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璧

汪璧出生於1914年，安徽徽州一位中等規模的茶葉商人的女兒。她的外祖父,是徽州的一位縣太爺。汪璧的母親因與丈夫關係不和，便帶了一筆錢，領着女兒方採秀、方採琳，兒子方廉生,一起遷來上海居住。汪璧高中畢業後，就業於上海的同昌車行，擔任會計。同昌是上海專售新式自行車的大商店，開在北京路與西藏路口。同昌對職員的業務要求很高，內部競爭十分激烈，所以，汪璧晚間專去顧準授課的班級進修會計專業。

1934年2月，顧準和幾個志同道合的熱血青年，在上海成立了一個信仰馬列主義的秘密團體——進社。取名“進社”的意思是希望自己能促進苦難的祖國向着光明的未來前進。進社的第一次會議是在顧準家的廚房舉行，以後便規定每週在廚房舉行一次秘密集會，這種集會便簡稱廚房會議。正是在這間廚房裏,立信會計夜校的女學生汪璧，先成為進社的第一個女社員，又成為顧準熱戀的女友。

他倆情投意合，互相愛慕，於1934年12月結婚。

當時顧準19歲，汪壁20歲。顧準弟弟陳敏之回憶：“五哥屬於早熟型，因此結婚也早。因為處於地下，結婚沒有任何儀式。” ^[5] 

結婚時，顧準在南市一棟石庫門房子租賃了一間房間舉辦婚禮。他們倆都是堅決反對舊習俗的新派革命者，舉行了一個簡單而熱鬧的結婚儀式。新婚之夜，一些關係親密的革命同志，應邀來到他們的新居“鬧新房”。同志們一邊喝喜酒，一邊高唱《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 ^[6] 

顧準自1935年1月起，擔任武衞會上海市分會主席。1935年7月，顧準和汪璧正式同居了。他們在法租界的杜神父路（今盧灣區永年路），租賃了一棟石庫門房子的客堂間，購買了一套簡單的傢俱，形成了兩個人的世界。後上海臨時中央局遭嚴重破壞，他倆有被捕的危險，黨組織決定讓他倆撤離上海，轉移到北平。在北平，正趕上“一二·九”運動。情況好轉之後，又返回上海。 ^[7] 

1936年，他們的第一個兒子來到人間。

1937年，汪璧第二次懷孕時，顧準因躲避追捕，不能在身邊照護，她因勞累過多，心情緊張而流產，流血甚多，生命垂危，顧準冒着危險到南市瞿直甫醫院照顧妻子。汪璧血崩後十分虛弱，生活也不能自理。顧準便天天冒險在醫院裏，親自照顧妻子。追捕的風聲還是很緊。顧準便在法租界租借了一間房子，帶汪璧來到這裏隱蔽。

1938年上半年，立信事務所的高級職員們要為顧準補辦一次婚禮。著名律師李文傑為顧準和汪璧簽署了一張當日結婚證書，鄭重其事交到兩個“新人”手中。但也是這段時間，他們年僅兩歲的兒子因感染腦膜炎，夭折了。 ^[8] 

1940年上半年，汪璧又生下了一個兒子。顧準捨棄400多元大洋收入的月薪和每月100多元大學教書收入的優裕條件，到蘇南新四軍根據地工作。汪璧支持顧準的決定，用自己的收入維持一家人的開支，擔負起照看母親的責任，同時在地下黨的秘密電台從事特殊的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租界，汪璧離開上海，進入華中根據地。她在華中與顧準見面。見面時卻是有喜有悲，喜的是恩愛夫妻久別重逢，悲的是她告訴顧準，他們的第二個兒子也因感染肺結核併發腦膜炎而夭折了。為了革命事業。他們已經失去了兩個兒子。經過華中局組織部安排，汪璧進入黨校學習並休息。

1942年日軍大掃蕩開始不久，汪璧生下了長女顧淑林（小名“棒頭”）。後在淮陰根據地生活，汪璧在鹽業管理局工作，後面組織安排下與顧準團聚。

解放戰爭時期，夫妻二人一直在解放區工作。

1947年，華東野戰軍決定把國民黨大軍吸引到膠東半島進行大決戰，緊急動員非軍事人員分散隱蔽，當時汪璧在膠東工作，被列入疏散之列，她一個人帶着婆婆和一對小兒女，登上掛着蘇聯國旗的輪船疏散到大連。

