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燕華

施燕華，女，1939年12月出生於上海，祖籍浙江寧波。施燕華的父母共生育了9個兒女，她在家中是老六。現任外交部外語專家，原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翻譯協會外事翻譯委員會主任，“深圳市窗口行業英語演講大賽”總評委 ^[1]  。她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到美國的外交官，長期從事擔任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的口譯，重要外交文件的英語定稿等工作。曾任外交部翻譯室主任、駐盧森堡大使。

1939年12月施燕華生於上海。

1946年，施燕華進入萬竹小學（今上海市實驗小學）學習，這座學校因教育質量高而享有“上海小學之最當推萬竹”的美譽。

1958年，她和另外一名女孩由學校推薦報考外交部下屬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成為該校英語專業學生，這個英語班上只有十來個學生。

1963年大學畢業後（當時大學學制5年），她又考取了研究生。

1965年，外交部以接收實習生的名義，將他們從高教部手中“搶了”過去，後來“文革”開始了，到處亂哄哄的，高教部自顧不暇，也只好由他們去了。

1967年與同事吳建民結婚，次年生下了他們唯一的女兒。

1971 — 1975年，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任我常駐代表、副代表外交活動的口譯和他們在安理會等各種聯合國會議發言的筆譯任務。

1975 — 1985年在外交部翻譯室工作期間，擔任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的翻譯。參加了中美建交談判、中美關於美國售台武器問題聯合公報的談判，以及其他國家與我國的建交談判。1985 — 1988年，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

1989 — 1990年，任駐歐共體使團及駐比利時使館參贊。

1991 — 1994年，任外交部翻譯室主任，擔任筆譯定稿。

1994 — 1998年，任駐盧森堡大使。

1998 — 2003年，任駐法國使館公使銜參贊。現任外交部外語專家。

主要譯作有：合譯並審校《命運悠關的決定》、《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權術》、《豪門秘史》、《大座鐘的秘密》，《企業家 -世界名牌創始人小傳》等及《第四帝國的崛起》、《領導者》部分章節。

1965年，我到外交部參加工作，我經歷了四代領導人的不同時期和一些重大的歷史轉折，經常接觸世界級人士，印象比較深的事件有：中國代表團赴聯合國、中美建交、鄧小平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的採訪。

有一個星期六，周總理要會見美國黑人領袖杜波伊斯的夫人。領導讓我去，這是我第一次給周總理當翻譯。

這不是一次政治會談，分量相對輕點。因為事先準備比較充分，加上題目也不是太敏感、太難，所以我在翻譯過程中，比較放鬆。外賓走了之後，總理就把我留了下來。他問：“什麼地方人啊？”我説：“我祖籍浙江。”他説：“外交部江浙一帶人很多。你翻得還不錯嘛，將來好好努力改進。”這次總理給了我很大鼓勵。

我認為有兩種領導，一種靠魅力，一種靠權力。有的領導地位高、有權力，他説的話別人必須聽；還有一些領導有人格魅力，他説的話別人愛聽而且能夠接受。我旁聽周總理與一些亞非拉國家領導人的談話，發現他不是一味照會談口徑講話，而是講真心話，娓娓道來。尼克松訪華時曾到長城參觀遊覽。當時安排了很多穿得很漂亮的小孩、大人在長城上玩。從長城走下來時，總理對尼克松説：“你別信他們，這些人都是安排的。這樣做是不對的。”後來尼克松在《領導者》一書裏講了這件事。他説：“一個領導人，能夠這麼跟我説話，説明他是很有信心的。”

1971年，我們赴聯合國代表團於11月9日從北京出發經法國到美國。

我們住在羅斯福旅館，旅館為中國代表團專門闢了一個飯廳。只要飯廳的門一開，就能看到很多鏡頭對着門內，門外“蹲守”着很多記者。他們什麼問題都問：中國人吃什麼，愛吃什麼，生活習慣怎樣，等等。

有一次我上街，被一個老太太攔住了。她説：“Hey！Are you from Red China？(你來自‘紅色中國’嗎？)”她説我都成電視明星了，每天都能看到我，因為我總在後面做翻譯。還有一次，我碰到一個老頭，他説：“你們從Red China來，你們早該來了。”這説明美國老百姓對中國還是很友好的，而且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長期被排斥在聯合國之外是不公正的。在招待會上，有些人看到我們激動得流了淚。還有美國人説：“我們離你們很近。上學的時候老師告訴我們，在地上打個洞，下去就是中國。”

