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川善書

漢川善書是傳統民間文學範疇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據四川天日鎮古墓出土的"説書俑"所析，遠在漢代就有萌芽，至唐代的出現了散韻相同，説唱並茂的"駢文"和"俗講"。宋元以後，説唱文學的種類日益擴大，明代永樂年間便有"欽頌善書"印行天下。清代時，漢川善書由案頭文學發展成講唱文學，且產生了漢川善書曲藝，流行於八旗直隸各省，後北衰南盛，除流行於湖北的武漢、孝感、荊州和黃岡等市縣外，在上海、重慶、河南開封、四川萬縣、湖南津市等也有從事這種宣講活動的藝人。新中國成立之後，南方的漢川善書漸趨消亡，惟湖北漢川、蔡甸、仙桃一帶的藝人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曲種，且逐步形成了以漢川為中心的"漢川善書"。 ^[2] 

漢川善書的印售尤以清代為盛，這正是清朝統治者入關後為統治漢人、鞏固清室而採取的“德治”國策的必然結果。順治九年，順治帝即“頒行六諭，卧碑文於八旗直隸各省”（《宣講拾遺》序），這“六諭”（即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實際上為六條治民的方略，他把中國傳統的道德“孝順父母”放在首位，意圖從家庭的德治擴展到社會的德治，此舉正迎合了漢人的道德標準和道德建設的需求。到了康熙九年，康熙皇帝更闡明瞭自己的觀點，他主張“不專以法令為務，而以教化為先”。他認為“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捨本而務末也”（康熙九年十月初八日《上諭》）。他主張用“教化”整肅民風，並欽頒“聖諭廣訓十六條”。因此，各地書局紛紛根據“聖諭六訓”和“聖諭廣訓十六條”之題目，各舉案證以實之，紛紛編輯印售漢川善書，而這些印售的漢川善書，均以“孝”字開篇，這就是百善孝為先在漢川善書中的印證。《宣講拾遺》一書即根據“聖諭六訓”收錄近30篇書目彙編而成，其目錄第一訓即為“孝順父母”；《宣講集要》一書根據“聖諭廣訓十六條”彙編而成，其第一條為“敦孝悌以重人倫”；《勸善書目提要》一書彙編書目150篇，開篇也是“勸戒類第一，勸孝”。漢川善書的講唱，也繼承了漢川善書宣講的傳統，除創作一批如《好媳婦》、《湖鄉情》等反映現實生活的勸孝書目外，每一團隊每到一地，開講的首要書目便是“勸孝”的內容。由此可見，“孝”在漢川善書中的地位十分顯要，它所包含的尊老、敬老、養老正是中華民族家庭和睦、鄰里相親、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孝”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成為對公民進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內容。 ^[9] 

漢川善書之所以在漢川生根、開花、結果，是由於歷史上漢川是眾水匯歸之區。清代至民國，襄河兩岸開出九條支津，匯歸漢水，水鄉逐漸變成平原，羣眾也逐漸由捕撈轉至耕種，生活日趨安定，對文化、教育的要求也日益迫切。道光年間，官家宣講聖諭漸為民間宣講孝敬父母、和睦家庭、友善鄰里、救難救急等"十全大善"所取代。最初只在元宵節、中元節前後宣講，後逐漸發展到經常性的活動，並可在田頭地邊、街頭巷尾、茶樓酒肆宣講，深受鄉民歡迎。1936年前後由鄉間進入武漢等城鎮。

由於漢川善書是一種敍述體，不象戲劇那樣要求化妝，其形式簡單，易於繼承，故漢川善書很快被人接受，並發展演變成為漢川的曲藝曲種。

漢川善書初為一人宣講，後發展為三人或多人同台宣講。多人宣講時，有"主案"與"宣詞"之分。主案重説講，宣詞（又叫答詞）説兼唱。其表演程式分"宣"、"講"、"答"、"對"等項，內容多高台教化和勸善祈福的色彩。主案自始至終説講故事，宣詞則隨主案人詮釋故事情節，分扮各種角色上場或退場。語言通俗易懂，有問有答，有講有唱。漢川善書曲目有"案"、有"傳"，合稱"案傳"。取材於官府判定了的案情故事謂之"案"；取材於民間故事者謂之"傳"或"書"。漢川善書的唱詞為十字句。上下句式結構。不隨意增字減字，一韻到底。主腔叫"宣腔"，速度舒緩，節奏自由。漢川善書原為徒歌形式，現經改革加入絲絃伴奏。

漢川藝人將行善積德的理念，融入楚劇之中，形成大宣腔、小宣腔、歡樂腔、怒斥腔等13種表現形式。在宣講過程中，通過宣、講、答、對等，以“舌生花”、“口生香”、“臉生色”、“目生光”為藝術標準，活靈活現表現故事情節，深受羣眾歡迎。 ^[3] 

