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那亞會議

蘇俄粉碎外國武裝干涉後，力爭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共處局面，於1921年10月28日照會英、法、意、日、美等國建議召開國際會議討論列強和蘇俄的關係並締結和約。資本主義國家中主張與蘇俄建立經濟聯繫的勢力有所增長。帝國主義國家中有的集團鑑於武裝干涉未能扼殺蘇維埃政權，轉而採取外交、經濟壓力企圖迫使蘇俄屈服。1922年1月6日協約國最高委員會在法國戛納開會，根據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提議通過決議召開熱那亞會議。戛納決議提出舉行熱那亞會議的6項先決條件：任何國家均不得將本國的所有制、國家經濟生活和管理制度強加給別國，每個國家有權選擇自己喜愛的制度；保障外國資本、財產和利潤不受侵犯；凡希望得到外國貸款的政府，應明確承認該國曆屆政府的一切債務，歸還或賠償被接管的外國人財產；保證財政貨幣流通以利貿易；放棄顛覆別國的宣傳；停止對鄰國的敵對行動。2月25日，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雷蒙·普恩加萊在布倫會談，決定取消原定在會議上討論德國賠款和修改《凡爾賽和約》問題；約定只有蘇俄政府接受協約國提出的各項經濟要求，各國政府才能予以承認。3月20～28日在倫敦召開協約國專家會議,秘密研究“俄國問題”並擬定備忘錄(史稱《倫敦專家備忘錄》)，要求蘇維埃政府償還沙皇和臨時政府以及地方當局總計180多億金盧布的債務,發還或賠償被收歸國有的外國人在俄財產，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允許外國人在蘇俄享有治外法權，由協約國監督蘇俄財政。備忘錄同時確認蘇俄可按照《凡爾賽和約》第116條的規定向德國索取賠款。

然而，勞合·喬治的以承認換讓步的主張在國內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許多政界人物都表示異議，其中最典型的反對派代表是温斯頓·丘吉爾和外交大臣喬治·寇松。寇松聲稱他不能從中“分辨出哪怕是極小的對英國的好處”。奧斯丁·張伯倫強調英蘇貿易協定的執行情況加大了英國對蘇的不信任：稱1921年簽定的英蘇貿易協定是一個“笑料”。丘吉爾則指責政府是在沒有得到蘇俄政府的明確答覆的情況下一廂情願地活動，他認為蘇俄根本就不會承認戛納條件。到了3月下旬，矛盾的激化幾乎一度使聯合政府瀕於分裂。丘吉爾甚至揚言：“告訴我這個小人（指勞合·喬治）將走哪條路，那麼我將背道而馳”。勞合·喬治毫不讓步，同樣以辭職來捍衞自己的政策：“如果丘吉爾看到自己的戰爭計劃被紅軍粉碎而羞惱成怒，······，寧願辭職也不同意承認俄國，那麼政府就應當在丘吉爾和我之間有所抉擇”。 由於雙方的互不退讓使英國聯合政府面臨分裂的危險，奧斯丁·張伯倫意識到這種僵局的嚴重後果，極力從中調解。他與寇松討論政府面臨的危機並提出了一個變通的解決辦法，即主張在蘇俄接受戛納條件與正式給予承認之間增加一個試驗期，以考察蘇俄是否僅僅口頭上接受戛納條件或準備實施它們。實際上勞合·喬治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蘇俄渴望迴歸歐洲大家庭這一點上。一旦蘇俄在會上的態度出乎英國的預想之外，那麼英國的外交乃至以此為基石的整個熱那亞會議計劃將完全成為泡影 ^[1]  。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歡迎召開歐洲經濟會議，任命人民委員會主席В.И.列寧為代表團團長，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基·瓦西裏耶維奇·契切林為副團長，並決定，列寧因工作繁忙不能離開俄國，由副團長代行團長一切權力。為了應付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2月22日蘇俄與烏克蘭、白俄羅斯等8個蘇維埃共和國簽訂議定書，委託蘇俄在熱那亞會議上代表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利益。1922年 3月底，蘇俄代表赴會途中在里加與波羅的海沿岸3國（拉脱維亞、波蘭、愛沙尼亞）達成在會議上一致行動的協議。4月初在柏林與德國就建立兩國正常政治、經濟關係進行談判。雙方保證在會議上保持密切接觸。

4月10日，契切林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宣讀蘇維埃代表團聲明，闡述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和平共處的可能性，雙方必須在平等互利、互相承認的基礎上實行經濟合作。蘇俄準備把一部分耕地、森林和礦產資源租讓給外國經營開發。提議各國普遍裁軍。堅決拒絕任何不平等交易。

契切林的建議引起與會者和輿論界的關注，但因西方列強代表堅決反對而未列入議程。在接着召開的分組會議和全體會議上,主要議題是賠償債款問題。4月11日，蘇俄代表團收到《倫敦專家備忘錄》。4月14～15日,在同英、法、意、比代表談判中，蘇維埃代表提出了反要求：協約國應賠償武裝干涉和封鎖給蘇俄造成的 390多億金盧布損失。勞合·喬治為爭取蘇俄放棄反要求，表示準備削減戰時債務並延長支付債款利息的期限。法國代表反對作任何讓步和妥協。直到會議結束，雙方仍未能達成協議。

在熱那亞會議過程中，4月16日,契切林和德國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在拉帕洛簽訂《德國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協定》（通稱《拉帕洛條約》）。決定兩國自訂約之日起在法律上互相承認,恢復外交關係。條約規定雙方相互放棄賠償要求，根據最惠國待遇原則發展貿易並進行經濟合作。這樣，西方列強建築在損害俄德兩國利益基礎上的復興歐洲經濟計劃宣告破產。《拉帕洛條約》的簽訂是蘇德兩國的外交勝利。它使蘇俄突破帝國主義圖謀建立的反蘇統一戰線，也有利於德國擺脱受協約國擺佈的處境。

