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

清宣統元年（1909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10年2月7日）， ^[2]  夏鼐出生於浙江温州市區倉橋街的一個富商家庭。夏家十分富裕，既有子承父業的絲號，又有富農親家精心打理的百畝良田，從祖上兩代開始便始終衣食無憂。夏鼐之父夏禹彝又十分重視學習，無論兒女一律要接受最好的教育。 ^[6] 

民國九年（1920年）初，夏鼐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的春季班三年級。 ^[4]  民國十三年（1924年）夏，夏鼐小學尚未畢業，提前半年報考浙江省立第十中學（今温州中學）初中部。 ^[4]  民國十六年（1927年）夏，夏鼐由温州的省立第十中初中部畢業，考入上海光華大學附屬中學的高中部。 ^[4] 

民國十九年（1930年）暑假，夏鼐由光華大學附屬中學高中部畢業，報考南京的中央大學和北平的燕京大學並被同時錄取，夏鼐前往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就讀。 ^[4] 

民國二十年（1931年）9月，夏鼐考取清華大學二年級插班生，並轉入歷史學系。 ^[4]  在陳寅恪、錢穆、蔣廷黻等的指導下打下深厚的史學基礎，先治中國近代外交史，後轉中國近代經濟史。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夏鼐於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獲文學士學位。10月，夏鼐拿到了考古學的公費留學名額，決定去倫敦大學開始新的求學生涯。 ^[3]  按照當時校方的規定，出國以前必須進行一年的田野考古發掘實習。夏鼐在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主任李濟的安排下，參加了河南安陽西北崗商代王墓羣的發掘。工作是在梁啓超次子、考古學家梁思永的主持下進行的，夏鼐的任務主要是清理小型墓葬。對田野考古一無所知的夏鼐很快就進入角色，他敏鋭的領悟力當時就給梁思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夏鼐抵達倫敦大學。他先是在科特奧德藝術研究所學習，指導老師為著名考古學家葉慈教授，葉慈當時在該研究所講授中國美術與考古課程。 ^[18]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轉入埃及學系，攻讀埃及考古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夏鼐的指導老師是秉承了埃及學系優良學風的格蘭維爾教授。 ^[18]  留英的5年半里，夏鼐全面學習現代考古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掌握文物的修復、保養、管理、陳列及青銅鑄造等技能，接受田野考古科班訓練。 ^[3]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夏鼐被指派到著名考古學家莫蒂默·惠勒教授的手下，參加英格蘭坦徹斯特地區梅登堡遺址的發掘，這也是他首次在國外參加的田野考古發掘。惠勒採用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方法：先用探溝試掘，然後進行網格式的布方，以探方為單位進行發掘，通過保留的探方壁和關鍵柱來顯示地層堆積狀況。這次田野實習對夏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後來將這一套方法帶回到中國。 ^[18]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至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夏鼐先後參加了埃及艾爾曼特遺址和巴勒斯坦杜韋爾遺址的考古發掘，並發表了有關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學術論文。 ^[18]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起，夏鼐在格蘭維爾的指導下，開始攻讀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同年6月，格蘭維爾為推薦夏鼐申請博士獎學金。倫敦大學考古學院的埃及學博物館收藏有大批皮特里在埃及發掘所獲的古埃及串珠。對古埃及串珠的系統研究，被皮特里視為埃及學發展的一項關鍵性課題。夏鼐充分利用豐富的館藏第一手資料，在格蘭維爾的直接指導下，開始對這些串珠進行系統地詳細整理與精心研究，確定了以古埃及串珠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題目。這些卡片把皮特里藏品裏的1760枚串珠，按形制、顏色、材料、紋飾、出土地點、所屬年代、用途一一登記抄制，足見夏鼐當年做學問的勤奮精神和紮實功底。 ^[17]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10月末至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12月間夏鼐於再赴埃及，在開羅博物館從事研究工作11個月，對古埃及串珠做了系統的類型學研究，完成了博士論文的準備工作。在開羅期間，他還寫了《若干埃及出的玻璃分層眼狀紋珠》和《幾顆埃及出土的花肉紅石髓珠》，分別發表在1944年《美國考古學雜誌》第48卷和《皇家亞洲學會孟加拉分會雜誌》第10捲上。在此近一年期間，夏鼐與在開羅博物館工作的一些國際知名埃及學家多有交往，曾為英國埃及學家鮑姆伽特寫作《史前埃及文化》提供了部分資料。 ^[17]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在歐洲愈演愈烈，在倫敦大學停辦的情況下，夏鼐於民國三十年（1941年）初返回中國。 ^[17]  民國三十年（1941年）2月3日晚，夏鼐到達昆明，次日在中研院遇到向達，“談至夜深始散”。夏鼐自2月4日至27日在昆明，其間與向達往來較為密切，多次共同訪友、聚餐。 ^[25] 

