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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焰
（中國航空研究院飛行研究所原所長）
鎖定
熊焰（1919.1—1996.3.27），湖北大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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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熊傳溥、曾用名熊效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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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第112廠(瀋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中航工業沈飛)首任廠長；中國飛行試驗研究院(簡稱試飛院)首任院長。1938年參加革命，193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同年3月任延安航空機械學校物理教員，7月任延安軍事學院物理教員，1944年11月任抗日軍政大學數學及地形學教員。1946年10月任張家口航空站機場勤務科科長，同年隨航空站到東北，先後任哈爾濱酒精廠廠長，東安航校機務科科長、修理廠副廠長等職。1948年11月任東北人民解放軍航空學校機務處第三廠廠長。1949年調任該校機務處第五廠廠長。1951年6月任國營第112廠首任廠長，1952年7月改任第一副廠長兼總工程師，1956年6月任副廠長兼總工藝師。1958年8月，奉命組建飛行試驗研究院，被任命為首任院長。1970年10月調往上海擔任“708”工程設計組組長、辦公室主任。1983年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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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焰人物生平
1919年2月27日（農曆），熊焰出生於安徽省蕪湖縣一個教師家庭，原籍湖北省鄂縣金牛鎮（今鄂州市）。1936年初中畢業，並以優異成績考入南昌航空機械學校。
1937年底畢業被分配到空軍南昌第三器材庫工作。在學校學習和倉庫工作期間，熊焰接觸到不少共產黨人和革命青年，閲讀了一些進步書刊，逐漸對共產黨有了認識。
1938年秋，他帶着南昌地下黨組織的介紹信，以探親為名，來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後又輾轉到了延安，從此走上革命道路。到了延安以後，他在延安抗大二大隊學習，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他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兩年，並從1941年起相繼在中共第一個航校一一十八集團軍工程學校（延安安塞航空學校）任物理課教員一年、在延安綏德抗大總校工作兩年、在延安瓦窯堡抗大三大隊任數學教員一年。
1945年9月，熊焰隨中央組織的航空組向東北出發，到張家口航空站,被留下維修周恩來乘坐的飛機，任機務科長，他負責機場的勤務和幾架日本飛機的維修工作。1946年8月離開張家口到達哈爾濱，9月被委派到哈爾濱南崗酒精廠任廠長，在很短時間內就生產出了高純度酒精，解決了航空燃料問題。10月，調回東北航校任機械教育科科長，負責機械教育及實習工作。1947年1月任航校修理廠廠長，負責飛機修理及技術工作，保證完成了航校的訓練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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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熊焰隨着解放大軍進入了瀋陽，上級又命令他去接收偽滿飛機工廠、機場及其他幾個工廠，還有國民黨在瀋陽北陵的一個修理組。後來，航校機務處遷入瀋陽，先後接收了5個工廠和哈爾濱的一個修理廠，共計6個工廠。熊焰任東北空軍修理總廠廠長並擔任五廠廠長，仍負責飛機修理工作。
