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月樓

1844年出生，譜名久先，從藝後改名久昌，字月樓。安徽懷寧人。父親楊基旺（楊二喜），為賣藝拳師（一説為清道光年間徽班武旦演員）。清咸豐間隨父到北京天橋賣藝，為徽劇名角"忠恕堂"張二奎賞識，張二奎遂聘楊二喜為教師，收久昌為弟子，使習武生，排名玉樓，與陸玉鳳、沈玉蓮、俞玉笙（俞菊笙，為俞振庭之父）同門。楊、俞為張二奎左膀右臂，一時有"忠恕堂文武雙璧"之稱。演老生，兼武生。咸豐末年滿師後，在京很少露演，自立"忠華堂"課徒授藝。初在上海搭班，隸丹桂園。 ^[1] 

後至北京，隸春台班直至去世。1876年復至上海開鶴鳴園。同治末年赴滬演出，轟動上海灘。張二奎過逝後，他被程長庚約入三慶班，為“京劇鼻祖”程長庚器重，以三慶班事相托。

光緒四年（公元1878年）底，由程長庚呈請，楊月樓被保選為四品頂戴的精忠廟（梨園公會前身）廟首併兼領三慶班。

1882年程長庚去世，接掌三慶班近十年之久。在京、滬享有盛名。

光緒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經張淇林保薦，與王楞仙同被選入清宮昇平署，進宮承差，供奉內廷，曾為慈禧太后演出。光緒十六年六月初一故於宣南右順衚衕寓所。在其彌留之際、託孤於盟弟譚鑫培，望精心培育其子三元（即楊小樓）成才，並囑三元拜在譚氏膝下為義子，按氏家譜排名嘉訓，後成為一代國劇宗師。

他體魄魁梧，嗓音宏亮結實，唱、念講究字韻，起扮相儀表堂堂，有"天官"之譽。在宗奎派（張二奎）基礎上，又兼具程派（程長庚）、餘派（余三勝）兩派之長。文武皆能。動作靈活如猴，猴戲尤被讚賞，因為演出孫悟空非常出色，有“楊猴子”、“美猴王”之譽。並以武戲文唱著名，形成“老楊派”之藝術風格。

文以《打金枝》《金水橋》《回龍鴿》（或稱《回龍閣》）、《五雷陣》等奎派戲見長。武戲《長坂坡》《惡虎村》《賈家樓》等為傑作。猴戲代表劇目有《安天會》《水簾洞》《泗州城》。此外還擅演《四郎探母》《安五路》《鎮潭州》《御碑亭》《羣英會》《取南郡》《定軍山》《陽平關》《戲妻》《下河東》《黃鶴樓》《連環套》《翠屏山》《芭蕉扇》《五花洞》《蟠桃會》《金錢豹》等。

著名京劇宗師楊小樓的父親楊月樓，是“同光十三絕”之一，曾幾度到上海演出。有一位閒居上海的廣東徐姓婦女，見他人品出眾，技藝非凡，便有心將女兒許配與他，因而與之多有交往。這位婦女本是官眷，人雖半老，風韻猶存，丈夫死後擁有一大筆遺產。住滬的廣東人見她與楊月樓過從甚密，便疑心兩人有私情，覺得丟了廣東人的面子。現又聽説楊要娶她的女兒，便斷定楊企圖吞佔徐姓家財，霸佔母女，出於同鄉人的義憤，他們聯名訟之於官。當時的上海縣令也是廣東人，見了訴狀便怒火中燒，即刻出籤將楊月樓拘捕入獄。審訊時，楊拒不開口，縣令命衙役用鐵錘打他一千下，誰知鐵錘落下，質軟而輕，毫無痛苦。這是怎麼一回事？幾天以後，一個妓女到監獄去探望他，才解開了謎。此探監者名叫沈月春，是上海名妓，因厭惡勾當生涯，早已有心從良。楊月樓每次到上海演出，她都要去看他的戲，並深深愛上了他。奈因自己身份卑賤，只好把愛慕之情藏於心底，此次當得知楊因事繫獄後，她慌忙跑到縣衙疏通關係，衙役告訴她，此事實在愛莫能助。衙役還説，縣太爺已命我們準備鐵錘，打算在堂審時找個岔子活活將楊打死。沈月春一聽淚如泉湧，突然跪下，苦苦哀求衙役救她的“心上人”一命。她花了一千兩銀子，終於買通了衙役。衙役在行刑時，用的“鐵錘”是軟木做的。

沈月春去監房探望楊月樓的時候，因為楊並不認識她，她只好自報家門，並詳細敍述了自己暗裏救他的經過。言談之中，她微露愛慕之情，最後竟哭着對楊説：“自君入獄，妾不敢自安，每日吃素唸佛為君消災，誠望君早早出獄。”楊月樓聽了她的哭訴，感動不已，他真想一把拉住她的手，説上幾句感恩的話。但是他深知，此舉非但剪不斷月春的相思情，反而會使她陷入更深的愛戀之中；再説自己早已與徐姓婦女的女兒有過海誓山盟——一個非她不娶，一個非他不嫁。他是不可能娶眼前這位多情妓女的，又何必誤了人家從良的大事呢！想到這裏，楊月樓竟扳起面孔，雙目怒視，高聲責問她：“誰叫你救我的？誰叫你吃素的？我坐班房與你何干？”可憐沈月春哪知楊月樓的用意，面對如此“忘恩薄義”之人，她頓時心灰意冷，痛哭而返。從此厭絕塵事，自削其發，跑到杭州建了一座尼姑庵，當了尼姑。