民國三十年（1941年）至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任專門委員。民國三十年（1941年）回國後，因當時國內沒有條件從事埃及考古學的研究工作，夏鼐便利用埃及考古學的知識從事中國考古學的研究。他將國外先進的考古學方法和技術引進國內，全力投身於中國的考古學事業。 ^[17]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夏，夏鼐在國內完成了博士論文《古埃及串珠的考古價值》，並寄往英國。 ^[17]  7月，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等科研學術機構聯合組成了西北科學考察團，夏鼐作為史語所副研究員加入考察團，與之同行的還有李承三、周廷儒、向達、閻文儒先生等。向達先生作為歷史考古組組長，夏鼐作為副組長，帶領隊伍在甘肅、新疆等地進行考古調研。但由於夏鼐突然抱恙、考察經費沒有着落等原因被迫推遲了半年。夏鼐對敦煌石窟的考察主要進行於民國三十三年（1944）的下半年。5月至8月，夏鼐、向達與閻文儒一同考察了莫高窟。8月12日夏鼐和閻文儒第一次對千佛洞進行了考察，並且兩人都進行了石窟記錄。在8月14日返程途中，他們又對千佛洞周邊的沙棗墩及雙墩子進行了勘察。10月31日，夏鼐與閻文儒等人途徑千佛洞，對此再次進行了考察。這一次夏鼐一行在初唐壁畫中找到了新的年代題記並勘察了鄰近的墩台。11月至12月，夏鼐、閻文儒一起調查了榆林窟。雖然此時“朔風狂飆，透入肌膚”，但他們仍“冒雪衝寒，入漠探險”，堅持開展考古調研，積累了寶貴的資料。 ^[26]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至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研究員。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到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在甘肅省敦煌、寧定、民勤、武威、臨洮、蘭州各地對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漢代至唐代的遺址和墓葬進行調查發掘。 ^[4]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通過甘肅陽窪灣齊家文化墓葬的發掘，第一次從地層學上確認仰韶文化的年代早於齊家文化，從而糾正了原來關於甘肅遠古文化分期問題的錯誤判斷。倫敦大學考古學院特許夏鼐的博士論文免於答辯，缺席通過。因戰爭關係延至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7月，夏鼐被正式授予倫敦大學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的第一位埃及考古學博士。夏鼐的這篇博士論文長達433頁，把古埃及串珠按年代從史前到希臘、羅馬時期分為九大段，對各類串珠的分類井井有條，應用起來十分方便。他這項埃及考古學領域中絕無僅有的基礎性研究，取得了其他學者難以超越的優異成果。 ^[17]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出國考察，受命代行所務的竟是年僅37歲的夏鼐。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夏鼐晉升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18] 

1949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台灣，夏鼐沒有隨所去台灣，而是退居故鄉温州。 ^[18]  1950年在輝縣發掘，第一次發現了早於殷墟的商文化遺蹟。

1950年至1982年，夏鼐任中國科學院（1977年以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所長。 ^[4]  1951年在鄭州調查，確認二里岡遺址為又一處早於殷墟的重要商代遺蹟。1951年秋，在湖南長沙領導戰國和漢代墓葬的發掘。 ^[4] 

1955年，夏鼐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56年3月，為執行中埃文化合作協定，中國科學院經時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的夏鼐提名，邀請埃及亞歷山大大學埃及學專家穆斯塔法·埃爾·埃米爾教授來華講學。他前後作了“埃及學”和“埃及人的文字”等學術報告，後來埃米爾在中國出版了《埃及考古學》一書（科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4月，埃及開羅大學埃及學專家阿哈默特·費克里教授也應邀來華講學。在5月29日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召開的座談會上，費克里教授作了近年來埃及考古新發現的學術報告。夏鼐出席了這次座談會，並與費克里進行了學術交流。 ^[24] 

1955年至1956年，夏鼐領導黃河水庫考古隊在河南省陝縣等地進行綜合性調查發掘。1956年至1958年，在北京市昌平主持明代定陵的發掘。 ^[4] 

1959年起，夏鼐被選為第二至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3] 

1974年至1985年，夏鼐先後被選為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訊院士、瑞典皇家文學歷史考古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全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意大利中東遠東研究所通訊院士。 ^[3] 

