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輝瓚

張輝瓚，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出生於長沙一個地主家庭。青年時期就讀於兵目學堂，軍官講武學堂，留學日本士官學校。1914年（民國3年）回國，任北京軍需學校總隊長兼軍事學教員。不久赴德國研究軍事學，1916年回國，被袁世凱重賞緝拿，潛回湖南，與一些軍人成立獨立團，後擴編為第四混成旅，任旅長。1921年10月他任湖南省警務處長時，長沙有一娼妓頭目劉李氏，綽號“劉麻子”。她勾結官府權貴，利用權勢逼良為娼，即大家閨秀亦能施以引誘脅迫，羣眾極其痛恨。同年11月，張輝瓚趁湖南軍政要員赴南嶽參加軍事會議之機，將劉逮捕處決，為長沙人民除了一害。

1924年他投靠譚延闓，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四師師長，參加北伐。1927年5月升任第二軍副軍長，對共產黨的革命主張恨之入骨，甚至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反感，斥之為“屁三民主義”。1928年魯滌平任軍長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時，張為魯的心腹，曾率部駐湘、鄂、贛等省，1929年任南昌衞戍司令時，曾殺害共產黨人與進步人士千餘人。所部整編為陸軍第十八師後，被蔣介石授予中將軍銜，魯滌平委任他為“江西全省剿匪總指揮”。

1930（民國19年）12月16日。蔣介石糾集1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開始進行第一次軍事“圍剿”，張被任為前線總指揮，採用“分進合擊，長驅直入”戰法。他曾説：“吾黨與共匪勢不兩立，此番不剿清，誓不生還。”率十八師進入東固後，將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醫院、農工銀行等燒燬無遺，且到處蒐括民財，屠殺羣眾。29日率師部及五十二旅、五十三旅共計9000餘人進入龍岡。毛澤東、朱德下達《紅軍第一方面軍攻擊龍岡之敵張輝瓚部命令》。兩軍相遇於距龍岡街13華里的小別村，激戰大半天，紅軍全殲張部，繳獲各種武器9000多件。張輝瓚化裝乘轎逃至附近的萬功山，遇紅軍後鑽進一個約一人深的土坑裏，被紅軍擒獲。紅軍總部將他交地方政府看管。他妻子朱性芳，千方百計想在上海找到中共中央，用鉅款贖回其夫；蔣介石派人送信要求釋放，條件是隻要將張放回，他就釋放大批在押“政治犯”，並付20萬元現款。可是人民不饒恕他。1931年（民國20年）1月28日，東固召開萬人公審大會將他處決。 ^[3-4] 

民國10年（1921），張輝瓚任湖南省警務處長併兼省會警察廳長之職，聞劉麻子劣跡，意欲懲辦，因派員進行調查。時劉麻子住福源巷20號繪素樓隔壁，聞風後，不稍為斂跡，反大言不斷謂：某要人曾來我家，某要人曾來過夜，對我非常客氣，我所委託之事，無不應之如響。其對我優厚者，我亦有特別報酬云云。

同年11月16日晚間，警務處派出密探，喬裝狎客，並帶跟班一名，謊言前往打牌，見劉麻子確實在家，即命隨從假買香煙而出，歸署報告、張輝瓚即派警察及馬弁多人，前往劉宅、將其拿獲，連夜審訊，劉――供認不諱，翌日上午七時許，驗明正身，即綁赴瀏陽門外刑場，立予斬決。子手以未曾殺過女犯，連進三刀，其頭始落，一時觀者，傾城塞巷，莫不稱快，以觀者絡繹，警署恐有妨秩序，遂移置識字嶺，陳户示眾，以儆效尤，茲將其罪狀全文，轉錄如下：