楊月樓是某京劇戲班演老生、武生的名伶，由於演技扮相俱佳而名噪一時，時譽贊其玉立亭亭藝兼文武。同治十一年年十二年年期間他在上海租界著名戲園金桂園演出，傾倒滬上男女一般京調非偏愛只為貪看楊月樓。就在同治十二年年冬天，楊月樓因與一商家女子的姻緣而引發了一場官司。楊月樓在金桂園連續演出表現男女之情的《梵王宮》等劇，一廣東香山籍茶商韋姓母女共往連看三天。韋女名阿寶年方十七，對楊月樓心生愛慕。歸後便自行修書，細述思慕，意欲訂嫁婚約，連同年庚帖一併遣人交付楊月樓，約其相見。楊月樓且疑且懼不敢如約，韋女遂病且日見沉重。其父長期在外地經商未在滬，其母即順遂女意遣人告知楊月樓，令延媒妁以求婚。月樓往見遂應約，倩媒妁具婚書，行聘禮訂親並開始準備婚事，但事為韋女叔父所知，以良賤不婚之禮法堅予阻攔謂，惟退。

韋母遂密商楊月樓仿照上海民間舊俗行搶親，韋女叔父即與在滬香山籍鄉黨紳商以楊月樓拐盜罪公訟於官。於是正當其在新居行婚禮之日，縣差及巡捕至執月樓與韋女，並起獲韋氏母女衣物首飾七箱據傳有四千金，在將韋女解往公堂的路上，據記小車一輛危坐其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紅衣猶未去身也。沿途隨從觀者如雲。審案的上海知縣葉廷眷恰亦為廣東香山籍人，痛惡而重懲之當堂施以嚴刑，敲打其楊月樓脛骨百五。女因不僅無自悔之語反而稱嫁雞遂隨雞決無異志而被批掌女嘴二百。二人均被押監待韋父歸後再行判決。此案一出立刻傳遍街衢輿論轟動楊月樓是紅極一時。人人皆知的名優犯了這樣頗富戲劇性的風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同時優伶一向被視為賤民而韋姓茶商則不僅屬良家且捐有官銜，是有一定身份家資小富的商人，楊月樓以賤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違反了良賤不婚的通行禮法，此外韋楊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當形式而鄉黨則以拐盜公訟於官縣官又以拐盜而予重懲，這種種不合常規的事情也引起人們的興趣因而一時眾論紛紛。最後為案澄清冤屈的人是慈禧太后。不過，楊月樓案卻是糊糊塗塗的了斷。參與制造此案的人都未受到一點影響，照樣高高興興當官摟錢。而楊月樓的妻子韋阿寶，亦被其父逐出家門不知下落。

輿論分為針鋒相對的兩派，一派以地方紳士為代表，他們言激詞厲，以“端風化”為由，要求嚴懲當事人，並進一步主張“正本清源，謝禁婦女看戲”；另一派則是呼吸了海上新風氣的市井文客，他們持論寬鬆安閒得多，在同情韋、楊的調子裏，更多流露的是對前者的不以為然。地方紳士以道德自任，冠冕堂皇，並且多少具備些干預事件發展的力量；市井文客擅民主之名，雖無直接勢力，也許倒代表了社會風向，其影響同樣不可低估。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上海縣紳董江承桂、鬱熙繩呈請下，縣令葉廷春頒佈《嚴禁婦女入館看戲告示》，告示在《申報》上刊出不過一星期，即有化名“與眾樂樂老人”者致信報館，批評禁止婦女看戲：“夫看戲一舉，原屬賞心樂事，本當男女同樂，良賤共觀。今婦女仍無厲禁，惟良家獨自向隅，故愚謂此論未昭平允。試思男子處世，有交遊之樂，有縱馬田獵之樂，甚至有秦樓楚館之樂，博錢踢球之樂；而在婦女皆無之。至於看戲一事，可以消愁解悶，可以博古通今，可以勸善懲淫，似宜任其觀閲無禁，不宜復分男女，復論貧賤也……故吾深不願有此一禁也！他日者，餘將攜家屬同赴戲館，不徒願吾一鬚眉男子獨樂其樂，可並將使吾眾巾幗婦人共樂其樂：不徒攜我家婦女與少樂樂，欲邀同人婦女與眾樂樂，斷不因貴館之論禁止，遂使之大殺風景也……”這封出自男子手筆的信，至少流露了下面三層意思：看戲乃娛樂消遣；娛樂消遣為人之必須；男女在娛樂消遣方面的權利是同等的。還有一層稍稍隱蔽的意思：紅粉釵裙本為戲園一景，如今把她們通通趕走。則男子看戲也覺冷清無趣。

1875年，光緒元年（乙亥）：楊月樓在滬開辦鶴鳴園

1879年9月4日，光緒五年（己卯）七月十八日：三慶班應史家衚衕仁和王文恰公夒石宅堂會

子楊小樓承父業，亦演武生，又有所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