1951年，為了更快地發展航空工業，中央決定成立航空工業局，屬重工業部領導。空軍駐瀋陽的魯班部隊（原牡丹江航校機務處）劃歸航空工業局。當時魯班部隊的副隊長熊焰與魯班部隊全體人員轉業到航空工業局。魯班部隊五中隊（原航校機務處五廠——修理廠）改為112廠，即瀋陽飛機制造廠。熊焰被調任該廠第一任廠長，先後任廠長、第一副廠長兼總工程師、總工藝師、副廠長。
1958年，熊焰奉命調往北京負責飛行試驗研究機構的籌建工作。1959年底，熊焰帶領40餘人組成的接收小組，來到西安閻良接收空軍11航校，組建試飛研究所，並任第一任飛行試驗研究所所長。期間主持了對我國自行研製的初教6、強5飛機的國家級鑑定試飛，並主持領導了中國第一套機載磁記錄系統的研製。
1970年8月，國家正式下達研製大型噴氣式旅客機（運10）的任務。這項任務以下達的時間而命名為“708工程”，熊焰被指派到上海主持這項工程的設計工作，任設計組組長，並於1974起擔任上海市機電一局708工程辦公室（即為以後的上海市航空工業辦公室）副主任，全面負責領導運10飛機的研製工作。
熊焰人物事蹟
抗戰勝利後，承擔製造飛機燃料與維修飛機的重任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黨中央決定派人奔赴東北接收日本人在東北的飛機工廠。為組建人民的航空隊伍，創辦航校，熊焰於1945年10月由抗大調出，隨第一批接收人員離開延安徒步奔往東北。在經過張家口時，因三人停戰談判小組及周恩來同志的專機在張家口機場起落，急需場站機務領導幹部，熊焰便留在該航空站任機務科長，主要負責專機的維護和機務工作。不久國共談判破裂，熊焰和徐昌裕等航空站的領導同志及工作人員奉命趕往牡丹江航校接受任務。在航校由於沒有汽油，飛機無法上天，訓練飛行員的任務又相當緊迫，怎麼辦？困難是難不倒共產黨員的，他們終於想出了一個大膽的辦法—一以高純度酒精代替汽油。組織上把研製高純度酒精的任務交給了酈少安、熊焰等同志，又任命熊焰為哈爾濱酒精廠廠長，負責組織領導研製。任務緊迫，困難重重，他們經過無數個不眠之夜，克服了一個又一個難關，終於研製成高純度酒精，保證了訓練任務的完成。這時哈爾濱戰事吃緊，航校搬至東安市（現密山縣）。因航校急需用人，組織上又將熊焰調回航校任機械教育科長，培訓機械人員。
訓練飛行員要有飛機，可當時哪兒來飛機？於是就修理日本人留下的或從前線拉回的破爛飛機。為了保證訓練任務的完成，黨又調熊焰到修理廠任廠長。就這樣，他又開始帶領着接收的日偽航空修理技術人員及工人，冒着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嚴寒，在四面透風的破廠房內搶修飛機。室內惟一可取暖的是一個用破油桶做的火爐，爐子一生着，滿屋煙塵，光線十分暗。沒有器材，就從不能修的破飛機上拆下零件，給能修的飛機用上。有時熊焰親自帶人上前線去搶打下來的飛機，運回工廠使用。這樣修好的飛機，身上佈滿一塊塊的“補丁”。
飛機修好後需要試飛，機場距修理廠30多里路，沒有牽引車，他們就用牛拉飛機，天沒亮就出發，直到晚上九十點鐘才回家。每次試飛，熊焰都親自跟着去，仔細觀察試飛情況。他們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為訓練提供了飛機，保證了訓練任務的完成。
東北航校——新中國空軍的搖籃，飛機修理——新中國航空事業的源頭，連同熊焰及其一大批創業者的功績，理所當然載入了史冊，成為國家寶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
組裝和試製飛機
1948年熊焰隨着解放大軍進入了瀋陽，上級又命令他去接收偽滿飛機工廠和機場及其他幾個工廠，還有國民黨在瀋陽北陵的一個修理組。當他們來到偽滿飛機工廠和機場時，這裏已是空空如也，飛機器材及其他物資被老百姓搶空了。在東塔機場清點物資時，國民黨的飛機不斷飛來狂轟濫炸，將當時的辦公大樓炸掉了一個角，熊焰正在樓中辦公，他卻鎮定自若，還到處調查走訪，動員老鄉送回從工廠、機場拉去的器材物資。
後來，航校機務處遷入瀋陽，先後接收了5個工廠和哈爾濱的一個修理廠，共計6個工廠。熊焰擔任五廠廠長，仍負責飛機修理工作。面對這堆爛攤子，首先要把人組織起來迅速投入工作。這時，特別需要修理工。於是熊焰他們便挨門挨户訪貧問苦，宣傳黨的政策，動員原工廠的職工回廠復工，同時清點敵偽留下的物資及資料。在解放瀋陽時，繳獲了幾架美製飛機。這是他們從未接觸過的新玩藝兒。於是，他們便在修理日機的基礎上邊學邊幹，修好了美機。
