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楚克蘇隆

棍楚克蘇隆通曉蒙古語、滿語、漢語。賓圖王性格爽直而勇敢，不畏權勢。好讀《孟子》，他常説：“在中國聖賢中，我最崇拜孟子，孟子説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最為合理”。

公元1904年，棍楚克蘇隆襲郡王爵、任科左前旗札薩克後，為該旗人民做過很多好事，如肅清了多年的匪患，創辦了學校，派學生到內地學習，籌辦警察局，組織民團，安定地方秩序。公元1907年，當地人民倡議給賓圖王建生祠，賓圖王不允許，數請不準。結果在柳條邊秀水河邊門外，羣眾竟給他建立了3個大石碑，用蒙、漢兩種文字歌頌了他的功德。

棍楚克蘇隆認為藏傳佛教禍害蒙古人，他在1904年所上奏摺《條陳自強辦法》第一條便提出“取締宗教以祛迷信”。宣統元年（1909年）十二月初十日，棍楚克蘇隆通過東三省總督錫良向清廷上奏《條陳蒙旗興革事宜折》。他認為蒙古貧弱之根源乃藏傳佛教導致，故在《條陳蒙旗興革事宜折》第一條便提出“宗教上之取締”：

信教自由，本東西各文明國之通例。蒙民之以佛教為宗教，始於元代，至今六百餘年。初不過佛法平等戒殺好生，藉以化其殘暴爭陵之氣。乃日久相延，迷信日眾，學佛者踵趾頻仍，除諷誦經咒外，別無研究，以至不事生產，愚陋日甚，貧弱之根實基於此。急欲圖強，非取締宗教不可。取締者非禁止之謂，以後先定學佛規則，凡蒙民出家必由本旗長官查驗，年至五十歲以下，有弟兄四人實無業可執者，方準披剃。如此限制之，則信教者仍不失自由之旨，而迷信之風亦可稍戢，由愚而明，由弱而強，庶幾近之矣。 ^[1] 

公元1910年冬季，賓圖王由北京貴胄學堂畢業。回來後，便認識了由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派來的那拉班禪活佛。這位活佛用黃緞包着左手，説掌心有眼，能照見一切。有人向他問事，有時口答，有時袒露背部，皮膚上便現出蒙、藏文字，用以作答。這樣轟動了一時，遠近四方來參拜的人日益增多。

公元1911年農曆正月，賓圖王偕活佛到北京，有人見活佛的行跡可疑，向清政府告密，説賓圖王有異志，他府中有妖人。賓圖王怕敗露，即派心腹乘就京綏火車將活佛送到張家口外放走。其實，這們活佛是來勾結賓圖王在內蒙古起事，響應外蒙古獨立的。賓圖王想發動內蒙獨立。

送走活佛之後，賓圖王便長期住在北京，來往於各個駐京的蒙古王公中間，開始了他的活動，他提議從哲盟起事，北聯呼倫貝爾，西結西部各盟，和外蒙古統一起來，搞一個蒙古獨立王國。這一計劃，得到了東部蒙古各王公的普遍贊同。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清朝政府，代之而起的是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賓圖王和貢桑諾爾布、那彥圖等蒙古王公參加了決定清朝最後命運的御前會議，他成為反對溥儀遜位的蒙古王公之一。清朝滅亡後，蒙古王公利益受損，棍楚克蘇隆先聯繫俄國尋求援助，未成後又聯繫日本，希望從日本取得借款。但日本方面因懷疑他同俄國有聯繫而拒絕了其借款要求。1912年北京兵變時，棍楚克蘇隆回到本旗，想借機起兵獨立，但又怕號召不成。後袁世凱政府任命他為蒙藏院總裁，急電催他火速進京。對此，賓圖王猶豫了好幾天之後，突然，有一天帶親信色登阿、豐升阿、阿木爾等出走，投奔了庫倫。

賓圖王出走後先到奈曼王府，想和奈曼王蘇珠克圖巴圖爾同往庫倫，商議幾日，決定蘇暫時不走。由蘇派兵10名，送賓圖王到錦州東邊的一個小站歷家窩堡上火車，經瀋陽、哈爾濱到滿洲里，經西伯利亞大鐵路，由恰克圖到達庫倫。後來蘇珠克圖巴圖爾因奈曼旗內駐有熱河派出的軍隊，故未按約定赴庫倫，而是在卓哩克圖親王色旺端魯布的幫助下脱離所謂“污衊”，應召赴北京覲見大總統袁世凱。而後袁世凱晉封棍楚克蘇隆為親王，還將其出走庫倫解釋為進行所謂策反活動。這都是對其進行的拉攏和羈縻。

公元1912年，賓圖王在庫倫任哲布尊丹巴政權的副總理大臣，當時他獻出了不少“治國安邦”之策，都沒有見諸實行，因大權都操在外蒙古喇嘛、王公之手，這些人都是些迷信守舊之輩，哪能裏還能看得慣如賓圖王這樣的好事之人，甚至誣告賓圖王為袁世凱的間諜。

1913年初，棍楚克蘇隆隨達喇嘛車林齊密特代表大蒙古國方面赴哈爾濱同日本方面接觸，但因受俄國阻撓而未能成功，乃返回庫倫。

公元1915年春天，賓圖王赴某大臣宴會後，回寓所走到院內，大叫一專聲“豐升阿”後倒地，豐等聞聲趕到時，賓圖王面色赤紅，口吐白味，氣絕身亡，時年僅28歲。死後其靈柩運回原籍入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