“為宣佈罪狀事：查劉李氏掉號劉麻子，專以媒介秘密買淫為業，其前後勾引良家婦女，已盈千累萬，無知婦女，一經失足，即如魚之吞釣，終身不能自拔，徒以風關門第，難為告發之人，況叉事涉閨帷，苦無確實之據，以致任其置身法外，流毒民間，為所欲為，益無忌禪，本兼廳長，職司繕俗，責在鋤奸，欲為被污之婦女，解此孽緣：為忍辱之家庭，去茲隱痛，除呈准省長總司令外，密派幹警，將該犯婦拿獲到案，驗明正身，立予斬決，該犯婦設阱投機，其罪浮於蛇蠱，裂名毀節，造孽甚於人妖，為地方計，則死已恨其遲，為風俗計，則殺之嫌其薄，用是敢置重典，鏟此浮魔，惟其有忍人之心，乃出此不得已之舉，論心論事，各有歧言，知我罪我，憑之月旦。特此佈告，俾眾周知”。 ^[5] 

1930年12月16日，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第一次“圍剿”開始。身為前敵總指揮的張輝瓚率18師並指揮公秉藩的28師向蘇區挺進，所到之處實行“三光”，遍貼“剃了朱毛的頭”的標語；向部下訓話時，也總不離“剃了朱毛的頭”。

張輝瓚的18師長驅直入，沒遇到多大抵抗。他不知是計，以為紅軍不敢戀戰而流竄，遂命令公秉藩的28師加速前進，限12月20日佔領東固，與他的18師在那裏會師。18師走了一天，張輝瓚突然傳令休息待命。他有意讓公師獨自先攻東固，碰碰“硬釘子”。公秉藩不知是計，傷亡了好幾百人馬，所幸拿下了東固，遂誇大戰果報捷。

張輝瓚率18師姍姍來遲，臨近東固時正值晨霧瀰漫，和公師發生誤會打了起來，連小鋼炮都用上了，直打到日高霧散，才知是“窩裏鬥”。張、公互相指責。公放出狠話：“本師長不再受你節制，等打完了仗去南京評説”，帶着28師去了富田。

張輝瓚也負氣不再與公秉藩聯絡。這時，張得到了大股紅軍在黃陂出現的情報，喜形於色，下令追擊。29日，張部進入黃陂不遠處的龍岡圩宿營，準備第二天與紅軍決戰。

30日上午9時許，遲來的冬日從山後升起，霧靄漸散，張輝瓚下令“攻佔黃陂”。當18師先頭部隊52旅艱難攀爬至半山腰時，遇到了紅3軍7師居高臨下的阻擊，龍岡之戰的序幕拉開。戰至中午，52旅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張輝瓚並不慌張，計出“奇兵”，調53旅從兩側登山包抄紅軍。然而，53旅受到埋伏在兩翼的紅軍大部隊迎頭痛擊。

18師死傷累累，至下午3時許已傷亡過半。此時，紅軍另兩支部隊又按“朱毛”的事先部署，分別從左右迂迴到龍岡側後，切斷了18師的退路，從背後攻過來。18師兩個旅頓成紅軍的“餃子”。

龍岡一仗，18師師部直屬隊及兩個旅九千餘人被俘，長短槍近萬支、子彈一百餘萬發成了紅軍戰利品，張輝瓚躲在一個山洞中也被搜出。 ^[1] 

以下內容來自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研究館員馬沈、北京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張秀芬《考辨：張輝瓚到底該殺不該殺？》一文

張輝瓚該殺不該殺？這是大家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張輝瓚在1931年1月28日東固公審大會後，遭到處決。往往壓倒性的意見是：張輝瓚不該殺，殺他違背了紅軍的俘虜政策，違背了統戰的方針，朱毛都曾答應不殺，中央也曾決定不殺云云。在中國和世界戰爭中，很早就出現了戰爭法和戰爭犯罪的概念，近代以來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趨完善，違反戰爭法反人道的“無軍事必要摧毀城鎮和村莊，劫掠公私財物，無辜殺害平民、姦淫婦女”的軍隊指揮官要受到懲處，這已經是通則。這和優待戰俘是兩回事，不能説你因為做了俘虜，舊惡就可以一筆勾銷。