1949年10月人民政權建立時，顧準和汪璧結婚已滿十五年。

1949年人民政權建立以後，他倆在上海分別擔任重要職務，過了幾年平靜的生活。

1950年，顧準夫婦又添了二女兒顧秀林,四個孩子兩男兩女，都健康活潑地成長着。顧準和汪璧那時風華正茂，是普遍受到尊敬的革命幹部。

1952年進行“三反”運動時，沒有經濟問題的顧準卻被打成“思想老虎”，與上海市委委員、市委秘書長黎玉同時以“阻礙三反”的罪名被撤職。與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汪璧，十分理解也十分信任他,非但沒有半句責怪之言，反而送來許多安慰和鼓勵。汪璧幫助顧準度過了這段難熬的日子，並在以後的漫長歲月裏，與顧準相互扶攜。

1953年元旦過後，中組部決定調顧準到建工部擔任財務司長，汪璧一起調往該部擔任處長。顧準到達北京，工作方向還未最後確定。顧準便與汪璧一起，去故宮、天壇、北海、香山等處遊覽。顧準離滬時，母親和五個孩子（他們夫婦又添了幼子顧重之，小名“小弟”）暫留上海。顧準和汪璧在北京東單附近的一個小四合院裏，形成了難得的兩人世界。

後顧準去洛陽工作，於1955年8月回到北京。他決定離開建工部，與妻子汪璧商量後，向建工部黨組提出，希望去中央高級黨校學習一年，得到了建工部黨組批准。每個週末,顧準都從黨校回家團聚。這時,他留在上海的五個孩子和母親都已遷來北京，一同居住在建工部宿舍。顧準在1955年11月22日的日記中寫着這樣的話：“我想到了我有一個這樣好的家庭”，“我的生活如此穩定幸福，實在是一生中所未有的”。 ^[3] 

顧準也在日記中以輕鬆的筆調，記載了他與汪璧温馨浪漫的夫婦生活，及彼此間的感情交流：“（日記1955.12.18）過了一個非常愉快的週末。把這上面的日記與所聽到的傳達向採秀朗誦了一遍。”“（日記1956.1.11）每星期六,採秀總準備一冊小説。這次她準備的是安徒生童話選集。內容是真好，可是讀來很易獲得感傷情緒。”“（日記1956.2.27）秀之去西安，要分別一個多月,不免使我若有所失。”“（日記1956.3.4）一封是採秀來的。因為地址流轉不定，無法回信。這一晚十分寂寞。今天很早就來（黨校――引者加字）了。現在就是盼望她早日回來。”“（日記1956.3.11）又過了一個假日。秀不在家，悒悒寡歡。”“（日記1956.3.18）採秀未回，這一星期未來信。實在希望她早回。” ^[9] 

1956年盛夏，顧準從中央黨校畢業。同時他不斷思考經濟問題，發表學術觀點。

1957年，顧準被打成“右派”，被送去勞改，汪璧以堅強的態度接受了這一殘酷的事實，她認為：顧準主要是“嘴不好”，説了些別人不敢説或不會明説的話。盼望顧準今後能獲得甄別，而他自己今後説話謹慎一些。她擔負起全部家庭重擔，讓顧準能如其所願，靜靜地讀書，潛心研究問題，另闢一條生活道路。

在汪璧和全家人的關心支持下，顧準在家中的讀書與研究，一直平靜地持續到1958年春節。顧準對妻子和家人這時給予他的家庭温暖、關心和理解，充滿感激之情。他晚年曾動情地説：“我劃為右派以後，全部家庭生活當然都由汪璧負責。正是我這方面的親戚，評論汪璧時説，她是把一切都貢獻給我了。” ^[4] 

後來，顧準被送去農村勞改，離開時，汪璧十分體恤和細心。她特意帶着一家人下樓送行，並讓身穿舊中山裝單布衣衫和籃球鞋的顧準站在中間，在家門口拍了一家人的合影照片。 ^[15] 