1979年，夏鼐被推選為中國考古學會的理事長。 ^[8] 

1982年，夏鼐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83年起，兼任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主任委員。 ^[8] 

1985年，夏鼐被任命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的委員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的編委會主任。 ^[4] 

1985年春節後，夏鼐的社會和外事活動很多，其中包括：3月主持召開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前往倫敦參加英國史前學會五十週年紀念活動，4月前往華盛頓接受美國全國科學院授予外籍院士稱號，5月主持召開《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定稿會議。6月初去洛陽附近的偃師商城遺址視察。6月17日，夏鼐上午在考古所接待日本客人，下午在家裏繼續審閲大百科全書稿件。不幸的是，他突發腦溢血，經北京醫院搶救無效，於6月19日下午4時30分與世長辭，終年75歲。 ^[34] 

20世紀40年代，夏鼐在已有學者對安特生（J.G.Andersson）主觀構擬的中華遠古文化分期提出質疑的情況下，第一次通過在甘肅地區的調查發掘，改訂齊家文化與仰韶文化（即馬家窯文化）的相對年代，提出中國史前時期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統，從而宣告曾有相當影響的安特生分期體系的徹底破產，標誌着中國史前時期考古研究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5] 

夏鼐曾主持並參加了河南輝縣商代遺址、北京明定陵、長沙馬王堆漢墓的挖掘工作。對中國各地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年代序列做出了全面研究，創造性地利用考古學資料和方法闡明中國古代在科技方面的卓越成就。 ^[32]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夏鼐通過甘肅省寧定陽窪灣齊家文化墓葬的發掘，確認了仰韶文化早於齊家文化，發表了《齊家期墓葬的新發現及其年代的改訂》一文，糾正了瑞典學者安特生關於甘肅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分期，為建立黃河流域有關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正確的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礎。1950年在河南省輝縣的發掘，夏鼐第一次在安陽以外發現比安陽殷墟為早的商代遺蹟，從地域上和年代上擴大了對商文化的認識。1951年春，通過在河南省鄭州的調查，夏鼐首次確認二里岡遺址為早於殷墟的又一處重要的商代遺址。 ^[33] 

1951年10月中旬至1952年2月初，夏鼐率領中國科學院湖南省調查發掘團，在長沙近郊進行古墓發掘，參加者有安志敏、石興邦、王伯洪、王仲殊、陳公柔、鍾少林，以及南京博物院的宋伯胤。先後在長沙東郊彼此相距二公里多的幾個地點（陳家大山、伍家嶺、識字嶺、五里牌與徐家灣）進行發掘，共計清理戰國墓葬七十三座、西漢墓葬六十五座、東漢墓葬七座，另有唐宋墓葬若干座。通過這次發掘，積累了在南方地區發掘古代墓葬的經驗，對長沙地區戰國和西漢時期的墓葬形制、棺槨結構、器物組合有了初步的認識。其中，戰國時期的406號墓，第一次揭示完整的楚墓棺槨結構，第一次發掘出土楚國竹簡和漆器。伍家嶺西漢後期的203號墓，則第一次發現木質車船模型，為研究漢代交通工具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其間，還曾在五里牌外勘察相傳為五代時期楚王馬殷陵墓的馬王堆，判明其應為漢代墓冢，20世紀70年代進行的馬王堆漢墓發掘，證實了這一正確判斷。 ^[21] 

1959年初，應各地考古學者的要求，夏鼐發表《關於考古學上的文化定名問題》一文。對文化定名這一最基本的理論問題做出明確的科學回答。他指出，考古學上的“文化”是指某一社會（尤其是原始社會）的文化在物質方面遺留下來可供觀察的一羣東西的總稱，用以表示考古遺蹟中（尤其是原始社會的遺蹟中）所反映的共同體，通常以第一次發現典型遺蹟的小地名來命名。這樣命名是想用簡單的名稱來表示一種特定的含義，以便學者在共同使用時互相瞭解，不致產生誤解。命名新的考古學文化要有一定的條件：①一種“文化”，必須有一羣的特徵。②共同伴出的這一羣類型，最好是發現不止一處。③必須對於這一文化內容有相當充分的知識。換言之，在所發現的屬於這一文化的居住址或墓地中，必須至少有一處做過比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便了解這一文化的主要內容。他的基本態度是，從實際出發，以致不同類型的文化遺存長時間的混淆在一起，延緩研究工作的進展；又不要輕率浮誇，看到某些片面的個別現象，就匆忙地給它一個新的名稱。特別不贊成簡單地用歷史上的族名作為考古學文化的名稱，認為那隻適用於年代較晚的一些文化，並且必須是考據無疑的，否則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而另行交代可能屬於歷史上的某個民族，以免引起歷史研究的混亂。 ^[23] 