張輝瓚部進入蘇區後，氣焰甚為囂張。張輝瓚命令部下：東固已赤化，石頭要過刀，板凳要火燒。40裏內凡10歲以上男女格殺勿論。因此，他的部隊在東固地區看到老百姓的房子經常不問青紅皂白地燒掉，見到糧食衣物就搶，捉到人就當是“共匪”殺掉，抓到婦女就強姦，可以説是無惡不作。

1931年1月28日，蘇區政府在東固召開了反“圍剿”勝利慶捷大會，會上廣大羣眾提出要公審張輝瓚。可是將在東固富水河壩上提審張輝瓚的消息傳出後，十里八鄉的羣眾帶着火把拿着乾糧紛紛自覺湧來，形成“萬人公審大會”的盛況。人們情緒激動，“抽筋”“剝皮”聲不絕於耳。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雖然法制不健全，但人們已經有了初步的法律觀念，殺人償命。況且張輝瓚這種罪大惡極、民憤極大者。很多情緒激昂的羣眾登上主席台揪打張輝瓚，局勢很快失控，幾位青壯年赤衞隊員看到張，聯想起張輝瓚進佔東固僅僅幾天便無惡不作，他們的父母被殺，妻子被辱，房屋被燒，再也按捺不住激憤，便和羣眾一起拖下了張輝瓚，拉到主席台旁的田間，手起刀落，將張輝瓚身首分家。

張輝瓚以後被俘的國民黨師長沒有被處死，非常重要的一條在於他們在蘇區沒有那麼大的民憤。

1930年12月初，當第一次反“圍剿”的準備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時，東固發生了“富田事變”，出現了肅反擴大化的嚴重傾向，使紅20軍和東固地區的人民羣眾對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產生了疑慮。第一次反“圍剿”特別是龍岡大捷取得勝利後，這些疑慮得到了緩和。但是，人們見到張輝瓚被捉卻久未被殺，羣眾中更是傳出“毛澤東主張不殺他的老鄉張輝瓚”的傳聞。許多人忿忿不平地説：肅反冤枉死了那麼多人，都是我們本地的老革命。怎麼能放着一個國民黨師長貨真價實的反革命不殺？殺死張輝瓚順應民心、振奮士氣、消除富田事變的負面影響，增加和提高了紅軍特別是以毛澤東為首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凝聚力與威望，為即將到來的第二次反“圍剿”做了最好的羣眾動員。

殺死張輝瓚贏得蘇區羣眾的支持，不殺張輝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緩解國民黨軍上層將領對紅軍的敵視態度，但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處死張輝瓚有利有弊，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利大於弊，不可能有兩全其美的做法。

張輝瓚被俘後，其妻立即四處活動，通過各種途徑尋找共產黨，表示願意以鉅款贖回張輝瓚。國民黨湘籍軍政的頭面人物程潛、唐生智、魯滌平等也派代表向共產黨傳達信息，據説蔣介石也答應以釋放關押的100多名共產黨政治犯，並提供20萬銀元、20擔西藥、兩個團的槍彈為條件進行談判。

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經過慎重考慮，認為張輝瓚在國民黨湘籍軍人中有一定影響，可以利用其影響作分化瓦解國民黨軍的工作，國民黨開具的條件也有利於緩解中共中央和紅軍的經濟困難。當即派出通訊員去蘇區傳達做好準備放回張輝瓚的指示，並派出代表赴南昌談判。結果由於路途不暢，通訊員無法及時趕到蘇區，中央的指示沒有及時得到傳達。中共代表趕到南昌時，報紙上已經登出了張輝瓚被殺的消息，談判已經無從進行。

張輝瓚是否真能成為國共談判的籌碼？也無法得到證實。

我們認為，中共中央和紅軍的溝通不暢，但國民黨軍和蘇區的溝通渠道應該是暢通的。國民黨如果真想救出張輝瓚，在20多天的時間裏應該去蘇區和紅軍聯絡，為什麼捨近求遠？可見其有緩兵之計之疑？難道放了張輝瓚，國民黨就能延遲對蘇區進行的第二次“圍剿”了嗎？這也未必！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