊沒收財產。”他們把那些適合部隊穿的衣服挑出來裝在竹筐裏，其餘的抬到樓上。涼台下是條小街。他們在上邊往下扔衣服，街上羣眾在下邊搶。這裏羣眾也許太窮了，不像別處那樣怕財主報復。別處不敢要，這裏的人爭着搶。有的搶不到，戰士們就朝他們身上扔。談及這些事，王宗槐在他的回憶錄裏這樣寫道：“那時，我們這些窮苦人出身的紅軍戰士，只是想着打勝仗，多繳獲些東西，一邊武裝自己，一邊分給老百姓，這就是最大的樂趣了。

離開柏枴子家，他們把沒收的東西交給了師部地方工作科，第二天就跟着師部向婁山關前進，一直北進到松坎地區。這時，後方傳來了喜訊：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重要會議——長征途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遵義會議。許多年後，王宗槐來到遵義會議舊址參觀時，才驚喜地發現：“這不是柏枴子那座木樓嗎？當年，我們還在這裏打土豪呢！”

在遵義會議精神的光輝照耀下，王宗槐和他的戰友們回師遵義、四渡赤水、爬雪山、過草地，歷盡千辛萬苦，勝利完成了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徵。從第五次反“圍剿”到長征路上，部隊一直缺鹽。因為缺鹽，人們往往全身無力。長征途中，正當王宗槐舉步維艱時，團政委楊成武勻給他一包鹽。那情誼，比金子還珍貴。在大渡河北岸的一座山上，王宗槐得病掉隊了。偏巧，二師衞生部長葉青山帶着收容隊向他走來。一針打下去後，兩位戰友便架着他吃力地朝前走。走着走着，他有勁了，甩開左右，咬緊牙關獨自朝前趕。快到雅安附近時，他終於追上了隊伍。快過草地時，部隊嚴重缺糧，團青年幹事鍾生溢（當時叫鍾生益）在渡河作戰中被河水沖走了乾糧袋，幾天來一直靠同志們的接濟度命。王宗槐得知這一情況，將自己僅有的一點炒麪一分為二，又將楊成武給他的鹹鹽勻出了一把，鍾生溢含着眼淚收下了。1964年鍾生溢在河南省軍區任政委，偕同愛人到北京看望王宗槐時曾十分感激地説：“要不是你那碗炒麪，我是過不了草地的。”

1937年8月，王宗槐調任八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青年科科長。上任不久，組織部部長黃克誠即派他參加由司令部秘書長舒同帶領的工作團，到山西定襄去發動羣眾，擴大武裝。

以往紅軍招兵，都是本着“政治動員，自願報名”的原則進行的。這次定襄招兵，依然遵照這一原則行事，難度可就大了。為了抗日救國，紅軍接受改編，摘下了紅五星，換上了國民黨軍的青天白日帽徽，有的甚至不得不穿上國民黨軍的軍服。這種外觀上的相似之處給八路軍的招兵工作帶來了很大麻煩。因為國民黨軍隊一向是靠抓壯丁來補充兵員的，他們軍紀渙散，欺壓百姓，導致民怨沸騰，誰還會自願參軍呢？

王宗槐初到定襄，親眼目睹了這樣的一幕：閻軍野獸般地追逐年輕婦女，有些婦女嚇得提着褲子逃跑，有的被奸後含恨自殺。許多百姓的耕牛被搶走，就連雞窩裏的雞和蛋也盡被掏去。王宗槐目睹慘狀，不禁感慨萬千：“遭殃軍呀，我咋跟你們同戴一種帽徽呢？

為了與閻軍區別開來，舒同、王宗槐等人採取了四條措施：一、不論天晴天陰，總把寫有“八路軍”三字的大草帽背在身後；二、宣傳八路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三、嚴格軍紀，秋毫無犯；四、教老百姓認識“八路軍”三個字，以便從臂章上識別八路軍。

好在定襄、五台等縣大革命時期就有共產黨活動，加上紅軍東征、平型關大捷等，都給人民留下了好的印象，所以當地羣眾對八路軍熱情歡迎。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8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第二、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四、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40年8月，在八路軍總部統一指揮下，由晉察冀軍區、一二九師、一二0師等發起了以正太鐵路為重點的大規模交通破擊戰，史稱百團大戰。