《拉巴洛條約》（Labaluotiaoyue）全稱《德國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協定》。1922年4月16日在熱那亞會議期間，蘇、德兩國代表在意大利熱那亞近郊拉巴洛簽訂。在熱那亞會議期間，德國由於關於修改《凡爾賽和約》有關條款、減少賠款的要求被協約國列強拒絕，又被排斥於大會秘密會議之外，於是就轉而從東方尋找出路。德國統治集團雖仇視蘇俄，但與蘇俄關係正常化，不僅會給德國的經濟帶來好處，也會有助於改善德國的國際地位。蘇俄代表團遵照列寧指示，充分利用德國與協約國的矛盾，選擇有利時機，建議舉行蘇、德談判。4月16日，蘇、德兩國代表團會談，簽訂了《拉巴洛條約》 。條約規定：兩國彼此放棄對戰爭費用及因戰爭損失而要求賠償的權利；德國放棄它因在俄國的公私財產被蘇維埃政府收歸國有而產生的要求，但以蘇俄不得滿足其他國家的類似要求為條件；立即恢復兩國的外交和領事關係；兩國按最惠國原則發展彼此的經濟和貿易關係。條約的締結突破了帝國主義妄圖孤立、封鎖蘇俄的聯合陣線，為蘇維埃國家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和平共處與合作樹立了一個典範。

英貿易協定的簽訂在國際上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希望能重新得到俄國這個大市場。1921年

10月28日，蘇維埃政府發出致英、法、意、日、美等國的照會，指出“蘇維埃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同各國進行經濟合作作為自己政策的基本目的之一。”，照會還建議召開國際會議討論列強和俄國的相互要求，以便締結和約。蘇維埃政府的建議引起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興趣，它們主張召開歐洲會議討論歐洲各國的經濟復興問題。1922年1月6日，協約國最高委員會在法國戛納開會，決定在熱那亞召開國際經濟會議，建議所有歐洲國家包括蘇俄和戰敗國都參加。1月7日，意大利政府受會議的委託，向蘇維埃政府轉達了關於派遣代表團出席熱那亞會議的邀請，並希望列寧率領代表團出席這次會議。這引起了全世界報刊的巨大反響。蘇維埃政府在第二天立即作了答覆，表示滿意地接受會議的邀請。1月27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會議組成了以列寧為團長的代表團，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為副團長。2月22日，召開了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全權代表會議，簽了議定書。會議責成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在熱那亞會議上代表它們的利益。當時各資本主義國家對熱那亞會議就態度來説出現了三派：一是美、法、英等協約國中的大國；二是協約國中的中小國家和戰敗國；三是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列寧強調，對不同的集團要區別對待。他指出：“我們不是以共產黨人的身份，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到熱那亞去”。我們去的“實際目的是擴大貿易，為最廣泛最順利地發展貿易創造條件”。1922年3月底，同波羅的海沿岸三國（拉脱維亞、波蘭、愛沙尼亞）舉行了會談，達成了在熱那亞會議上一致行動的協議。4月初，蘇維埃代表團在柏林同德國總理和外交部長就建立兩國正常的外交關係進行了談判。雙方保證在熱那亞會議上保持密切的接觸。4月10日，熱那亞會議開幕。出席會議的有29個國家的代表（包括英國自治領共34個國家）。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代表參加的國際會議。美國認為會議“帶有政治性質”，拒絕派代表參加，只派“觀察員”出席會議。蘇維埃代表團代理團長契切林聲明來熱那亞的目的是為了和平和恢復被破壞了的歐洲經濟。他指出，要恢復世界經濟，必須採取措施來消除戰爭威脅和鞏固世界和平。他闡述了蘇維埃代表團的和平綱領與具體建議。資本主義列強否決了蘇維埃的和平與經濟合作綱領。根據勞合·喬治的建議，會議討論了三月末倫敦專家會議擬定的備忘錄。這個備忘錄是旨在俄國恢復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綱領。蘇維埃代表團堅決拒絕這一無理要求，並提出了自己的反提案。由於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堅持在經濟上奴役蘇俄的計劃，使熱那亞會議沒有解決什麼問題。5月19日在熱那亞會議結束時，決定成立專門委員會，於1922年6月15日在海牙繼續舉行會議。

熱那亞會議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它的召開有重大的政治意義。蘇維埃政府代表團第一次正式出席大規模的國際會議，闡述了它的和平共處與經濟合作的外交政策，這在國際關係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熱那亞會議的激烈鬥爭使蘇俄與德國更加接近。正是在熱那亞會議期間，蘇維埃代表團利用德國與協約國的矛盾，與德國代表團在拉巴洛（熱那亞郊區）進行了談判，並在4月16日簽訂了蘇德《拉巴洛條約》。條約規定立即恢復兩國的外交關係並按最惠國待遇原則發展兩國的經濟關係；雙方放棄對戰爭費用以及因戰爭損失而要求的賠償。《拉巴洛條約》是第一個在事實上把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的原則肯定下來的國際條約，它是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認了蘇維埃俄國，並在完全平等，和平共處的基礎上與蘇聯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係的條約。《拉巴洛條約》的締結，在帝國主義列強反蘇陣線中打開了一個缺口，這是列寧和平外交政策的又一重大勝利，同時，它也改變了德國在凡爾賽和約後的國際地位。這一條約為兩國廣泛、互利的商務聯繫創造了實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