夏鼐於1977年發表《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第一次根據當時已有的年代數據，結合各種文化的內涵和地層證據，全面討論它們之間的年代序列和相互關係，即進行中國新石器文化譜系的研討；同時重申他在1962年即已表述的觀點：“現今漢族居住的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化類型”，最早明確提出中國新石器文化的發展並非黃河流域一箇中心的多元説。隨後，夏鼐於1983年在日本公開講演“中國文明的起源”，將這一重要課題提到中國考古學界的議事日程，並對文明起源的標準和研究途徑提出指導性意見。這些充分説明，夏鼐對中國史前考古研究的重大引導作用，具有劃時代意義。 ^[23] 

在夏鼐領導下，考古研究所的田野工作一直是從建立學科體系出發。新石器時代方面，歷次規劃中都將“文化分佈、分期和相互關係的研究”（即譜系研究）置於首位，其次是社會經濟形態、生產活動等方面的研究。開始幾年，大多數地方文物單位基本上未能顧及史前遺址，考古研究所先致力於黃河中游和上游地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發展到長江中游和黃河下游，20世紀60年代再發展到內蒙古東部地區，後來進一步發展到其他地區。原始時期方面，對待與夏文化密切相關的二里頭遺址，自從發現即抓住不放；20世紀80年代，又持續進行偃師商城的發掘。而歷史時期則集中力量進行歷代都城遺址的勘察發掘，從20世紀50年代起，持續進行了安陽殷墟、西周豐鎬、漢長安城、漢魏洛陽城、隋唐長安城與洛陽城址的工作，20世紀60年代與地方單位合作投入遼中京、金中都、元大都等項勘察發掘工作。20世紀70年代以後，又與地方合作進行曹魏—北齊鄴城、隋唐揚州城、南宋臨安城的勘察發掘工作。 ^[23] 

另外，考古研究所還以新疆為重點開展邊疆地區考古工作，進行了大冶銅綠山、龍泉窯、南宋官窯、西夏靈武窯等手工業遺址的發掘。同時，在考古研究規劃和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中，還對殷墟甲骨文、殷周金文、漢代簡牘、歷代碑刻等出土文獻的研究都曾作過適當安排，有成效地開展工作。這些田野工作和室內工作，既體現了夏鼐的學術思想，又是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分別做出了顯著的成績，出版一系列考古報告和資料彙編。 ^[23] 

考古研究所成立時，考古業務人員僅有十四人。除梁思永、夏鼐二人外，有原屬中研院的考古界元老郭寶鈞研究員、技工魏善臣和測量員徐智銘；原屬北平研究院專治新疆考古的黃文弼研究員、參與過寶雞鬥雞台發掘的蘇秉琦副研究員、資深技工白萬玉。他們參與田野考古的經歷有所不同，而且由於歷史的侷限，掌握的發掘技術都不夠全面，需要在操作規程上進行規範；而新參加田野工作的六名青年人中，安志敏、石興邦、王仲殊是剛從大學畢業的研究生或本科生，王伯洪、馬得志是原史語所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人員，趙銓則是新招聘人員，更需要在實踐工作中進行嚴格的基本訓練。 ^[22] 

夏鼐在開拓新中國考古工作的同時，規範了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的操作規程，為全國考古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基礎。1950年10月1日，夏鼐就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後一個星期，就由他和郭寶鈞分任發掘團長、副團長，蘇秉琦任秘書，帶領考古研究所第一支發掘隊，前往河南輝縣進行為期近四個月的發掘。他在操作規程上對年輕的考古學者的要求十分嚴格，有人初次參加田野發掘，不懂得隨時觀察墓葬填土中的包含物，以為起土時閒着沒事，便在坑邊看起書來，當即被他批評。晚間，他要查閲年輕同志所寫發掘記錄是否符合規定，如有懈怠也要受到批評，必須重寫。 ^[22] 

1952年，為了應對國家即將到來的基本建設高潮，迅速培養田野考古人才，由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合作，一面共同舉辦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對各地文物單位人員進行田野考古知識和技能的短期培訓，以適應配合基本建設工程的急切需要。一面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創辦中國高等院校中的第一個考古專業，以便更有系統地培養考古研究專門人才。夏鼐直接參與考古專業和考古訓練班的組織領導與具體策劃，為此他在1952年7月，連續參加在教育部、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和北京大學召開的會議，討論考古訓練班和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課程設置等問題。由於夏鼐是與會者中唯一曾在國外經受正規田野考古訓練的專家，他的意見往往起到的重要作用。 ^[22] 