11月15日，我們第一次出席聯大。按照規定，由每個地區組派一個代表致歡迎辭，而且時間有限制。結果在這次大會上，各地區代表致辭後，其他國家代表也都要求發言。結果會議從上午10點開到下午6點半，發言者一個接一個。喬冠華發言後，一些支持我國的代表到我們代表團的座位前排起長隊，向他表示祝賀。當時我就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作為中國人真光榮。

關於中美建交，尼克松很有戰略眼光。當時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非常對立，他需要拉中國對付蘇聯，這一戰略是很正確的。但是1974 年發生了“水門事件”，尼克松下台，福特接任總統，中美建交問題就被一直拖着。卡特繼任總統後，在1977年5月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説：“我要努力朝改善中美關係的方向前進。”作為迴應，中方提出了中美建交三原則。

1978年5月，布熱津斯基訪華，我做翻譯。鄧小平見他就説：“我們中國人講痛快，就看美國下不下得了這個決心。”這“痛快”兩個字很難翻，我翻譯得也不是很好。我説：“We Chinese prefer a clear-cut solution(“乾脆利落”的意思)。”其實，這還不是很接近他説的“痛快”，因為“痛快”還有馬上行動起來的意思。布熱津斯基回答説，卡特總統已經下定決心了。

10月，美國拿出了建交公報草案，對中方的建交三原則做了迴應，但還不是直截了當。美國沒有直接承認“只有一箇中國，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是承認中國的立場。這是美國政府對付其國內親台勢力的做法。美國拿出草案後，要求與中方在當年12月15日前達成協議。1979年1月1日，兩國正式建交。

中美建交對中國外交的影響很大，到1979年底，有119個國家和我國建交，這是中國外交的重大轉折。

1980年8月21日～23日，小平同志兩次接受法拉奇採訪，我擔任翻譯。法拉奇是意大利著名女記者，以採訪領袖人物見長，採訪過基辛格、霍梅尼等。但她是一個很情緒化的人，提問不顧情面、很尖刻，如果她對誰印象不好，就把誰寫得很壞。

她對鄧小平的採訪，問題實際上就一個——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

在回答法拉奇的問題時，鄧小平説，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是有功勞的，對毛澤東的評價應是七分功勞、三分錯誤。毛澤東後期的思想裏滋生了不健康的東西，表現出了家長作風和封建主義的思想，在晚期犯了錯誤。採訪過程中，法拉奇非常尖鋭並不停地追問，因而氣氛有時會很緊張。到了中午時分，鄧小平説：“行了，看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有話説，以後再談吧。肚子要‘鬧革命’了，我們先去吃飯。”鄧小平的生活非常有規律，每天12點準時吃午飯。第一次採訪就這樣結束了。

8月23日，鄧小平再次接受法拉奇的採訪。她直截了當地問：“你三上三下都是毛澤東把你打下來的，你怎麼還對他那麼好，很少有人像你，幾次被打下去，又幾次復生，有什麼秘密？”鄧小平回答説：“沒有秘密，只是人家覺得我還有用，我又比較樂觀，再就是我對毛主席還寄予希望，他了解我。”我當時很感動，小平同志完全沒有從個人的恩怨考慮問題，徹底顯示出一位偉人的氣魄，具有強烈的人格魅力。

採訪後，我同法拉奇整理記錄。她顯得很興奮，稱對鄧小平的採訪是她事業中最成功的一次。事後，法拉奇給鄧小平寫信致謝：“採訪您是我的夙願，我曾擔心語言障礙會妨礙這一願望的實現，現在看來，這一擔心是多餘的。”我為此感到欣慰，因為通過我的翻譯，重要的信息得以在世界傳播。

（唐健偉薦自《世界知識》）

作者:吳建民 施燕華　ISBN:754262289

出版社:上海三聯　出版日期:2006-4-1

1998年11月，我奉調到法國任大使。我的夫人施燕華原是駐盧森堡大使，隨任到法國工作。法國是歐洲舉足輕重的大國，也是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家，但我對法國瞭解很少。我的前任蔡方柏大使在法國總共幹了二十三年，而我赴任前，過境加隨團訪問，總共在法國待過不到二十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