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熊焰又接受了領導組裝100架米格15殲擊機的任務，這又是一項艱鉅而緊迫的任務。當時工廠只有兩座半廠房，一座廠房當機庫，又是修理工作間；另一座廠房是職工宿舍及辦公室；剩下的那半座廠房因漏雨不能使用。100架飛機的五大部件及有關器材、設備、附件，需要從專線運到廠房。沒有運輸工具，他們便發動黨團員骨幹，硬是用撬槓把部件一點一點挪到廠房。他們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協助蘇聯技術人員組裝了100架殲擊機，按期交給抗美援朝前線空軍使用。緊接着，他們又承擔了這批飛機使用的副油箱的研製工作。他們組織技術人員及老工人，邊學習邊研究，經過月餘日夜奮戰，終於研製成功副油箱，按期交付兄弟工廠加工製造。
1951年，為了更快地發展航空工業，中央決定成立航空工業局，屬重工業部領導。空軍駐瀋陽的魯班部隊（原牡丹江航校機務處）劃歸航空工業局。當時魯班部隊的副隊長熊焰與魯班部隊全體人員轉業到航空工業局。魯班部隊五中隊（原航校機務處五廠——修理廠）改為112廠，即瀋陽飛機制造廠。熊焰被調任該廠第一任廠長。該廠從原來修理機牀後來發展為設備優良、工藝複雜、技術先進的新型飛機制造廠。科學技術知識缺乏，他們就邊學邊幹，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本着“邊建設、邊生產、邊出人才”的原則，在中央、省市和各方面的支持下，全廠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齊心協力，克服了重重困難，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終於在1956年生產出我國自己製造的第一架噴氣式飛機殲5（米格-17）併成批投入生產，為國爭了光，為工人階級爭了氣。
112廠的五年計劃3年就完成了，建設了新型廠房，安裝了成套的現代化生產設備，成為一個“母雞廠”，不僅成批生產出飛機，還培養出了大批技術人才。
1957年，身為112廠廠長兼總工程師的熊焰年僅38歲，肩負着總管技術和所有重要環節的工作。對待生產和技術上的問題，他一向尊重科學，以一絲不苟、高度負責的精神把好質量關。因為飛機在空中一旦出事故，後果不堪設想。遇事先從各種壞的情況考慮，力爭求得好的結果，已成為熊焰的一種工作習慣。在仿製第一架飛機時，他要求嚴格按工藝流程進行生產，嚴格工藝紀律，層層負責，加強檢驗制度，樹立檢驗人員的權威。如遇到解決不了的技術問題，請教蘇聯專家及技術人員，翻閲大量技術資料。為解決飛機振動問題，他陪着當時航空工業局特地從蘇聯聘請的一位試飛專家，跑遍每一個使用飛機的空軍部隊瞭解情況，徵求使用飛機的飛行員的意見。經過反覆細緻的調查瞭解，與蘇聯專家共同研究分析，妥善解決了所謂的飛機振動問題。熊焰耐心向空軍訂貨部門及有關單位説明情況，使成批飛機順利地裝備了空軍部隊。
科研試飛領域的開拓者之一
1958年，熊焰奉命調往北京負責飛行試驗研究機構的籌建工作。1959年底，熊焰帶領40餘人組成的接收小組，來到西安閻良接收空軍11航校，組建試飛研究所。由各地老廠抽調的技術骨幹、領導幹部以及一些高等院校的教師和畢業生也來到閻良，他們邊熟悉業務、邊建設、邊研究，邁出了西安飛機城建設的新步伐。
這裏的工作一切都是從零開始，閻良與西安之間的交通近乎原始，途中隔着渭河，當時沒有橋，物資運輸要靠渡船過河。自己的汽車又少，汽油也不足，週轉率自然就小，使得各種物資供不應求。用火車運回來的物資設備更無倉庫存放，只有放在站台上，遇到下雨，就動員幹部去遮蓋。沒有加油車，科研試飛任務下來了，飛機加不上油，只有組織機關幹部到機場排成長隊，用臉盆、水桶傳遞給飛機加油。就是在這樣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他們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在熊焰的領導下，首次開創性完成了我國自行設計的初教6飛機的國家級鑑定試飛等一項又一項科研試飛任務。
