燼餘錄注

明末清初，四川人民遭受到了今人難以想象的災難。從宏觀上看，可以説是四川歷史上最殘酷的一場浩劫。《燼餘錄》就是記載明末清初張獻忠起義軍在巴蜀地區活動情況及這場浩劫的親歷記。撰者張烺（1627—1715），清代四川遂寧黑柏溝（今四川省遂寧市蓬溪縣任隆鎮黑柏溝村）人，清初宰相張鵬翮之父、乾嘉詩壇泰斗張問陶之天祖。

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康熙帝問尚書張鵬翮：“明末張獻忠兵到四川，殺戮甚慘，四川人曾有記其事之書籍否?”張鵬翮奏：“無有記其事者。”上曰：“爾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張獻忠入川時計，約已十七八歲，必有確然見聞之處，爾問明繕折進呈。”康熙五十四年（1715），按康熙旨意，張烺撰寫成《燼餘錄》一書，由張鵬翮繕疏上聞。詳盡記錄明末清初四川大毀滅歷史真相的史書——《燼餘錄》，終於問世了。

《燼餘錄》自錄張烺之生平，起於明天啓七年（1627），止於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記載了明清之際80餘年見聞，對張獻忠據蜀記載甚詳，是最可信、最珍貴的“三親”史料，對研究明史、清史、中國戰爭史、中國人口史、中國移民史、中國農民起義、四川地方史、“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和張獻忠起義等，均極有價值。

近三百年來，《燼餘錄》一書一直沒有單行刻本問世，更無注本，流傳匪廣，影響到人們對它的閲讀與研究。有鑑於此，巴蜀文化研究專家胡傳淮先生以清光緒九年（1883）《遂寧張氏家乘》卷四收錄之《燼餘錄》為底本，加以點校、註釋，並於書後附錄了清代禮部尚書陳詵、狀元王敬銘、武英殿大學士熊錫履等人撰寫的有關張烺及其夫人景氏之碑傳資料，知人論世，對人們閲讀該書頗有助益。

後 記

明末清初，四川人民遭受到了今人難以想象的災難。從宏觀上看，可以説是四川歷史上最殘酷的一場浩劫。這場浩劫，不僅是四川一省的痛史，亦是中華民族甚至是世界文明史上最慘痛的記憶之一。《燼餘錄》就是記載明末清初張獻忠起義軍在巴蜀地區活動情況及這場浩劫的親歷記。作者張烺（1627—1715），明清之際四川省遂寧縣黑柏溝（今四川省蓬溪縣任隆鎮黑柏溝村）人，系清代賢相張鵬翮之父、大詩人張問陶（號船山）之天祖。

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康熙帝問尚書張鵬翮：“明末張獻忠兵到四川，殺戮甚慘，四川人曾有記其事之書籍否?”張鵬翮奏：“無有記其事者。”上曰：“爾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張獻忠入川時計，約已十七八歲，必有確然見聞之處，爾問明繕折進呈。” 又諭大學士等曰：“明末去今，為時尚不甚遠。……此等載入史書，甚有關係，必得其實方善。”

這一史料説明：長期戰亂使四川近於毀滅，已造成歷史“斷代”。康熙帝懂得“以史為鑑”，非常重視明亡教訓和古今少有的四川這段大動盪歷史，他説應將這段歷史“載入史書”。康熙五十四年（1715），按康熙旨意，張烺撰寫成《燼餘錄》一書，由張鵬翮繕疏上聞。“必得其實”地詳盡記錄明末清初四川大毀滅歷史真相的書——《燼餘錄》，終於問世了。

《燼餘錄》自錄其生平，起於明天啓七年（1627），止於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記載了明末清初80餘年見聞，對張獻忠據蜀記載甚詳，可與其他亂世親歷者之著述，如簡陽傅迪吉《五馬先生紀年》、法國古洛東《聖教入川記》、廣安歐陽直《蜀亂》、吳江沈荀蔚《蜀難敍略》、新繁費密《荒書》、丹稜彭遵泗《蜀碧》等書媲美。《燼餘錄》屬第一手資料，是最可信、最珍貴的“三親”資料，對研究明史、清史、中國戰爭史、中國人口史、中國移民史、中國農民起義、四川地方史、“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和張獻忠起義等，均極有價值。

明末清初這段歲月，是四川有史以來最為慘烈的時代，是有史以來四川最黑暗、最混沌的時期，天府之國基本被毀滅了。當然，把四川人口滅絕責任，全加罪於張獻忠一人身上是不公正的；但張獻忠對四川造成毀滅性大破壞，也是難以否認的歷史事實。馬克思1862年在《中國紀事》一文中評論太平天國洪秀全等人暴虐作法時説：“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惶比給予老統治者的驚惶還要厲害。”“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務。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對立，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張獻忠的大西國在只有“破壞”、沒有“建設”方面，遠比太平天國為甚。連魯迅先生在《病後雜談》中也曾批判過張獻忠是“專在‘為殺人而殺人’”，魯迅説：“那時我還是滿洲治下的一個拖着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但已經看過記載張獻忠怎樣屠殺蜀人的《蜀碧》，痛恨着這‘流賊’的兇殘。” 魯迅還説《蜀碧》“是講張獻忠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國人都該翻一下。”

