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裏希·馮·克萊斯特

海因裏希·馮·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年10月18日奧得河畔法蘭克福—1811年11月21日萬塞），德國詩人、戲劇家、小説家。

克萊斯特的家族是普魯士傳統的軍事世家，出現了許多高級將領。父親約阿希姆·弗裏德利希·馮·克萊斯特曾參加七年戰爭，官至少校，於1788年去世。年幼時的克萊斯特即顯示出文學才華。但遵循家族傳統，1792年，加入波茨坦的近衞軍團成為軍官。翌年母親去世，即請假料理喪事。過後參加了普魯士、奧地利聯軍干涉法國革命的戰爭。因不喜歡軍隊刻板的生活，1799年退役。

當年，克萊斯特進入奧得河畔法蘭克福大學學習法律及自然科學，並與一將軍的女兒訂婚。1800年，在柏林的普魯士税務工商部謀得差事。由於厭惡官僚主義作風，一年後放棄公職。去職後的克萊斯特沉浸在康德的哲學中，打算去巴黎推廣康德思想，並提高自身法語水平。1801年4月，與姐姐烏爾裏克前往巴黎。首先在德累斯頓欣賞藝術品。7月抵達巴黎。在巴黎他觀察法國的社會生活，積累了日後寫作的素材。之後他又在瑞士等地遊歷。1803年初來到魏瑪，在作家維蘭德家中做客。之後又去了萊比錫、伯爾尼、米蘭、日內瓦等地，最後二進巴黎。在巴黎，普魯士特使敦促他回國。他回到美因茨，修養五個月。過後幾年，他不斷出現在巴黎，甚至還在科布倫茨做木匠過活。這時期他一邊工作一邊寫作，劇作不斷。1807年他從柯尼斯堡到柏林，被法國人當作間諜拘捕，送往法國關押。7月獲釋。他去了德累斯頓生活兩年。打算開書店，但並未實現。1808年1月，與友人亞當·米勒創辦藝術雜誌“菲布斯”，連載他的劇本《彭忒西利亞》和小説《O侯爵夫人》。一年後雜誌停刊。他的代表作《破甕記》在魏瑪上演，慘遭失敗。

1808年，他的劇本《赫爾曼戰役》完成，為反拿破崙的起義者所賞識。1809年5 月奧地利卡爾大公指揮軍隊在阿斯佩恩-艾斯林戰役戰勝拿破崙。1810年，他創辦《柏林晚報》，抨擊普魯士的親拿破崙政策，反對拿破崙的侵略。這份報紙為德國晚報的先驅。但此時的克萊斯特仍然生活無着，靠堂姐為他申請的年金過活，為普魯士上層社會所歧視。生活的不順、事業的失敗使他喘不過氣。1811年11月21日，1811年11月21日於柏林萬湖先殺死身患癌症的女病友，後自殺。生前痛苦的克萊斯特，終於在19世紀末得到肯定。

克萊斯特的創作正當德國文學的浪漫主義時期，作品帶有浪漫派的特點：神秘主義和強調德意志民族優越的德意志國粹主義。他的《海爾布隆的小凱蒂或考驗》是一出典型的浪漫主義騎士劇，不少文學史家因此把他歸入浪漫派作家之列；但他的創作大多取材於古希臘、羅馬和古日耳曼的歷史，着重人物心理刻畫，因而又有一些文學史家稱他為“介於古典和浪漫派之間”的作家；而克萊斯特有幾部作品的現實主義因素卻又非常突出。喜劇《破甕記》(1808)是他的現實主義代表作，它抨擊殖民戰爭和官廳欺壓人民，暴露普魯士司法制度的腐敗，它和戈特霍爾德·埃夫萊姆·萊辛的《明娜·封·巴爾赫姆》、格哈德·豪普特曼的《獺皮》並稱為德國文學中的三大喜劇。他的另一部現實主義代表作中篇小説《米夏埃爾·科爾哈斯》(1810)，描寫16世紀德國農民戰爭時期一個販馬者被逼為匪，聲勢大盛，官府無可柰何;最後他聽信馬丁·路德的“調解”，放下武器，結果被捕而遭殺害。這部作品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殘暴無恥，頌揚了人民反抗壓迫的英勇鬥爭。《智利地震》(1807)是著名的短篇小説，以智利的一次大地震為背景，描寫一對純潔的青年情侶悲慘的遭遇，揭露了教會的罪行，歌頌了作者理想中的人性美德。

克萊斯特的創作主要是戲劇，除喜劇《破甕記》外，較重要的還有《赫爾曼戰役》(1808)和《洪堡王子弗里德里希》。前者取材於日耳曼英雄海爾曼（羅馬稱之為阿爾米尼烏斯）在條頓森林之戰殲滅三個羅馬軍團的史實，以激勵人民反對拿破崙的佔領。後者取材於普魯士勃蘭登堡歷史，描寫洪堡王子因不願坐失戰機，擅自出擊敵人，取勝後卻因違反軍紀被判死刑，最後得到赦免。作者含蓄地批評當時普魯士王對拿破崙入侵無所作為的態度，而通過對王子的赦免，又反映了他希望普王抗法的愛國熱情。這部劇本於1810年完成，未能上演，也未出版。他的劇本還有《施羅芬施泰因一家》(1803)，《羅貝爾特·居伊斯卡》(片斷，1808)，悲喜劇《安菲特律翁》(1807)，悲劇《彭忒西勒亞》(1808)和浪漫主義騎士劇《海爾布隆的小凱蒂或考驗》(1810)。

克萊斯特著名的短篇小説還有《O地的候爵夫人》(1808)、《聖多明各的婚約》(1811)等。他還寫了許多簡短的軼事，著名的有《近期普魯士戰爭的“軼事”》、《困惑的市參議會》、《酗酒者和柏林鐘》等。他寫有文學論著《論木偶戲》(1810)，説明藝術的優美出自藝術家在創造時不受拘束的心靈狀態。《論在講話過程中思想的逐步形成》(1806)談到語言與思想不可分割的聯繫。他還寫了《一個畫家給他兒子的信》、《一位青年詩人給一位青年畫家的信》、《一位詩人給另一位詩人的信》等申述他對寫作方法、學習遺產、內容與形式等問題的看法 ^[1]  。

參考資料：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