1985年，夏鼐設立了中國國內考古學的最高獎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學成果獎”。該獎一般每4年評選一次，頒發給對中國考古學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籍學者，以推動中國考古學研究和考古學事業的發展。該獎金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負責管理，聘請所內外專家組成評獎委員會，負責評獎和頒獎。 ^[22]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底，夏鼐開始攻讀博士學位的學業。1893年皮特里在倫敦大學埃及學系成立的演講中，曾指出古埃及石珠的研究是以後埃及學中的關鍵課題。夏鼐不辭煩勞，從基礎工作入手，抄制近2000張卡片（“ShianBeadCorpusI、II”，Snian系夏鼐英文的署名），把皮特里收藏品裏的1760枚珠子，按形制、顏色、材料、紋飾、出土地、時代、用途加以登記，並手繪線圖，這些卡片至今仍保存在倫敦大學皮特里博物館。 ^[24]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底，夏鼐再次來到埃及，為的是檢視開羅博物館所藏的石珠文物資料。他在此逗留一年，期間與埃及學者多有學術交流，並曾為鮑姆伽特（E·J·Baumgartel）寫作《史前埃及文化》一書提供了部分資料。這時他本人寫出《關於貝克漢姆巖的幾點評述》一文，此文既吸取了皮特里等埃及學學者的研究成果，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此文的寫作進一步表明夏鼐已熟練地掌握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從此文結尾部分作者的交待中，可見他在開羅與埃及學學者有着廣泛的學術探討，除鮑姆伽特之外，還有開羅地質博物館館長裏託和魯卡斯·羅威等人。 ^[24] 

在開羅期間，夏鼐完成了博士論文的寫作，論文的題目是《古埃及串珠的考古價值》。論文對古埃及各種珠子進行了系統類型學的研究，共分4個部分23章。第一部分是導論，有5章。主要介紹古埃及珠子的考古價值，研究的範圍，登記的方法，處理的模式，以及定名和材料的鑑定。第二部分是對珠子製作的工藝研究，也有5章。按材料的不同，把珠子分為玻璃珠子、石珠子、烘烤材料珠子、金屬珠子，還有其他雜料製成的珠子。第三部分是將各類珠子進行分類，並提出新的組合，有4章。第四部分是編年學，有9章。從史前到希臘、羅馬時期，把古埃及珠子按時代先後分為九段。這篇論文材料豐富，分析透徹，表現了作者在埃及學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它寫作在50多年前，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他獲得的評語是“對一批重要古埃及遺物做了系統的研究”。在開羅期間，夏鼐還寫了兩篇論文。一篇是《若干埃及出土的玻璃分層眼狀紋珠》，另一篇是《幾顆埃及出土的蝕花肉紅石髓珠》。 ^[24] 

夏鼐一直不忘當年在開羅對蝕花肉紅石髓珠的研究，當他得悉1956年在我國雲南晉寧石寨山，一座漢墓上發現一串肉紅髓珠以後，把它們與埃及等地出土的蝕花肉紅石髓珠加以對比研究，寫成《我國出土的蝕花肉紅石髓珠》一文。文中引述了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發表的《幾顆埃及出土的蝕花肉紅石髓珠》那篇文章的有關內容，把對這種石髓珠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24] 

夏鼐考察敦煌石窟期間至新中國成立之初，撰寫了《敦煌藏經洞封啓的年代》《漫談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學》《<敦煌石室畫像題識>後記》，分析了敦煌千佛洞對宗教研究、藝術研究、政治研究、社會研究等學科的重要影響，為“敦煌千佛洞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夏鼐在《敦煌藏經洞封啓的年代》一文中，根據考察中發現的寫本、壁畫、文字、曆法等，指出了張鴻汀、董作賓提出的藏經洞封閉年代新解的疏漏之處，並認為還是應該遵照斯坦因與伯希和提出的舊解，即藏經洞封閉的時間約在西夏攻陷沙州的時候。至於藏經洞重啓的年代，夏鼐綜合了已知的四種有史料支持的説法——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經過比較，得出第二種説法，即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更為可靠。這篇文章雖然篇幅短小，但言簡意賅地闡釋了作者對敦煌藏經洞封啓年代的看法和依據，為後世學者開展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參考。 ^[26] 

夏鼐在《漫談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學》一文中，主要提出了以下幾個頗有建樹的觀點：