但是，對子女的教育卻成了難題。為了保護子女的前途，顧準與汪璧商議之後作出一個違心的決定，今後就讓子女把他作為一個“反黨右派”看待，讓子女和正統文化融為一體。顧準痛楚地決定，讓子女和他劃清界線。汪璧的內心十分痛苦，可是，五個孩子都沒有成年,想讓子女今後有較好的前途，丈夫的做法,也不失為一種現實中的辦法。汪璧為了顧準在農場獨自過日子，生活能有較大改善，又可以盡情買書，便讓顧準獨自支配使用他那五十元生活費，由她以每月一百八十元左右的工資，來挑全家老小的擔子。 ^[16] 

後顧準得以返回經濟所，他對家人們説，他以後努力做好應做的研究工作，埋頭讀書寫作，照顧家庭,除此而外別無他求了。汪璧和子女看到顧準高興的樣子，都十分歡喜。顧準看到子女和他關係又變得和諧親暱,興奮不已。 ^[17] 

1964年，顧準的外甥宋德楠因組織“馬列主義研究會”而遭罪，顧準因此受到牽連，於1965年2月被“監護審查”。胸膜炎大病方愈的汪璧擔心顧準寫的探索市場經濟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稿和筆記惹來麻煩，便和婆婆一起緊急銷燬，擔心用火銷燬會引起鄰居的注意，便把它漚爛之後投入抽水馬桶中沖走。 ^[18] 

1965年7月，顧准以對宋德楠有思想影響的罪名，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這次被劃為“極右派”，表示罪加一等，然後被送到周口店勞改。顧準被第二次劃為“右派”的消息傳出後，在101中讀書的幼子顧重之馬上被扯去紅領巾。 ^[19]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政治形勢變得十分嚴峻，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和“階級鬥爭”的狂熱，達到完全失去理性的瘋狂程度。這時期，汪璧一直十分抑鬱，十分痛苦，她面臨着足以逼死人的兩個難題：“要黨還是要丈夫”？“相信毛主席還是相信丈夫”？在兩種忠誠不能並容的當時的中國，她痛苦地作出決定：和顧準離婚。

1966年小年，顧準獲准回家去過春節。到家的下午，汪璧提出離婚。對於那天的經過情況，他有一段追述：“到家在下午，汪璧還未回來，在家的孩子沒有一個理我的。晚上，汪璧提出離婚，想到1957年以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麼多債，以後不應該再害親人，忍受感情上的牽思,痛快地同意了。” ^[10] 

據陳敏之接受採訪時介紹：“五哥和五嫂相伴三十多年，患難與共,兩情深篤，經歷了多少驚濤駭浪。五嫂不是出於萬不得已，絕對不會提出這種看來絕情的措施。五嫂提出離婚前，曾寫信向我徵求意見。她説，離婚實在是百般無奈；如果五哥以後還能摘帽，十年以後和他復婚。我內心深處雖然不贊成他們離婚，卻覆信表示了同意。我想，這樣,他們孩子的處境也許可以好一些。現在回想實在後悔。如果我當時能攔住他們該有多好啊！那樣,五哥、五嫂或許都能熬過十年浩劫了······”

顧逸東接受採訪時，對這段極其傷痛的往事，流着眼淚進行了回憶：“母親和父親的感情一向很好，但是，母親作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在如何對待父親的政治問題上，內心處於極大的矛盾中。當時的社會,政治一邊倒。和‘反黨’分子劃清界限，是黨的政治要求，母親作為老黨員確實很難做人。母親性格內向，總帶一點憂鬱,和父親不一樣。父親第二次打成‘右派'，母親精神壓力一直很大，幾乎天天憂心忡忡。説老實話，她雖然愛我父親，卻並不能理解他的高深思想。” ^[11] 

顧準內心非常痛苦，陰曆年初五，顧準前往醫院去看病。醫生診斷為心率嚴重不齊，有突發性心臟病，開出“暫不參加勞動”的證明,要他卧牀休息。對那次不堪回首的春節，顧準兒子高粱接受採訪時，強忍內心的痛苦進行了回憶：“1966年那個春節,表面看來還是融洽和平靜的。春節過後，父親便離家去周口店。父親出門的時候，我的弟弟、妹妹正在拌嘴。父親回過頭，大吼了一聲：‘還吵什麼？你們沒爹啦！’這真是很慘很慘的一幕！母親為了我們孩子這樣做，內心非常痛苦，她提出離婚前，曾有過自殺的念頭。1965年秋,母親曾經很難過地對我説：‘你們都大了，要學會獨立謀生…’我後來一再回想，母親那時已經想要去死。她實在是沒有一條好路可以走啊！這以後，母親還曾痛苦不堪地對我説過：‘你們現在不可能懂，結婚以後才能知道，夫妻之間是什麼感情！‘母親和父親感情一直很好，卻被政治運動逼到這個地步！那個年代，實在太殘酷了.....” ^[12] 

