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

1929年秋，太平洋國際學會在日本西京召開大會之前，以餘日章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在瀋陽舉行籌備會。1931年9月23日，籌備會主任閻寶航偕遼寧省商、工兩會會長金哲忱、盧廣績等從瀋陽設法逃出敵人虎口，抵達北平，次日即會同先已在平的高崇民、王化一等發起組織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簡稱為救國會），以“抵抗日人侵略，共謀收復失地，保護主權”為宗旨。救國會於9月27日正式成立，會址設於舊刑部街奉天會館內。在北平的東北人士踴躍參加，入會者達400餘人（會員不以東北人為限）。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由會員大會選舉執行委員會，由執行委員會推選常務委員；常務委員會下，設總務、軍事、政治三部，各部設正部長一人、副部長二人，均由常務委員兼任。總務部正、副部長為盧廣績、高崇民，軍事部正副部長為王化一、彭鎮國、熊飛，政治部正、副部長為閻寶航、杜重遠（杜在上海未到任，嗣推霍維周繼任）。此外，還設有監察委員會及特種委員會，如軍事及政治委員會等。 ^[3] 

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的組織成員，上層人物佔少數，知識分子及青年學生佔絕大多數。從黨派來説，國民黨如梅公任（又名梅佛光）、吳煥章、黃劍秋及“改組派”錢公來等，青年黨如王捷俠、霍維周等都曾參加。中共地下黨員和在黨的影響下思想進步的青年，則有宋黎、張希堯、寧匡烈、張雅軒（現名為張金輝）等。閻寶航、盧廣績、王化一、車向忱等，則屬於大多數的無黨派。 ^[3] 

當時擺在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面前的緊急任務，是立即開展抗日宣傳和組織人民抗日的武裝鬥爭，以期喚起全國人民共起抗日，並對日寇進行破壞擾亂，以阻撓其進一步擴大對中國領土的侵略。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成立後，即以宣傳工作及軍事工作為中心，展開並推動了多方面的抗日活動。 ^[3] 

為了聯絡馬占山、李杜，策動遼東救國軍唐聚五、鄧鐵梅等部及瀋陽、遼西的義勇軍，救國會先後派車向忱、黃宇宙、宋黎、張雅軒、苗可秀、高鵬、紀廷榭、墦賡祺、魏興華等及大批政工人員秘密出關，開展工作。在宣傳工作方面，除了組織宣傳隊，沿平津、平漢等鐵路線擴大宣傳之外，又以北平、天津、上海為宣傳重點地區，增派王化一、徐靖遠等到平津各大學，閻寶航到南京、上海各地，報道“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人民抗日活動及東北義勇軍奮起抗戰的情形。 ^[3] 

為了訓練出關抗日青年，曾組織學生軍集中訓練，為期兩三個月。為了安置逃亡進關的東北青年學生，培養抗日的骨幹力量，開辦了東北學院（後改名東北中學）和東北難民子弟中學，以王化一、李夢興分別擔任校長。東北大學不久亦在北平復校。三校開學後，均加緊實施軍事訓練。言論機關則辦有《救國旬刊》《復巢月刊》與《東北通訊》。為了安置抗日人員的眷屬及逃亡關內、一時無法謀生的東北人民，設立了收容機關，名曰東北難民教養院。為了表彰為國捐軀的抗日烈士，設有昭義祠。以上種種措施，都以“打回老家、收復失地”為指導方針，各方配合，積極創造條件。 ^[3] 

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的組織與抗日活動，純系東北民眾出於愛國熱情、民族義憤和憤於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自動自發起而保家衞國的行動，事前無張學良的授意批准。但是張學良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曾給予許多有力的支持，直到他被迫下野為止，如鼓勵抗日將領，維持救國會同志生活，及發行愛國獎券，以接濟義勇軍和彌補救國會及東北中學的開支，即其事例。 ^[3] 

為了督促國民黨政府實行抗日，救國會決定組織赴京請願團。此時適逢國民黨寧粵兩方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救國會乃於10月28日召開全體委員會議，請願團先去滬向國民黨和平會議請願，再轉回南京請願。請願的目的為：一、響應和平會議，促成統一政府；二、團結全國愛國力量，一致抗日；三、督請南京政府出兵收復東北失地。 ^[3] 

11月5日，請願團大隊齊集北平東車站，準備出發，路局受南京政府暗示，不給掛車。張學良為敷衍南京政府的面子，也表示勸阻，請願團未予理採。南下列車行將開車，請願羣眾紛紛卧軌，阻止開行。青年們大聲疾呼，向乘車客人宣傳南下請願的重大意義，有的聲淚俱下。全體乘客深受感動，自動讓出列車，並有一部分人要求參加南下請願。頓時，這一列客車變成了請願專車，在車上車下歡聲雷動之中，駛出了北平車站。 ^[3] 