漢川善書按講唱的場所不同分兩類，一類是"場書"，即在固定的書場、茶館中講唱，在漢川城區和馬口鎮邱子村有兩個書場常年表演；另一類是"台書"，即每年春節到農曆三月中下旬，做生祝壽、婚喪嫁娶等鄉間大事，是漢川善書表演最集中時段，許多鄉村都要搭台漢川善書善書藝人講書，而且有俗規，要講就要連續講三年，每年講三場。當地不少老人都保留着童年時期擠在台前聽漢川善書的美好記憶。

漢川善書是從宗教的“説善書”脱胎而來的，初時的演唱仍帶宗教色彩。開始稱善書演唱為“高台教化”，高台上供奉着“宣講聖諭”或“聖諭廣訓”牌位，宣講者要齋戒沐浴，焚香誦經，至台上行畢八大禮，然後吹打、接駕、讀文、肅靜，再開始宣講。宣講時，目不斜視，照本宣科，氣氛肅穆。後來，發展到每年的元宵節、中元節前後，由善堂請藝人或當地文人老先生宣講，名曰:“勸善行好，祈福消災”。之後，有人用講善書來還願，祭祖、祝壽。解放後，善書徹底摒棄了宗教色彩，使之不受季節和場所的限制，成為羣眾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4] 

漢川善書書目繁多，是一筆可觀的民間文化藝術遺產。其題材類型主要分為兩大類，藝人們的術語稱之為“案傳”。所謂“案傳”，就是凡根據經官府判定了的案情，編成故事用來宣講的，謂之“案”，如《一口血》《四下河南》等；凡根據生活故事等編寫用來宣講的，謂之“傳”（也叫“書”），如《蘿蔔頂》《吉祥花》等。藝人們往往把二者結合起來統稱“案傳”，實則代表了漢川善書的兩大類題材——公案故事和生活故事；後者細分的話還可分為傳統民間故事、現代社會生活故事、神話傳奇故事等小類。 ^[2] 

漢川善書的案傳共三百六十五本，其中代表性的傳統案傳有《四下河南》《珍珠塔》《安安送米》等二十七本；羣眾喜愛經常宣講的傳統案傳有《金玉滿堂》《滴血成珠》《雙善橋》等二百九十本；移植改編的案傳有《張羽煮海》《劈華山》《三世仇》等三十八本；新創作反映現實生活題材的案傳有《何月英的婚事》《楊菊香翻身記》《李二姣割谷》等十本。 ^[2] 

漢川善書主要流行於湖北中部地區的漢川、漢陽等縣和武昌、漢口城鎮一帶。

漢川善書在傳承發展遇到了空前困難，青年藝人斷檔，傳統流失嚴重，亟需扶持保護。進入新世紀，受外來文化衝擊和多元文化的興起影響，加之一些有造詣的老藝人相繼辭世，年輕世人能獨樹一幟的少，一些優秀的曲目瀕臨失傳。

1950年湖北省成立“戲曲改進協會曲藝分會”，漢川善書為下設的一個組。 ^[5] 

日本山口大學教授何部泰記於2002年、2004年兩度到漢川市文化館考察漢川善書的講唱活動，並在日本出版了研究專著。 ^[3] 

徐忠德，男，漢族，1934年生，湖北漢川人。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漢川善書代表性傳承人。職業宣講藝人。1978年師從盧維琴，現為第五代傳人。其創作善書五十餘本，改編和移植一百五十餘本。宣講時，吐詞明朗，聲音洪亮，語言果斷，做到舌生花、口生香、臉生色、目生光，並在原有唱腔的基礎上，新創了滑稽腔、漁鼓調、小曲等。代表作品有：《白公雞》《祥林嫂》《竇娥冤》等。2017年8月10日，徐忠德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漢川善書代表性傳承人。 ^[6] 

2006年5月20日，漢川善書藝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1] 

2019年11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漢川市文化館獲得“漢川善書”項目保護單位資格。 ^[7] 

2023年10月31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漢川善書”項目保護單位漢川市文化館評估合格。 ^[10] 

“漢川善書”作為一種既具有深厚的文化傳統，又具有濃郁的鄉土特色的民間説唱藝術，不愧為國之瑰寶。 ^[3] 

2016年03月22日，南河鄉舉辦“漢川善書百日巡迴演出”活動。

2019年5月30日，漢川善書《打碗記》在漢川市仙女山第一小學第二屆校園文化藝術節閉幕式暨慶“六一”文藝匯演中進行表演。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