其一，要以全局性的眼光審視考古發現。夏鼐指出現代意義上的考古不是盜墓尋寶，而是“將整個廢墟開掘開來，研究當時的物質文化的全貌”。因此，他指出不能孤立地欣賞千佛洞中單一的壁畫，將之與周邊環境割裂開來，而要分析壁畫與壁畫、壁畫與塑像之間的聯繫配合，以瞭解造洞藝術家的匠心與當時的社會、宗教意識形態。

其二，運用考古類型學對洞窟進行類比斷代。夏鼐還提出要以已知年代的洞窟為標準，提煉各個時代石窟的藝術特點，並據此將沒有紀年題記的洞窟歸入特定年代序列中。可以説，這是第一次由考古學家明確使用類型學分析方法來完成敦煌石窟斷代工作。 ^[26] 

其三，通過各個洞窟藝術特徵的變化開展多學科研究。夏鼐認為通過綜合洞窟的構造、神龕的形制、藻井的裝飾、塑像的題材、作畫用的顏料等變化分析出石窟藝術嬗變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又可以反映出我國佛教發展歷程、當時社會組成和階級關係，為宗教史、藝術史、政治史和社會史的研究提供寶貴材料。 ^[26] 

其四，要與其他相關遺蹟、遺物開展橫向比較。除了類比研究以外，夏鼐認為敦煌千佛洞還提供了進行比較研究的豐富資料。比如，藏經洞石窟壁畫中的建築，便可以和千佛洞現存的唐末至宋初的木構廊檐互相比較研究。除了在敦煌各個洞窟間進行比較之外，還可以針對遺存間的共性進行跨省域，乃至跨國境的比較研究。比如，敦煌石窟中的壁畫、雕刻與龍門、雲崗等石窟中的所處時代相近，且都是具有我國本土特色的佛教藝術遺蹟，因而可以互相參照。另外，墓葬發掘出來的美術品也可以與敦煌洞窟中的東西進行比較，如墓葬出土的陶俑可以與壁畫中的形象相對照，以此總結出那個時代的藝術共性。 ^[26] 

其五，在進行分析研究工作時，需要對研究對象有深刻的認識。夏鼐指出，要熟悉一般性的文獻及實物的材料，尤其是佛教經典，不然很容易陷入主觀臆斷的錯誤中，而不能對文物產生客觀的認識。 ^[26] 

其六，要利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對文物進行客觀深刻的認識。鑑於敦煌石窟壁畫中使用的顏色中有一部分加工工藝複雜，且原材料並非產於當地，夏鼐認為需要依靠化學家來做分析工作，以求明敦煌壁畫的實質。 ^[26] 

在這篇文章中，夏鼐從研究分析方法和可能途徑上為全面解讀敦煌石窟的藝術、宗教、歷史等價值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意見。尤其是在此文中夏鼐第一次談到了將現代考古學研究方法運用於敦煌石窟研究，具有開敦煌石窟現代考古理論先河的重要意義。後世學者循着夏鼐指明的道路，在敦煌石窟研究上取得了相當豐富的成果。在夏鼐發表《漫談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學》一文不久後，宿白先生便首次運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通過285窟壁畫的分類排比，對莫高窟的北魏洞窟作了比較研究。與此同時，圖像學方法也被運用於研究石窟內容，如金維諾先生的《敦煌壁畫祇園記圖考》、常書鴻先生的《敦煌莫高窟藝術》等文章均是綜合運用了佛經、變文、敦煌文獻等文本材料，對壁畫與各類文獻的關係進行了多方的考釋。 ^[26] 

《〈敦煌石室畫像題識〉後記》是夏鼐對史巖所著《敦煌石室畫像（象）題識》一書的補證、評價，力求通過“互證”的研究方法得出客觀、準確、全面的結論。總體而言，夏鼐對史巖的抄錄工作評價不高，“所舉的十幾個例子，可以證明史先生的抄錄工作，連些很重要的地方，都有遺漏。至於比較無關緊要的錯誤或遺漏，自然是更多。”另外，夏鼐在文中提出了敦煌洞窟編號相關問題和意見。夏鼐認為“初次編號時，自當竭力設法使之合理和方便，但是既然已經編過，並且經許多人使用過，除非另有萬不得已的重大理由，最好不要以‘合理’或‘方便’的口頭禪，輕加全部更改。”因此，夏鼐在文中採用了舊有的張氏洞窟編號，而沒有使用史巖所創的新編號。並且，夏鼐也對敦煌藝術研究所未來制定各洞編號的工作提供了指導性意見。簡而言之，他希望可以參照現代門牌編號的方法，在照張氏已有的“耳洞”編號基礎上，由南而北，改為第幾號甲洞、乙洞。這樣一來，既避免了新舊編號方法交替使用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錯誤，又改進了舊編號的不便之處，為後續的查找研究工作節省了時間。雖然夏鼐對整本書總體評價不高，但20世紀60年代，夏鼐在翻閲謝稚柳先生所著《敦煌藝術敍錄》一書時，還將“有關題記錄入史巖《敦煌石室畫像題識》一書中”，進行互相補充，可見夏鼐對待學術的嚴謹態度。 ^[26] 

