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昕更

施昕更（1911—1939），原名興根，後他嫌這個名字太俗，更名為鑫賡，最後才改為昕更。餘杭縣良渚鎮人。

施昕更出生時，由於一場官司所累，其父耗盡祖傳家產，家境漸趨貧困。施昕更自幼聰穎，7歲時進入鎮上的餘杭縣瓶窯區立第二國民小學讀書，成績優異。13歲小學畢業，由於家境貧困輟學在家。校長見其勤奮好學，成績優異，多次上門勸説，説服其父借錢送他到杭州貢院（今杭州市高級中學）讀初中。施昕更深知學習機會來之不易，所以更加努力學習。1926年中學畢業後，考入浙江省立高級工業學校藝徒班，半工半讀。藝徒班分金工組和文工組，施昕更本着自己的旨趣，選讀文工組，專攻繪圖專業；除正課外，還兼習國畫和西洋畫。該校系由浙江大學代辦，著名敦煌藝術專家常書鴻，那時就在該校兼課，施昕更曾親受他的教誨。

1929年畢業，1929年6月6日適逢浙江省在杭州舉辦規模空前的西湖博覽會，經老師推薦，到博覽會的歷史廳任臨時僱員——講解員。期間，施昕更接觸了許多文物和礦物標本，眼界大開。1929年10月20日，西博會閉幕結束。在西博會任職僅四個月，但這對施昕更來説，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折點。西博會閉幕後他返回良渚老家。1929年11月，省政府決定利用西湖博覽會的展品，成立永久性文化機構，即“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今浙江博物館前身）。西湖博物館初轄於省政府，1931年3月改由省教育廳管理。館內設歷史文化部和自然科學部，自然科學部下設動物、植物和地質礦產組。施昕更因在西博會工作出色，得以進入博物館任自然科學部地質礦產組助理幹事，給盛莘夫當助手 ^[1]  ，次年任繪圖員。有暇，即向館內同事學習，潛心研究地質學，對考古有濃厚興趣。董聿茂贊他工作努力，好學不倦。1933年，赴孝豐一帶發掘古生物化石，採回三葉蟲、貝類、魚類等古生物化石數箱，更注意了古代文化地層的研究，常去圖書館查閲考古文獻。讀到《城子崖》一書，深受啓發，立下考古實踐的志願，常在節假日回家鄉良渚蒐集黑陶片進行研究。

1935年5月，西湖博物館對杭州一個叫古蕩的遺址進行發掘，當時在西湖博物館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參加了這次發掘，在整理出土器物過程中，有幾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別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在他的家鄉良渚一帶盜挖文物之風盛行，尤其是盜挖玉器，因此，在盜坑附近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其中就有這種有孔石斧。施昕更從小生長在良渚，對當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這兩地的石斧有沒有什麼聯繫呢？良渚為什麼也有這種石斧出土呢？這些疑問誘發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調查的想法。

經過多次的調查，施昕更先生採集到了一些陶片，他隱隱約約感覺到了良渚似乎有一個古遺址的存在。將這些情況和想法向當時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先生彙報後，在館裏同意和支持的情況下，施昕更先生開始主持對良渚遺址進行正式的田野考古發掘。從1936年12月----1937年3月，考古發掘共進行了三次，獲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實物資料。

1936年5月，參加發掘杭州古蕩古文化遺址，出土的有孔石斧，曾在良渚見過，乃於7月回良渚，在枯涸池底撿得石器數件，又在地面發現許多陶器碎片，其中有陶鼎足。帶回杭州，請董聿茂館長鑑別。董認為這些陶器年代很古，説不定是個重大發現，支持他進一步發掘鑽研。同年11月初，再赴良渚，在棋盤墳第一次發掘，出土大批陶器。同年12月和次年3月，又進行第二次及第三次發掘。把發掘範圍由良渚擴及安溪、長命、大陸三個鄉，包括棋盤墳、橫圩裏、茅庵前、朱村兜、荀山、許家兜、近山、橫村塘、大雄寺、鍾家村、金家弄、宋村、後河村等10餘村，獲得石器和陶器兩大筐，500餘件。4月，陪同南京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董作賓、梁思永到遺址考察。對三次發掘的出土文物，進行了研究整理，由此從科學發掘的角度確認了良渚一帶存在着遠古文化遺存。

有了第一手考古發掘資料後，在館長董聿茂和同事鍾國儀等的協助下，施昕更先生便着手撰寫考古發掘報告，經過半年多的努力，1937不安春寫就5萬餘字的《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以下稱《良渚》），製圖100餘幅，詳細介紹發掘經過、收穫，提出頗有創見的看法。書中施昕更先生充分認識到了良渚遺址古文化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的重要性。雖然他當時認為這支古文化是龍山文化的一支而與後來認定的事實有背，但是應該説，一個年僅25歲，非專業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這樣的學術判斷，已經是十分難能可貴了。事實上，他並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果，還想繼續發掘考證。但是，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變爆發，粉碎了他的計劃。同年12月24日，杭州淪陷，施昕更先生所撰寫的《良渚》一書的印刷被迫中斷，他攜帶原稿，隨西湖博物館遷往蘭溪、永康、松陽，不久即投筆從戎，在瑞安縣抗日自衞會工作。1938年秋，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經董聿茂呼籲、依靠了好心人的幫助，幾經周折，浙江省教育廳同意出資付印，《良渚》一書問世，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矚目。而被視為珍寶的許多出土器物則因來不及搬遷而毀於戰火了。更不幸的是，這位本來還應該能夠在良渚遺址發掘研究上大有作為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紅熱，病逝於瑞安醫院，葬於瑞安縣西山。

1959年底，考古學家夏鼐命名這一新石器文化為“良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