除了工作中的困難外，生活中的困難也不少。閻良當時是臨潼縣的一個小鎮子，是個糧棉產區，很少種蔬菜，加上交通不便，職工吃菜及買日用品都非常困難。尤其是172廠也遷至閻良，人員成倍增長，更不是一個縣屬小鎮所能夠承受得起的。住房就更加困難，試飛研究所擠出外八棟讓給172廠籌建人員暫住和辦公，僅有的大營房、小營房兩處房產，兩個籌建單位的建設隊伍無論如何也擠不下。到了三年困難時期，更是雪上加霜，難上加難。為了解決職工生活問題，只好抽調一些人去辦農場，從事農副業生產，發揚南泥灣精神，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由於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停止供應一切物資及資料，研究所一下子陷入癱瘓狀態。設備建材都發生了恐慌，已有的許多先進設備都需要有廠房放置、安裝，基建成了首要任務。可是，鋼材、水泥，尤其是科研設備所需特殊材料卻供應不上。研究所只得派出不少人四處奔走，購買所需的各種材料。然而，生活、生產、科研的種種困難並沒能壓倒熊焰，他帶領全所職工為試飛研究所的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拿出了一大批科研成果。
熊焰主持所的領導工作，在狠抓打基礎、出成果的同時，一直重視人才的培養。還在五六十年代，他就大膽重用從國外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為他們創造較好的工作條件，關心他們的生活，大力提倡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使這些人把自己的知識全部用在工作上，為祖國的航空事業做貢獻。對於建國後培養出的知識分子，熊焰更注重不斷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經常找他們談心，組織鼓勵他們積極學習科技知識，為建設好我國惟一的飛行試驗研究機構而奮鬥。
主持運10飛機設計，嚴把質量關
上海原來沒有大規模的航空工業，只有一座空軍修理廠，熊焰再次面臨創業的局面。在這裏開展飛機的設計事業，一切從零開始。他們在食堂長條飯桌上繪圖，在大型木質包裝箱裏作計算，運10的設計就是在這樣困難的狀態中開始起步的。更加嚴重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擾，一些人不講究質量，但熊焰帶領科研人員堅決貫徹葉劍英副主席關於確保質量，要做到萬無一失的指示，堅持質量第一，按飛機制造的工藝規範，嚴把質量關。在研製過程中，先後進行了163項大型地面試驗，不少試驗項目或規模是國內首創。設計中對電子計算機的運用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廣泛和深入，以至運10的全機靜力試驗達到與預計的差別僅有0.2%。
熊焰親屬關係
熊焰親友回憶
離休之後，父親身體不太好，但仍然在為運10飛機呼籲，表現了一個老航空專家對祖國航空事業的拳拳之心，父親堅信中國的大飛機一定會飛起來。如今C919大型客機終於騰空而起，中國的大飛機又飛上了藍天，父親如果九泉下得知這個消息肯定會很激動。
父親已經離開我們二十多年了，我們一直深深地懷念着他。懷念我那慈愛、嚴厲的父親，他不許我們犯錯誤，更不容忍我們為錯誤辯解、掩飾。他對我們的説教不多，但他赤誠的愛國情懷，他的剛正不阿，他的謙虛謹慎，他的科學求實，他的勤奮學習，他的努力工作都深深感染着我，深深地置於我的內心深處，父親用行動教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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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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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國航空工業史編修辦公室編,中國航空工業人物傳 領導篇 2,航空工業出版社,2012.11,第17頁
- 2. 王維翰主編,難忘的運 10 中國第一架大型噴氣客機研製紀實,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03,第80-87頁
- 3. 週日新等主編,航空人物誌,航空工業出版社,2003.12,第750頁
- 4. 熊曉虹：《我的父親熊焰》，（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大飛機報》2019年3月27日，第3版
- 5. 寇俊松：《首任廠長熊焰》，《瀋陽日報》2021年9月15日，第6版
- 6. 師元光：《熊焰讀後》，《.航空檔案》2010年第5期，第54頁
- 7. 週日新等主編,航空人物誌,航空工業出版社,2003.12,第75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