夏鼐曾計劃以有年號標記的洞窟題記為標準，歸納總結各洞窟的時代特點，撰寫《敦煌千佛洞各窟分期研究的初步試探》一文。但是考慮到這項工作需要耗費大量時間，而他當時的挖掘任務行程緊張而作罷，令人遺憾。不過夏鼐還是將相關考古發現整理成了《千佛洞調查札記》，也為後世學者留下了寶貴的研究資料。 ^[26] 

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後期，夏鼐先後發表了《晉周處墓出土的金屬帶飾的重新鑑定》《從宣化遼墓的星圖論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中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等一系列論文，利用考古學資料，運用考古學方法，闡明中國古代在天文、數學、紡織、冶金和化學等各個科技領域中的成就，為中國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作出重大的貢獻。夏鼐在中國冶金史研究方面，也有相當重要的貢獻。首先，他最早指出藁城台西商代遺址所出鐵刃銅鉞可能是用天然隕鐵製成的。

1972年台西遺址出土鐵刃銅鉞，是中國考古學上的一項重要發現，表明中國人民早在公元前14世紀已經認識了鐵，因而迅速得到夏鼐的高度重視。開始進行的技術鑑定，以為鐵刃屬古代熟鐵。他考慮到人類在發明鍊鐵以前有時利用隕鐵製器，而鑑定結果中鐵刃的含鎳量又高於一般冶煉的熟鐵，當即表示鑑定並未排斥這鐵是隕鐵的可能，還不能確定其為古代冶煉的熟鐵，需要進一步分析研究。 ^[29]  後經夏鼐約請鋼鐵專家柯俊重新組織鑑定，多種現代化手段的分析結果證明藁城銅鉞的鐵刃不是人工冶煉的熟鐵，而是用隕鐵鍛成的，從而避免了中國考古學和中國科技史上的一場混亂。 ^[30] 

夏鼐還糾正了中國早在3世紀的西晉便能提煉鋁的錯誤説法。1953年宜興周處墓發現17件金屬帶飾，發掘者將一塊碎片請人鑑定，分析結果為鋁。由於鍊鋁是19世紀發明電解法後才被人們掌握的一種新技術，這項發現迅速引起國內外的廣泛注意。但是，後來有人分析的一塊碎片，卻是銀製的。為了澄清事實的真象，夏鼐請人採取幾種不同的方法，對現存的全部帶飾重新鑑定，檢驗結果都是銀而非鋁。 ^[30] 

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夏鼐發表了《咸陽底張灣隋墓出土的東羅馬金幣》《新疆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和刺繡》《綜述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等論文。根據中國各地出土的絲織品、外國貨幣及其他具有外國風格的遺物，闡明漢唐時代中國與中亞、西亞，特別是與波斯和東羅馬帝國在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繫，並對中西交通的路線提出創見。 ^[8]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夏鼐在蔣廷黼指導下撰寫了畢業論文《太平天國前後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修改後發表於《清華學報》 ^[13]  ，夏鼐通過蒐集當時力所能及的官書、政書等史料，對於長江流域有漕各省的田賦及其減免過程，進行了較為清晰的勾勒，對於梳理此階段漕運制度的變遷，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35] 

在清華期間，吳晗看重夏鼐有做學問的潛力，拉他加入史學社團，又常約稿。起初，夏鼐還是有些不自信 ：“我也很想借這個機會練習寫文章，既已以史學為終身事業，做文章的事安可忽略，但又有些膽虛，深恐把不成熟的作品冒昧發表，貽留笑柄……”他在《清華週刊》發表《秦代官制考》《〈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訂誤一則》《魏文侯一朝之政治與學術》《洋書辨偽》《二程的人生哲學》等多篇文章，這與吳晗的鼓勵是分不開的，甚而受邀接手《清華週刊》文史欄的編輯工作。同時，圍繞《清華週刊》的編輯工作，兩人有很多切磋機會。吳晗對清史著作有所批評，認為《清朝全史》關於外交方面，“多采取馬士一書，發明之處較少”，又蕭一山《清代通史》“雖為巨帙，而抄襲成書，無甚發明，而各部分間之聯絡，亦不能指出，以其缺社會科學之根柢也”。這些談話直接啓發了夏鼐，也是他後來寫作《評蕭一山<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一文的緣起。對吳晗的學問，夏鼐有佩服，也有商榷。 ^[27] 