11月7日早晨請願團到達浦口，過江後，經在南京的東北羣眾協助，即時轉搭滬寧列車去上海，當日深夜抵達上海南站。江問漁、陳立廷等多人代表上海市各愛國團體到站歡迎，並將請願人員分別安置在中華職業學校、西成小學、上海中學、務本女中四處。 ^[3] 

和平會議已於請願團到滬的前夕閉幕，因此，請願團決定推出高崇民、盧廣績等為代表，會同原已在滬的閻寶航去會見胡漢民、汪精衞；請願大隊則由王化一率領在上海遊行示威。汪精衞在接見代表時大談其對國事的意見，滔滔不絕，但毫無要領。胡漢民接見時，則戒備森嚴，代表每人身後站着一個便農。胡漢民對張學良大肆非議，對東北的淪陷則謂“國之強弱不在疆土之大小”。一場激烈爭辯之後，不歡而散。 ^[3] 

遊行大隊在傾盆大雨下，精神振奮，意氣激昂，先繞行南市，然後闖入英租界。英租界當局出動大批武裝英國軍警攔阻，並排列水龍、機槍以示威嚇。正在相持不下時，經上海各界人士出面勸阻，大隊始轉回南市，沿途高呼口號，散發傳單，引起上海人民莫大的同情。 ^[3] 

11月10日，請願團轉回南京，住金陵大學的體育館和禮堂的地板上。次晨，請願團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吳鐵城、張繼兩人代表蔣介石向大家講話，勸大家早日北返，不要受別人“煽動”，並説中央一定有辦法等語。請願團當場駁斥了他們所謂受別人煽動的説法。當時聽説蔣介石躲在中央軍校，於是，大隊人馬在激昂憤怒的情緒下，轉赴中央軍校。此時大雨滂沱，中飯未吃，請願團冒着大雨，忍着飢餓，一口氣趕到中央軍校。蔣介石推延到下午三時半才出來接見。這時，天津學生請願團也趕到參加。 ^[3] 

高崇民站在大隊的最前列，與蔣介石的講台相距咫尺，慷慨陳詞，請蔣介石率兵北上，收復東北失地。他説：“東北人民對促成統一、保衞國土所作的努力，對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敵寇入侵以來，不發一兵，不作明確抗日表示，一味依賴國聯，使敵寇得寸進尺，侵略無止境，中央何以對得起東北人民？”這番義正詞嚴、激切沉痛的詰責，把蔣介石質問得面紅耳赤，啞口無言。他措辭説：“東北失掉，東北人來請願還可以，天津並未丟失，天津學生來請什麼願？”這一來，全體羣眾特別是天津學生請願團更加憤怒了，一位青年大聲高呼：“東北是中國土地，我們是中國人，你是中央政府的最高負責人，所以來京向你請願。”隨之，全場掌聲雷動，高呼“請中央領導抗日！收復失地！打倒不抵抗政策！”等口號。蔣介石無奈，對大家説：“不要聽信造謠挑撥，要鎮靜聽候中央處理”，並且又重複“到必要時候，中央一定抵抗，還要依靠國聯正義制裁”等一套濫調。蔣介石説完之後，立即退席。這時，呼喊叫罵之聲，不絕於耳。 ^[3] 

請願團全體人員飢寒交迫，疲憊萬分，返回金陵大學後，即提早休息，準備次日北返。但在夜裏十點鐘左右，突然闖進大批憲兵和便衣特務，叫起全體人們，逐一檢查，聲稱請願團有共產黨參加在內，散發“反動”傳單等情事，但他們搜查結果，一無所得。被激怒的全體請願人們紛紛説：“抗日有罪，請願有罪，愛國算是反動？什麼不算有罪，什麼不算反動？”有的竟氣憤得痛哭失聲。 ^[3] 

“南京請願，白跑一趟。國民黨政府既決定不要東北，我們自己去幹吧”——這是請願團六百餘人的共同認識，同時也是流亡關內東北民眾一致的決心。 ^[3] 

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進行了多方面的抗日活動，對於推動東北民眾的抗日鬥爭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當時的國民政府是不許人民抗日的，同時也不喜歡一個與張學良有關係的政治團體繼續活動下去，為此，千方百計地對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進行破壞活動。首先是利用一些東北籍CC派反動分子，戴上抗日的假面具，掛出抗日工作的假招牌，借為不抵抗政策放煙幕，並妄圖以此收攪東北人心，打擊東北人民真正的抗日救亡活動。 ^[3] 