戰役開始前，聶榮臻、唐延傑帶着精幹的前方指揮班子趕到井陘附近的洪河漕小山村，前線指揮部就設在這裏。王宗槐是前線政治部負責人，他帶着宣傳幹事劉秉真、巡視員王思眾、詩人田間和其他幾個政工幹部，跟隨“前指”行動。

戰前準備階段，王宗槐主持擬定了戰時政治工作的電報，明確了戰時政治工作的具體任務和要求。具體內容很多，主要包括各級政委、政治機關在戰前政治工作中的職責；要求各部隊嚴格保守軍事秘密，不允許泄露戰役意圖；做好衞生防病，保證部隊不生病，不掉隊，保持戰鬥實力；到達集結地後立即進行深入的戰鬥動員，提出有力的政治口號，告訴每個戰士完成任務的具體辦法等。

一切部署完畢，王宗槐奉聶榮臻的命令趕到十六團。十六團原在冀中平原，有豐富的平原作戰經驗。這次到正太路西作戰，不熟悉地形，缺乏山地作戰經驗。王宗槐帶着幾個同志趕到娘子關以東正太路以北的乏驢嶺一線，幫助他們開展山地攻堅。8月20日夜10時，十六團按預定時間向敵人發起了進攻。經過這一夜的激戰，摧毀了敵人在乏驢嶺的各個據點，掩護了兄弟部隊在正太路上的破擊戰。這一仗打得好。傷亡小，繳獲大，尤其可貴的是，十六團在這戰鬥中取得了山地作戰的經驗。王宗槐代表“前指”肯定了十六團的功績，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官兵們非常滿意。大家説，這次勝利，你王部長起了很大的作用，卻把功勞完全記在我們身上，真過意不去。

百團大戰第一階段的作戰結束後，部隊進行了幾天休整。接着發起了第二階段——淶（源）靈（丘）戰役，摧毀了敵人的許多據點，殲敵1000多人。這期間，王宗槐一直在前線指導部隊作戰。他先到廣靈縣內的五分區瞭解情況，然後走了一夜山路，趕到三分區指揮中心唐縣米城，代替生病的三分區政委王平，實施戰地領導工作。王平康復後，他才回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百團大戰歷時3個月，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它不僅以事實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振奮了全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而且對堅持抗戰、遏制當時妥協投降暗流、爭取時局好轉起了積極作用。王宗槐作為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長、軍區“前指”政治工作負責人，自始至終戰鬥在第一線，參加了戰役的全過程，作出了應有貢獻。

日軍在百團大戰中吃了大敗仗，立即委任屠殺東北、華中人民的劊子手岡村寧茨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茨一到華北，就調集7萬日軍，採取“鐵壁合圍”、“梳篦式清剿”等戰術，首先掃蕩北嶽區，繼而向軍區機關和邊區腹地瘋狂進攻，迫使晉察冀軍民進入了極為艱鉅的1941年秋季反“掃蕩”。

一場大戰之後，軍區機關從靈壽縣李家溝回到了平山縣的陳家院村。一天，晉東南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組織部發來一份電報，要晉察冀軍區組織部上報一份營以上幹部名冊。項目不多，只要寫上姓名、部別、職務這3項就行了。那時，組織部編有5個科：組織科、青年科、統計科、巡視科、幹部科，都有科長，唯獨幹部科長由部長兼任。由於兩名幹部幹事到職不久，情況不熟悉，加之手頭沒有資料可查，工作起來難度較大。

這種狀況，是敵後抗戰的特殊環境造成的。1939年秋季，晉察冀軍區第一次反“掃蕩”時，政治部組織部根據軍區首長指示，燒掉了不便攜帶又無法轉移的文件、檔案、資料，只搞了個幹部履歷表，埋在唐縣稻園地裏。不料，日偽軍挖地3尺，把它挖出來了，暴露了晉察冀部隊一些實力。聶榮臻知道後指示説：“往後，反‘掃蕩’前把文件、表格統統處理掉，反‘掃蕩’之後再填表、整理。”

此刻，面對白紙一張的幹部檔案資料，王宗槐自言自語道：“這是一場考驗呀！”他拿出筆，把軍區司、政、供、衞機關及直屬隊營以上幹部名單一一列出。然後，又把一至五分區的營長、教導員、團特派員、總支書記、機關股長、科長、協理員等營以上的幹部名單，按編制序列，一一列了出來。那2名幹事，一個製表，一個跟在後邊抄寫，3人一齊努力，僅用了5個小時，一份全軍區營以上幹部花名冊造成了，總計近2000個（因分散，蕭克領導的冀熱察挺進軍和呂正操領導的冀中軍區按慣例自報，不計在內），與實數一個不差，許多同志為之驚訝，軍區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表揚王宗槐是幹部工作的“活詞典”。

