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扁擔

這是一根不平常的扁擔，這是一個家喻户曉的故事。幾十年來，一直被人們傳頌着，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

1928年4月，朱德和陳毅帶領湘南起義的隊伍，到達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礱市，同毛澤東帶領的工農革命軍會師，組成工農革命軍第4軍（不久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任軍長。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地處羅霄山脈中段，是湘贛兩省的交界。周圍五百里都是崇山峻嶺，地勢十分險要。 1928年11月中旬，紅軍集合在寧岡、新城、古城一帶，進行冬季訓練。由於湘贛兩省敵軍的嚴密封鎖，井岡山根據地同國民黨統治區幾乎斷絕了一切貿易往來，根據地軍民生活十分困難，所需要的食鹽、棉花、布匹、藥材以及糧食奇缺，籌款也遇到很多困難。紅軍官兵除糧食外，每人每天5分錢的伙食費也難以為繼。一日三餐大多是糙米飯、南瓜湯，有時還吃野菜，嚴冬已到，戰士們仍然穿着單衣。為了解決眼前的吃飯和儲備糧食問題，紅4軍司令部發起下山挑糧運動。這些糧食大部分從寧岡的大隴運來。大隴的糧食是礱市、古城等地集中起來存在那裏的。朱德也常隨着隊伍去挑糧，一天往返50公里，光是空手上山下山都很吃力。但他的兩隻籮筐每次裝得滿滿的，走起路來十分穩健利落，年青力壯的小夥子也常被他甩得老遠。戰士們從心眼裏敬佩朱軍長，但又心疼他。四十開外的人了，為革命日理萬機，還要翻山越嶺去挑糧，累壞了怎麼辦?大家一商量，就把他的扁擔藏了起來。

朱德沒了扁擔，心裏很着急，他讓警衞員到老鄉那兒買了一根碗口粗的毛竹，自己動手，連夜做起了扁擔。月光下，他破開竹子，熟練地削、刮、鋸，一會兒就把一面黃一面白的半片竹子，做成了一根扁擔。為防止戰士們再藏他的扁擔，就在上面刻了“朱德記”3個大字。第二天，三星未落，挑糧的隊伍又出發了，朱德仍然走在戰士們中間，大家看見他又有了一根新扁擔，感到十分驚奇，崇敬之外更增添了幾分幹勁。從此，朱德的扁擔的故事傳開了。井岡山軍民為了永遠紀念朱德這種身先士卒、艱苦奮鬥的精神，專門編了一首歌讚頌他：“朱德挑谷上坳，糧食絕對可靠，大家齊心協力，粉碎敵人‘圍剿’”。

朱德挑糧上坳，糧食絕對可靠；

軍民齊心協力，粉碎敵人“圍剿”。

這首膾炙人口的歌謠，令人情不自禁想起那流傳已久的朱德扁擔的故事。

1928年4月底，朱德、陳毅率領一部分南昌起義和湘南暴動的隊伍，來到井岡山，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後，國民黨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千方百計想拔掉它。他們在軍事上的一、二次“會剿”失敗後，又實行經濟封鎖，妄圖把紅軍餓死、凍死、困死。為了準備第三次反“會剿”，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地方黨組織積極動員羣眾為山上送糧。挑糧上山也成了紅軍的一項經常性工作。在那段艱苦的日子裏，朱德經常親自帶領戰士們下山挑糧。

朱德的扁擔就是那時候朱德挑糧使用過的。“朱德的扁擔”，見證了朱德與戰士們同甘共苦的情懷，這是抗戰勝利的保證之一。

由中國國家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承辦的2010年中共首次廉政文化文物展覽，在全國範圍內徵借了370多件文物，其中就有這根“朱德的扁擔”。包括48件一級、珍貴文物，涉及古籍、書法、繪畫、青銅器、瓷器、竹簡、碑拓、生產工具、生活用品、書信手稿、珍貴照片、文獻資料等不同類別。在展覽的佈置上，以時間為線索，將展覽分為歷史鏡鑑和廉政風範上、下篇。上篇反映了歷史先賢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下篇鮮明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曆程中不斷探索反腐倡廉建設的規律，不斷豐富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理論和實踐內涵及清正廉潔、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

