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載元

1853年（朝鮮哲宗四年）參加科舉考試，獲庭試文科丙科及第，歷任弘文館應教、成均館大司成、吏曹參議等職。1864年（高宗元年）其叔父興宣大院君攝政以後得到重用，被特擢為同知經筵事。 ^[1]  其後歷任都承旨、司憲府大司憲、吏曹參判等職，1865年又擢升為工曹判書 ^[2]  ，後任禮曹、刑曹、吏曹判書、漢城府判尹及議政府右參贊。1869年外放水原府留守，1871年調回中央任吏曹判書、判義禁府事、兵曹判書等職。1876年後又被外放為平安道觀察使、京畿道觀察使、廣州府留守。1878年歸任兵曹判書。1881年又調任為江華府留守，1882年為吏曹、兵曹判書。

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夜，金玉均等開化黨人在日本的幫助下發動“甲申政變”，將朝鮮高宗和王室從昌德宮劫持到景佑宮。時任兵曹判書的李載元聞變後趕赴景佑宮，不過並未召他進入，其他被召入的大臣閔泳穆、趙寧夏、閔台鎬等都慘遭開化黨殺害。第二日拂曉時，才將在景佑宮外守候了一夜的李載元召入宮中，隨後他被開化黨推戴為議政府左議政（金玉均《甲申日錄》記載李載元為領議政，應為訛誤，此處以《高宗實錄》及李載元本人的記錄為準）。 ^[3-4]  據金玉均記載，他招李載元入景佑宮後，“與之傾談時事之難，有此改革之舉，李輔國（李載元）樂以從之” ^[5]  ，但李載元的日記卻稱自己是被脅迫的。 ^[4] 

其後，高宗要求移駕昌德宮，遭到開化黨反對，隨即按照開化黨的意思，在十月十八日巳時將高宗和王室暫時安置在桂洞李載元家。後來高宗招來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在竹添的干涉下才讓開化黨同意回昌德宮，於是在這日下午高宗一行又離開李載元家，回昌德宮。 ^{[4]  [6]}  李載元與其堂弟李載完在政變中始終侍奉高宗左右，到十月十九日下午，袁世凱率領駐朝清軍攻入昌德宮，與日軍及開化黨作戰，李載元又侍奉高宗離開昌德宮，李載完則揹着世子李坧逃走，後來由於“軟弱不勝其力”而改由一名武監揹負。 ^[6]  高宗走到昌德宮後苑大報壇時，被日本兵及開化黨劫走，李載元與李載完雙雙翻牆逃脱。 ^[7] 

後來高宗為清軍救出，李載元又前往清軍大營謁見高宗。到十月二十一日，李載元“始得收拾心神而思之，吾為左相乃兇賊之脅制，則萬無行公之道” ^[7]  ，因此上疏請求高宗罷免其左議政職位，於是他在甲申政變後又還任兵曹判書。 ^[8] 

1885年夏，李載元再度被外放為江華留守。 ^[9]  這時，亡命日本的金玉均圖謀反攻朝鮮，高宗對此感到恐慌，遂授意曾捲入甲申政變的李載元假裝和金玉均交好，以便打探金玉均消息，並伺機將其誘回國內捕殺。 ^[10]  李載元便用諺文致信於金玉均，對甲申政變失敗佯表遺憾，約金玉均回國共謀大舉，並“許為內應”。 ^[11]  該信由朝鮮間諜張殷奎（又名張甲福）前往日本送抵金玉均，金玉均看後大喜，其後回信三封。在金玉均的第一封回信中，詳細闡述了他的反攻計劃，並要求李載元負責“多結內應之人”，對中國人“外示親密”，對事大黨假裝“殷勤深結”，用金錢謀得營使或江華留守的職位，掌握軍隊，暗中招募敢死之士，所需活動經費，他可在日本設法籌措，並特別指示他要離間閔泳翊和閔應植之關係。金玉均本人則負責在日本活動，並稱在300年前壬辰倭亂中被擄到日本的朝鮮人後裔中隨時可以招募千人，打回朝鮮，“大監（指李載元）周旋於內，生（指金玉均）周旋於外，內外相應，事可必成”。 ^[12]  金玉均在其後兩封回信中又提出聯合大院君的主意，但他表示不會輕易回國。 ^[12]  金玉均的反攻計劃在朝鮮引發恐慌，後來由於大阪事件的發生，其計劃才破產了。

1887年，李載元因涉嫌支持開化黨而遭到兩司（司憲府、司諫院）彈劾，要求對其予以調查審訊，朝鮮高宗雖然沒有同意，還任命李載元為禮曹判書，但李載元迫於兩司壓力，抗旨不敢赴任，於是高宗先後下令將他流放到京畿道安山郡和平澤縣，兩個月以後釋放，任判敦寧府事。1891年（高宗二十八年）二月十九日，李載元病卒，享年六十一歲，高宗賜諡號“孝貞”。 ^[13]  大韓帝國建立後，李載元於1899年（光武三年）被追贈為“完林君”。 ^[14] 

李載元著有《立朝錄》五冊，以日記形式記錄他從1849年到1885年期間的從政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