顧準和汪璧並沒有辦法定的離婚手續。他們只是各自提出了離婚申請，卻沒有得到批覆——不久，轟轟烈烈的“文革”爆發，此事被擱置了起來。可是，由於夫妻雙方已經決定離婚，汪璧懇求顧準不要再損害這個風雨飄搖的家庭，顧準從此便不再回家去居住。

顧準雖已和汪璧分開，但是，他的心裏無時不在思念着妻子和兒女。他便通過陳敏之，與汪璧秘密進行書信聯繫，表達他對家人的問候和關心。陳敏之多次代顧準與汪璧及時傳遞信息，轉達彼此間終究無法割斷的那份關心。這個秘密的通話渠道，一直保持到顧準被押回北京看管為止。

“文革”剛爆發，汪璧便受到顧準的株連，率先成為財政部重點批鬥對象,被鬥得死去活來。一次批鬥會上，汪璧被當眾宣佈開除黨籍。後黨籍問題一直沒有解決，這成了汪璧不可擺脱的精神重負。她經常為自己是否還能回到黨內而擔憂害怕。連續的折騰，使她已有心理疾病的徵兆。

1967年5月一個星期六，顧準回家取一些衣物，傍晚，汪璧回家，見到顧準，她痛苦地望着丈夫説道：“你害人害得還不夠，還要來害人！”説來就大口喘氣。兩年後顧準追憶他與亡妻這次未及告別的最後相見，悲傷地寫道：“1967年5月,她看來已經實在支持不住了。”無窮無盡的打擊把汪璧的精神摧毀了。

陳敏之回憶：“1967年11月，我有機會去了一次北京，特地去百萬莊探望五嫂。看上去，她不只疲憊，而且顯得十分衰老，一臉病容。我在她那裏吃了一頓飯，沒能談什麼，也不可能談什麼。現在回想，我十分懊悔，為什麼當時連一句可以使她稍稍寬慰的話也沒有説。這是我和汪璧最後一次見面。” ^[2] 

顧準回到經濟所住地後，還是一封連着一封地給汪璧寄信。可是，汪璧每次接到顧準的來信，就緊張害怕，不知道該怎樣回覆顧準的來信。因此，她每封都看，看過後卻一封也不回覆。後顧準收到了一封來信，信封中只有一紙簡短的聲明，那是除了他的長女（當時不在家）以外，四個子女聯合簽署的斷絕關係文據：“和顧準斷絕父子關係。”

同時，經濟所造反派批鬥顧準的“翻案罪行”，財政部造反派積極配合，掀起了追查汪璧和顧準“黑關係”的高潮。1966年8月，從顧準家中抄出的《毛選》上，發現寫有“邏輯不通”、“脱離實際”、“錯誤”等批語，認為這是“惡攻罪”，便把此事與汪璧掛鈎，説她“長期窩藏反革命罪證”。她1964年協助顧準銷燬手稿筆記的事被揭發出來，她又被誣為“長期包庇反革命丈夫 ”、“銷燬反革命罪證”。她遭受種種非人的折磨，有口難辯，痛苦不堪。她為了跟黨走，才忍痛與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丈夫離婚，而最後竟得到這種待遇。精神和心靈的折磨是最殘酷的折磨，想想1952年以來所經歷的一切，所遭受的一切，她完全絕望了。

1968年4月8日，子女都有事離開了家。汪璧在家中吞服了大量消毒用“來蘇爾”藥水，時年五十四歲。

晚上，兒子高粱回家，敲不開門,從鄰居家爬進自己家裏的窗户，這才發現媽媽已經氣絕身亡。書桌上留有她的遺書：“幫助反革命分子銷燬材料罪該萬死。”高粱哭着跑到姐姐顧淑林的單位，找到了姐姐；又在次日清晨跑到清華大學，找到了哥哥顧逸東。他們又找來小弟弟顧重之（顧秀林當時不在北京）。姐弟四人料理了最後的喪事。