從寧岡茅坪到井岡山上的茨坪有60多裏山路,峯險路陡、坎坎坷坷、曲曲彎彎、十分難走。井岡山軍民沒有被困難嚇倒，運糧隊伍不辭艱難往返這條灑滿血汗的山路，譜寫了官兵一致患難與共的動人樂章!1928年冬日的一天，天剛麻麻亮，朱德軍長又帶領部分紅軍戰士和赤衞隊員到寧岡龍市挑糧。這天，朱軍長像往日一樣精神飽滿，穿着一身灰布軍裝，揹着斗笠，扎着腰帶，打着綁腿，穿着草鞋下山去。來到龍市，戰士們有的用籮筐擔，有的用口袋背；沒有工具的戰士索性脱下長褲，把褲口紮緊，把糧食裝滿兩條褲腿，往肩上一搭一樣方便。這樣，大家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越嶺，穿行在井岡山的蜿蜒山徑上。

那年，朱德軍長已經40多歲了。他頭戴斗笠，挑着滿滿一擔糧和年輕的戰士們一道走着。大家想：朱軍長晚上忙着思考作戰大計，白天還要挑糧，這可會累壞他。他們商量一起到朱德軍長面前提“抗議”，勸他少挑些。朱軍長似乎看穿了大家的心思説：“同志們，今天我們來比比賽，看誰最先趕到黃洋界上的大槲樹那兒!”一聽説比賽,戰士們勁頭來了：“好啊!誰先到大槲樹誰是英雄!”一個戰士靈機一動説：“朱軍長，比賽可以，但有個條件。”朱軍長問：“什麼條件?”戰士説：“你年紀大，不能挑那麼多，分給我們一點。”朱軍長一聽，爽朗地笑起來了：“那可不行!”説着，挑起擔子就走了，留下了一陣笑聲 ^[1]  。

中午時分，隊伍趕到黃洋界大槲樹下休息。黃洋界海拔1300多米，地勢險要雄偉，一邊是高山峻嶺，一邊是萬丈懸崖。這裏雲海翻湧時如一望無際的汪洋大海，故黃洋界又稱“汪洋界”。休息時戰士們議論開來了，七嘴八舌地説，勸也勸不住，講也講不過，怎麼辦?最後大家叫一個機靈的小戰士把朱軍長的扁擔“偷”來藏起來了。戰士們認為這樣朱軍長可以休息了。那知道朱軍長砍來一根大毛竹，用柴刀做了一根又大又紮實的扁擔，叫軍需處長範樹德在扁擔上寫上“朱德記”三個大字，從此，他的扁擔再也沒人“偷”了。戰士們看到朱軍長大步流星走在山路上，滿臉是汗，軍裝濕透了，扁擔壓得彎彎，感動不已。這時，山道上響起一陣陣歌聲：

同志哥，扁擔閃閃亮，朱軍長帶頭挑糧上井岡；井岡兵強馬又壯，糧食充足裝滿倉；消滅白狗子，分田又分糧；保衞根據地，人民得安康。

朱良才上將(1900-1989),湖南汝城人，一生南征北戰，畢生從事思想政治工作。早年保衞過黃洋界，圍剿過張輝瓚，曾斷臂沙場；晚年作為開國上將，第一個要求退出領導崗位，還撰寫過《一根燈芯》、《朱德的扁擔》等傳世佳作，可謂能文能武，被毛澤東譽為“軍之良才”。 ^[2] 

1958年9月，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名義，將《星火燎原》第一卷正式出版發行。至1963年，《星火燎原》共出版了8卷，相繼用13種文字、8種版本發行國內外，共發行710餘萬冊，創造了奇蹟。其中包括朱良才同志撰寫的《朱德的扁擔》和《一根燈芯》兩篇。

1959年，《朱德的扁擔》和《一根燈芯》被部分省市編進小學語文課本之中。而到了1961年，全國統一中小學教材，教育部正式將《朱德的扁擔》和《一根燈芯》，列入全國中學、小學的語文課本之中。

2009年9月，順應時代的發展和全國人民的要求，《星火燎原》出了20卷的全集本。全集中，朱良才的4篇文章全部入選。同時，還從這1700餘篇文章中，精選出48篇文章，以《<星火燎原>全集精選本》的書名，單獨出版發行。朱良才的文章《朱德的扁擔》和《一根燈芯》，又被選入《<星火燎原>全集精選本》。新版本中，增加了人物簡介、鏈接、相關介紹和照片、圖表，使讀者在閲讀文章的同時，能夠得到更多、更全、更豐富的收穫。