清順治元年（1644）張獻忠入川，九月成都淪陷，張獻忠稱帝，隨即在成都平原拉開了一幕四川有史以來最殘酷的大屠殺。張獻忠不但殺官紳，也殺士民。古蜀以來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順治二年（1645）十月，張獻忠部屠遂寧，城中居民，無一存者。張氏一宅，百餘人遇害，惟獨張烺因事出城，屠刀下虎口餘生，倖免於難。如今就譜問籍，川人十之八九不是土著，大多是外省移民的後裔，筆者祖先胡大國亦是清代康熙年間從湖北遷入四川蓬溪的。我常設想，假若張獻忠把張烺殺害，那麼，清代就不會出現名相張鵬翮、大詩人張問陶了，清史亦將因此而減少一段輝煌！ ^[3] 

正如鄭光路先生在《張獻忠剿四川真相》一書中所説：“湖廣填四川”的成果不應該當成頌歌唱，“湖廣填四川”的成果只是先民屍骸上的花朵。如果沒有明末清初那場大浩劫，今天的四川會更美好。當我們讚美康乾盛世和“湖廣填四川”的成就時，應更多地反思產生那場大浩劫和“湖廣填四川”的歷史教訓，這才是一種對待歷史的嚴肅態度。《燼餘錄》就為我們進行深刻反思提供了一部生動的教材。

三百年來，《燼餘錄》一書，一直沒有單行刻本問世，更無注本，流傳匪廣，影響到人們對它的閲讀與研究。有鑑於此，我們以民國十三年（1924）《遂寧張氏族譜》卷四收錄之《燼餘錄》為底本，加以點校、註釋，並於書後附錄了清代禮部尚書陳詵、狀元王敬銘、武英殿大學士熊錫履等人撰寫的有關張烺及其夫人景氏之碑傳資料，知人論世，對人們閲讀該書頗有助益。對於張獻忠這一人物，眾説紛紜，有人説：“張獻忠是殺人不眨眼的大惡魔”；“是個神經病式的變態殺人狂” ；“是對四川大破壞的殺人惡魔、歷史罪人” ；“獻賊乃中華民族第一大罪人。”有人説：“張獻忠是從未亂殺人的農民起義領袖！”胡昭曦《張獻忠屠蜀考辨》、王剛《清代四川史》、戴逸《清史》等，稱張獻忠部為英勇抗清的義師。為了讀者瞭解其人，特附錄了今人的兩篇文章，以供大家參考。《燼餘錄》撰於清初，不少觀點與今不合，但我們不能苛求於古人，應吸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古為今用。

整理古籍、註釋古文，是一項艱苦之事，亦甚見學力。《燼餘錄》未經前賢及今人整理註釋，沒有研究成果可借鑑，有不少問題是無法靠工具書解決的，這種開生荒的工作，尤其難。《燼餘錄》註釋雖已完成，但我的心情並不輕鬆，因為呈現給讀者的作品還很粗糙，謬誤難免。不過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它畢竟為《燼餘錄》研究拋出了一塊磚，希望就此能引出更多更好的著述來。 ^[5] 

本書編輯出版，得到了著名歷史學家陳世松先生支持、鄭光路先生作序；得到了四川省蓬溪縣政協領導、蓬溪縣家譜收藏研究中心各位研究員和社會各界人士朋友的關心相助，謹志於此，以矢弗忘。掛漏之處，尚祈郢政。

二○一○年十一月

胡傳淮，四川省蓬溪縣人，生於1964年8月，因胡姓根脈傳統在河南淮陽，故名。四川教育學院中文系畢業，文學學士。系蓬溪縣政協常委、文史委主任，蓬溪縣家譜收藏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理事、中國散曲研究會會員、四川省楹聯學會理事、四川省詩詞學會會員、張船山研究會學術顧問，蓬溪縣問陶詩社名譽社長、蓬山詩詞學會常務副會長，蓬溪縣作家協會副主席。主要致力於清詩、巴蜀文化、方誌族譜和鄉邦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出版專著70餘部、發表論文、詩詞、文史作品300餘篇，共計800餘萬言。著作主要有《張問陶年譜》、《張問陶研究文集》、《張船山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船山詩草全注》（第一副主編）、《張問陶家族詩歌選析》、《張鵬翮研究》、《張鵬翮詩選》、《王灼集校輯》（合著）、《燼餘錄注》、《張問安詩選》、《清代蜀中第一家：蓬溪黑柏溝張氏家族》、《明代蜀中望族：蓬溪席家》、《蓬溪縣誌》（1986—2005，副總編）、《大英風物誌》（合著）、《蓬溪縣詩詞志》、《胡氏族譜》、《蓬溪文史資料精選》、《蓬溪詩存》、《芝溪集》、《赤城春秋》、《川北名勝高峯山》、《千年逸響：蓬溪詩詞史略》、《笑問君從何處來：蓬溪姓氏備徵》、《蓬溪家譜序跋集》等。專著《張問陶年譜》，《光明日報》評其為“一部學術品格很高的好書”，被《清史》《中國文學編年史》《中國詩歌通史》《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清詩考證》《清代文學研究書目》《元明清詩文研究著作書目索引》《巴蜀文學史》《遂寧市志》《遂寧古今人物》《蓬溪縣誌》等文獻引證或著錄；論文《洗百年奇冤，還高鶚清白——高鶚非“漢軍高氏”鐵證之發現》，解決了紅學中的一大懸案，已寫入《紅學通史》。參加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四川省社科規劃項目3項，十餘次獲得省、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