夏鼐與梁思永二人有着“20年的師生情誼”，他們的交往折射出中國考古學發展脈絡及階段特點。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11月22日，在獲知考取公費留美生不久，夏鼐即閲讀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遺址》。出國留學後，夏鼐仍將梁思永的著作視為必讀書目。對於梁思永的著作，夏鼐不僅採用比較閲讀法，還運用多次閲讀法，這樣可從中獲得更多啓發。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6月16日，在閲讀勞費爾《中國瓷器的起源》一書後，夏鼐複閲梁思永《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並“摘錄要點”。正如上述對梁思永著作的評價，夏鼐對梁思永的其他著述，整體都持較高讚譽。民國三十年（1941年）3月19日，夏鼐在李莊見到梁思永。次日，閲讀梁思永《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3月22日，夏鼐將該文的摘要打字，並赴梁思永處討論三個問題，即“杭州良渚出土者能否歸入龍山文化”、“黑陶是否由於還原作用”和“南越文王墓出土物發表何處（以其陶品與所謂‘吳越文化’花紋陶相近也）”。留學時，夏鼐選定古埃及串珠這一少有人涉及的領域作為博士論文選題，並於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9月着手撰寫。甫一歸國，他將已完成內容請梁思永指正，一則反映了他虛心求教的態度，再則體現了他對梁思永的敬重。民國三十年（1941年）3月25日，梁思永交還夏鼐的論文並提出意見。1954年4月2日，梁思永心臟病發作，後醫治無效在中央人民醫院逝世。彼時夏鼐因胃病也在該院治療，梁思永逝世當日，他“悲傷之至”，並抱病撰寫追悼梁思永的文章，夜間“輾轉不能入睡”，“一直想念着梁先生，20年的師生情誼，欲抑制情緒也抑制不住”。 ^[28] 

註釋：1963年，夏鼐全家三世同堂的合影（前排從左往右：大外孫印建中、妻子李秀君懷抱三外孫印建正、夏鼐懷抱孫女夏晴、二外孫印建鋼、幼子夏正炎；二排從左往右：次子夏正楷、長女夏素琴、長媳張志清；後排從左往右：女婿印若淵、長子夏正暄） ^[6] 

新石器時代研究方面：《齊家期墓葬的新發現及其年代的改訂》《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 ^[8] 

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方面：《咸陽底張灣隋墓出土的東羅馬金幣》《新疆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和刺繡》《綜述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 ^[8] 

中國科技史的研究方面：《晉周處墓出土的金屬帶飾的重新鑑定》《從宣化遼墓的星圖論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我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 ^[8] 

夏鼐的主要學術著作還有：《考古學論文集》（1961）、《考古學與科技史》（1980）、《中國考古學研究》（日文，1980）、《中國文明的起源》（日文，1984），Jade and Silk of Han China（英文，1984）等。

主編並參加執筆的考古發掘報告有《輝縣發掘報告》（1956）、《長沙發掘報告》（1957）等。此外，還有由夏鼐任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集體編寫的《新中國的考古收穫》（1961）和《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1984）。在他的主持和領導下，還完成了《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的編撰工作。 ^[8] 

1985年曾捐款3萬元人民幣設立“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獎金”，在全國範圍內授予做出突出成績的考古學學者。1994年社科院考古所又籌集7萬元，使獎金本金增至10萬元。 ^[7] 

夏鼐故居坐落在温州市倉橋街102號。建於20世紀20年代，坐北朝南，由四處院落組成，建築面積1647平方米。故居正中院落由門屋、廂房、正屋組成，正屋為五開間樓房，底層西次間為夏鼐讀書的書房。2012年6月，夏鼐故居陳列館佈置陳列後免費開放。展廳由一樓的温州情緣展廳、中外學界交往廳、夏鼐生平陳列廳、夏鼐夫婦居室、友人所贈書畫廳、多功能影像廳；二樓的日用實物陳列廳、日常辦公展示廳等組成，展覽內容有依次展出的"温邑山水，哺育成長""滬上求學，開拓視野""燕京清華，初露風華"等十大單元，大量的圖片和實物展示了夏鼐一生的重要經歷和光輝業績以及他在故居生活的方方面面。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