《朱德的扁擔》很快就成了一篇流傳全國的經典之作，也成了革命領袖崇高形象的代表之作，還成了撈取政治資本、出名頭地的一條捷徑。於是，有些人就開始打起了《朱德的扁擔》的主意。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一員大將，專程將朱良才請到三座門，一邊吃飯一邊説：“老朱呀，你那篇《朱德的扁擔》，寫的太好了！你看看，是不是再寫一篇‘林彪的扁擔’呀！”朱良才也不含糊，當即回答：“你也知道，當年在井岡山挑糧時，我們軍部駐在山上的茨坪，林彪的28團駐在山下的茅坪，中間隔着好幾座大山，我沒見過林彪挑糧，這怎麼寫呀？”於是，他們只好找了個筆桿子，寫了個《林彪的扁擔》，還在《解放軍報》上發表了。可沒幾天，林彪就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了，那篇《林彪的扁擔》的文章，也就被掃進歷史的垃圾箱了。

這是和朱德搶扁擔。而那些實在沒有半點資格與朱德搶扁擔的人，就來與朱良才爭奪《朱德的扁擔》了。

上個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朱德、朱良才陸續去世前後。在廣西桂林，一個叫範樹德的人，到處發表講話和文章，説朱良才的《朱德的扁擔》寫的不對，朱德的扁擔上的幾個字是他寫的。直到5月有人寫文章登到報上，我才知道此事。一查，果真有此事。據網上介紹，範樹德當過紅軍，上過井岡山，管過後勤工作。可1934年紅軍長征後，留在蘇區的範樹德被俘了，叛變了，立即當上了國民黨軍隊的少校，還加入了國民黨。1948年，國民黨大勢已去，已經當上國民黨少將副處長的範樹德，偷偷離隊，由河南的鄭州潛到廣西的桂林居住下來。1954年被當地公安機關揪了出來，當作國民黨戰犯關進監獄去改造。直到1975年，才遇特赦，從西安戰犯管理所釋放出來，安了個桂林市政協工作人員的職務，1980年當上了桂林市政協委員。

朱德、朱良才、老同志都健在時，沒有人來質疑《朱德的扁擔》。而主要的當事人不在了，卻出來發議論、搶風頭了，要的不就是個死無對證嗎！朱良才在寫《朱德的扁擔》時，唯恐不實、不準，除了廣泛徵求老同志和朱德本人的意見，還有意將人物、細節省略、簡化。尤其是朱良才在文章中忠實地記述朱德親自用柴刀把新扁擔削平一塊，寫上了“朱德的扁擔”這5個字，既突出了朱德同志的革命品格和領袖風範，更生動地展現了共產黨的領袖與人民融為一體，共產黨的軍隊官兵一致、團結一心地為人民而生，為民族而戰的根本宗旨。這正是此文最感動人和教育人的點睛之處，也是此文之所以能轟動全國，教育數代人的根本原因。

而在《朱德的扁擔》發表二三十年後才突然站出來的範樹德，竟然還能那麼清楚地記得五六十年前的種種細節。如果範樹德的記憶力真的是“超強”的好，卻為什麼連朱良才是秘書還是警衞員都記錯了？朱良才寫《朱德的扁擔》，是一心一意地宣傳領袖，全文中沒有他自己的一個字一句話，全是以“大家”的名義來出現。而範樹德呢，不僅大談他怎麼給朱德“買扁擔”，甚至，還説極有筆墨功夫的朱德，竟然請他這個“二把刷子”的後勤幹部在扁擔上代他寫字。更為惡毒的是，範樹德極具心機地把“朱德的扁擔”5個字，篡改成“朱德扁擔不準亂拿”8個字。看起來只是5個字與8個字之別，實質上，這是對朱德品德、形象，領袖風範截然不同的描述與展示。“朱德的扁擔”5個字，隨和、寬厚、親近。“朱德扁擔不準亂拿”8個字，生硬、尖刻、僵冷。稍有文字常識與政治敏感性的人，一看就心知肚明瞭——一個是歌頌、讚揚與肯定；一是貶低、歪曲與醜化。

2001年6月4日，《解放軍報》刊登了一篇採訪文章《常想起藏朱德扁擔的日子》，講的是被採訪人89歲的朱儁才自稱他在井岡山時是朱德的警衞員，是他藏的朱德的扁擔。文章不長，尤其有關朱德扁擔的事僅僅是兩段話，但一看就知道，和一二十年前範樹德的講法一模一樣。其他的就不作評論了吧。至少，在朱良才撰寫《朱德的扁擔》時，老同志們和井岡山時期的紅4軍軍部警衞排排長肖新槐同志，誰都沒記得，誰也沒提起過，當年還有一個16歲的朱儁才是朱德的警衞員。該説法難以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