以齊世英、梅公任為首的東北籍CC派糾合從東北逃亡進關的國民黨CC分子徐箴（原哈爾濱特區電信局長）、周天放（原哈爾濱特區教育廳長）、臧啓芳（原哈爾濱特區地畝局長）及早在關內的曹德宣、李錫恩、王星周等，大肆活動，從種種方面與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相對抗。在組織民眾方面，他們由周天放出面主持，組織“東北行健學會”，網羅東北上層人士，以國民黨員為骨幹；由曹德宣出面主持，組織法西斯式的反動團體“東北青年學社”及其核心組織“力行團”，宣傳法西斯思想，並收買東北青年作特務（一二九運動後北平各院校出現的東北籍特務分子，多為力行團員）。在青年教育方面，他們先後設立“知行中學”及“念一中學”，由梅公任、周天放分別主持。接着國民政府教育部又在北平設立東北青年教育救濟處，以周天放、李錫恩為正、副主任，並由該處直接辦一國立東北中山中學，以李錫恩兼任校長。當時中山中學、知行中學、念一中學收容從東北進關、食宿無着的青年學生為數不少，顯然與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所領導的東北中學和在平復校的東北大學相對立，齊世英則在上海以“抗敵救國”為幌子，成立一個“東北協會”，與遠在北平的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遙相對峙。 ^[3] 

國民黨極右分子在輿論宣傳方面，也不放鬆和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的對抗。他們有一個民友書局（附設有印刷廠），出版《東北月刊》《東北旬刊》《東北青年》《行健月刊》《行健叢刊》《北強月刊》《蒙古月刊》《黑白半月刊》等反動刊物，以與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主辦的《救國旬刊》《東北通訊》《復巢月刊》等刊物對抗。當時，救國會和國民黨極右派的鬥爭，在言論主張上，主要表現在“是誰不抵抗？”和“不抵抗政策”的問題上：他們拼命為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打掩護，把喪失東北的責任推到張學良一個人的身上，説是由於張學良不抵抗；而救國會則正面予以揭穿，以事實説明東北喪失是由於蔣介石命令不準抵抗。他們擁護蔣介石的“安內攘外”的反動政策，為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內戰進行辯護，而救國會則主張全國團結抗日。救國會旗幟鮮明地高呼“打回老家、收復失地”的口號，而他們遮遮掩掩，只提“收復失地”而不提“打回老家”的口號。他們的反動宣傳，曾使一部分東北人士和一些青年學生受到一時的欺騙矇蔽。 ^[3] 

國民黨極右分子從1931年至1935年6月“何梅協定”簽訂以前，鑼鼓喧天，用盡各種手段同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唱對台戲，但在“何梅協定”簽訂以後，國民黨駐華北各地的黨部和中央軍、憲兵團被日寇趕出華北，東北CC分子也都夾着尾巴南逃。從此，他們也就偃旗息鼓，銷聲匿跡。然而，國民黨極右派對東北人民抗日救國的破壞活動，不但並未停止，反而變本加厲了。 ^[3] 

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字之後，何應欽奉行日寇要求取締華北抗日活動，特別是取消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及遼吉黑民眾後援會的意旨，通過高仁紱於7月10日向救國會傳達了取消救國會的命令。7月14日，救國會公推閻寶航、盧廣績、王化一、錢公來等四委員到懷仁堂向何應欽交涉，何應欽堅持救國會必須取消，並採用威脅手段，施加壓力。救國會成員張希堯於15日在街頭散發反對賣國的“塘沽協定”的傳單而被捕，徐靖遠因在清華大學作報告而被捕入獄。與此同時，何應欽明令停止救國會發行愛國獎券，以斷絕救國會的經費來源，企圖從經濟上扼殺救國會。這時，專以鎮壓抗日人民為任務的國民黨中央憲兵第三團，已經開駐北平。“抗日有罪”成為公開執行的法令，被捕和失蹤者，日有所聞。7月15日，朱慶瀾主持的遼吉黑民眾後援會，被迫宣告結束。 ^[3] 

在國民黨親日極右分子和日寇配合向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加緊壓迫摧殘的形勢下，救國會的同志們並未消極畏縮，相反，更加堅定了抗日到底與國民黨極右分子鬥爭的決心。但是，鑑於當時華北內外情勢，抗日工作不得不轉入地下。8月31日，救國會常務委員擴大會議決定，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宣佈結束。 ^[3] 

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在中國共產黨影響下的抗日愛國團體救國會以“誓死不當亡國奴”的民族自尊，挺身而出赴國難，彰顯了中華民族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救國會光復河山的決心，促進了東北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發展，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堅定了必將勝利的信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所有投身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的人們，都是抗戰英雄，都是民族英雄。”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