王宗槐這種能力的形成與聶榮臻經常向他詢問幹部情況有關。在談到某個幹部情況時，聶榮臻總愛問：“哪兒人？哪年參加的？任現職多久了？有啥特點？”

1987年7月，王宗槐與聶榮臻在北京

起初，王宗槐將這些情況記在一個小本本上，以備查問。有一回，他現翻現答，忙作一團，聶榮臻以平靜的目光望着他，嚴肅的表情中透出一絲不快，隨後便輕聲慢語地説：“要記在腦子裏。”

這句話使王宗槐找到了工作中的差距，於是，他在熟悉幹部上狠下功夫。幹部開會，尤其開學習討論會，他儘量參加，以掌握幹部的覺悟情況和思想動態；經常到各部隊瞭解情況，掌握幹部的業績和工作能力；給外來幹部和慕名而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分配工作，逐一跟他們談心，瞭解他們的家庭、愛好、經歷、特長及對工作分配的要求等。每次談完話，他都要閉目回想一下他們談話的內容，直到記住了才罷休。由於他對工作盡心盡力受到了組織和同志們的一致好評。1940年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在河北省曲陽縣武家灣選先進個人時，一致推舉王宗槐為軍區的“模範幹部”。

百團大戰之後，侵華日軍對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發起了空前大“掃蕩”，實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根據地軍民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難。這時，王宗槐向組織上請求到最艱苦、最危險的敵後去工作，聶榮臻批准了他的要求，派他到三分區去當政治部主任。

三分區所轄區域為平漢鐵路至新樂以西地區及部分路東地區，包括河北省的阜平、唐縣、完縣、曲陽、望都、定縣等地。這時除了阜平縣，其他縣城都被日軍佔領了，不少村莊也都成了游擊區。天上有敵人飛機盤旋，地上是碉堡林立，鐵絲網縱橫交錯，封鎖溝交織成網。敵人妄圖將這裏的抗日軍民拖垮困死。

為了打破敵人的封鎖，王宗槐和他的戰友們堅持在鄉村山野瞅機殲敵。敵人的封鎖切割，使分區的主力部隊不能得心應手地開展游擊戰。白天行動，受到日偽軍據點的監視和制約；晚上活動，老百姓的看家狗汪汪叫，無形中成了敵人的報告員。在這種嚴峻形勢下，王宗槐和分區領導們向老百姓積極宣傳抗日的道理，發動各家各户顧全大局，打死自家愛犬。

1962年11月，王宗槐（右4）在雲南

有些村莊的思想工作不細，簡單粗暴地發動民兵，見狗就打，引起羣眾的不滿。有的把狗藏在白薯井裏，留下了許多隱患。如何消除隱患？王宗槐想出了辦法：夜間進村檢查，故意露出響動而引出狗吠。抓到這樣的“典型”，立即進行教育：“漢奸告密你恨不恨？愛犬‘告密’怎麼辦？”由於思想工作到位，方式方法亦得當，整個分區在數日內再也聽不到狗叫聲了。這就為分區部隊夜晚行動提供了靜悄悄的環境。他們“端”碉堡，割電線，平壕溝，抓“舌頭”，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

同時，面對面地對敵開展政治攻勢。這項活動主要是分區政治部組織實施的。王宗槐等人把口齒清楚、聲音洪亮的廣播員組織起來，在武裝分隊的掩護下，有計劃地向敵偽各據點喊話，造成輿論攻勢，進行政治瓦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被大家譽為武裝宣傳。對不聽宣傳者，他們則給以武力懲罰，搞得敵偽烏龜似地縮在據點裏，再也不敢逞兇，就連八路軍大搖大擺在碉堡前通過，偽軍也不敢幹涉。

1942年9月，王宗槐調到滹沱河流域的四分區任副政委。在這裏，他和他的戰友們繼續開展對敵鬥爭。反蠶食、反“掃蕩”、護秋收、拆碉堡、破壞封鎖線，並派出一支又一支的敵後武工隊，神出鬼沒地打擊敵人，這對扭轉困難局面，變被動為主動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於王宗槐工作成績突出，大夥選舉他為晉察冀軍區中共七大代表，出席了在延安召開黨的七大，並在投票選舉黨的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過程中選為監票員，監督和公示了選舉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