顧準卻絲毫不知汪璧已自殺，依然給汪壁又寫了四個月的信，計十餘封。直到8月間,顧準徹底失去自由而停止寫信。汪璧逝世一年零一個月後，顧準依然誤以為汪璧還活在人世。1969年6月16日，他在一份歷史材料中寫道：“回顧1934年和汪璧結婚以來，無論在上海地下工作時期，在解放區時期，在全國解放以後，她都在承擔起做母親的全部重擔之下，堅持了革命工作的崗位。早期，即1940年以前，我拋棄比較優裕的社會職業轉入地下，或離開上海到抗日根據地，她從未扯過後腿。全國解放以後的短期上海工作期間，她絕沒有因我工作地位較高，而在個人生活或家庭生活方面有過什麼額外的要求。……1957年我劃為右派，開始發現我欠了債。1957-62，汪璧對此全不在意……····我現在對汪璧除了感激幾十年來她的恩情而外，也希望在我的餘生中有機會照料汪璧晚年的生活一一她身體本來不好，1957以來，由於我是右派分子,又擔負起來了過重的負擔。1967年5月所見的她的容貌，略一回憶，還如在目前！” ^[4] 

顧準奉命填寫下幹校登記表時，再次呈遞了懸切要求與汪璧直接見面的申請報告。1969年11月7日,顧準冒着風寒扛完木頭後，再次苦苦要求工宣隊作出答覆。工宣隊這才將隱瞞了一年半的汪璧死訊，用極簡單的幾個字告訴了顧準——大約是“汪璧已經死了”。可是，汪璧的死亡日期與地點，死亡原因,有無遺言，安葬情況（汪壁的骨灰後來下落不明瞭），都一概不説。

在聽到這個死訊以後，他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字句：“聞噩耗，既覺意外，也不覺意外，意外的是她愛孩子，為什麼給孩子留下一個“母自殺’的家庭環境；不覺意外的是，1965秋，她已寫過遺囑，1967年5月，她看來已經實在支持不住了。”接下來寫道：“我此時只想知道她死時的情況,趙説，他們幫我找找，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是我還是抑制住，努力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1944年在延安我為父親服喪。這一回,我不服喪，因我為秀服喪是終身的。長恨歌説‘此恨綿綿無盡期’，那是空話。但是，馬克思把他父親的小像，嵌在胸飾中，帶進地下。我至少還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記憶，至少在我心裏還要活二十年…… ^[13] 

為了悼念亡妻，顧準到幹校後，向同所的張純音借布票買來三十尺白色維尼綸，親手製作了兩套純白的被套和枕套。他在日記中寫道：“被服，大體可以用到我長辭人世之日，服喪從白，從古禮也………”他以此作為對汪璧永久的紀念。

1980年初，經中央有關部門與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複查，顧準於1957年、1965年兩次打成“右派”的大冤案，獲得徹底平反，恢復黨籍，並恢復政治名譽。1980年2月，中國科學院、財政部等單位，為顧準和汪璧隆重舉行追悼儀式，訃告高度評價了顧準和汪璧的一生。各方面領導與各界人士，以不同方式表示深切哀悼。

顧準弟弟陳敏之評論：“所有對汪璧比較熟識的人，都知道她是一個十分善良、沉靜、嫺淑的女性，在她身上，既有古代婦女傳統的美德，又兼有現代革命女性堅毅的氣質。她的一生是平凡的，沒有一點英雄傳奇色彩；她為追求人類的崇高理想默默地奉獻了自己的一生。她對社會、家庭、丈夫、孩子、母親只有給予，從來不知道索取，她永遠是謙遜、樸實的。1980年2月，在汪璧死後十二年，為他們夫婦倆一起舉行了一個莊重的儀式，把他們倆的骨灰盒重新安置在一起，一對受盡人間折磨的靈魂，從此可以在一起互訴衷腸。但願他們能夠得到生前沒有得到的永遠的安寧吧！” ^[14] 

夫：顧準

子女：長女顧淑林，二子顧逸東，三子顧南九，四女顧秀林，五子顧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