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暉

兼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華孔子學會理事、孔子研究院特聘專家等，開設中國思想史、儒家經典、儒學修身等方面課程。 ^[1] 

2020年2月15日，獲山東省公示為泰山學者特聘專家建議人選。 ^[2] 

截止2023年3月開設的主要課程有：“儒家經典導讀”（全校本科生通識課），“儒學與修身”（全校本科生通識課）、“中國思想史專題”（本科生專業基礎課），“中國思想史研究”（研究生專業基礎課）等，曾經開設的英文課有：“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清華大學外國留學生課）,“Culture, Confucianism and Chiense Modernity”（為美國Syracus University等校本科生課程）等。其中“儒家經典導讀”2009年以來為清華大學文化素質核心課及全校精品課。 ^[1] 

迄今為止出版學術論著11部，另在Philosophy East & West,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哲學研究》，《復旦學報》等國內外一流雜誌發表論文100餘篇（共出版成果字數300百萬字左右）。 ^[3] 

早年學習西方哲學，博士畢業後開始逐漸轉向國學研究，從此以國學為精神的歸宿 ^[4]  。基於其由“西”入“中”的特殊個人經歷，其研究方法同時結合了哲學和史學的訓練，注重吸收社會學、文化學、人類學、心理學等若干不同學科的新成果新理論，對西方儒學也較關注。多年來在儒學與中國現代性、“中學”與“西學”的關係、現代中國學統的重建、儒學與未來中華文明重建、為“三綱”正名、《左傳》研究 ^[5]  等領域多有成果和新見。（“三綱”詞條）

2001年出版《春秋左傳人物譜》（上下冊）一書，將《左傳》中的150餘位人物的生平事蹟進行了系統的彙總和評點，意在突出《左傳》一書在人物、紀事等方面的獨特義法，與《春秋》義法相獨立。該書雖欲突出《左傳》的思想史意義，然於學者從事相關研究亦能提供檢索方便（李學勤先生在為該書所寫的“序”亦肯定此書“以人系事”對思想史研究之意義）。從《左傳》所反映出來的中國人特有的複雜人際心理等來看，本書與其後來作者注重從中國文化的習性、中國人的關係本位心理等角度來研究儒學與中國現代性問題是一脈相承的。

2002年初版、2022年增訂再版的《“中學”與“西學”——重新解讀現代中國學術史》（何兆武序）一書在學術界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該書以若干中國哲學範疇為例，來説明現代中國人用西方學科體系來肢解原有的國學體系，用西方學術範疇來解讀國學傳統，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論問題，蓋因以儒學為主流的中國傳統學術，與希臘以來以求知為宗旨的西方學術傳統本為不同性質的兩類學術，雖可相互啓發、彼此補益，但終究不能相互歸併、納入同軌。2007年出版的《思辨之神：西方哲學思潮選講》一書對此也有表達。沿着這一思路，現代中國學術的最大困境，可能來自於在以“西”解“中”的過程中，一方面將中國古代學術傳統的真精神丟棄了，另一方面也沒有真正接受西方學術的認知主義傳統。所以現代中國學術的致命問題是學統的迷失。具體表現為現代中國學術研究的話語系統始終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即建立起真正屬於自身的意義世界，讓學人們從中找到讓自身精神昇華和靈魂不朽的終極歸宿。 ^[6]  這方面的想法在2010年出版的論文集《學統的迷失與再造：儒學與當代中國學統研究》（萬俊人作序）得到了較為集中的表達。

《“中學”與“西學”》（2002）(4張)

在學統的重建方面，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之一是作為中國傳統學術主流的儒學今天能否復興。在其一系列論著中，方朝暉試圖説明，儒學或中國古代學統的現代傳承面臨着兩個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第一是讓它從現行學科體系中獨立出來，即迴歸經學。因為現行學科體制是為培養知識而設，這不符合國學的基本精神，而且與國學原有分類方式不相容。 ^[7]  其二是結合現代人的語境和生活狀況，重建修身之道。儒學或國學是以踐履、功夫為基礎的，沒有功夫，國學就失去了生命；沒有踐履，儒學就喪失了靈魂。在這方面，2008年初版、2011年再版的《儒家修身九講》一書作了初步的嘗試。該書的主要特點是以宋明理學為線索，融合儒道釋，針對現代人的精神心理問題，來説明儒家修身傳統在現代語境下被激活的可能性，包括如何將靜坐等功夫應用到現代人身上。

2011年出版的《文明的毀滅與新生：儒學與中國現代性研究》（陳明序）反映作者對中國現代性未來圖景的預測，而其根本宗旨則在於為一種可能出現的、不同於西方文明樣式的未來中華文明樣式論證。本書主要不是從哲學/形而上學立場，而是較多從文化心理/文化習性這一視角來理解未來中國的現代性問題，認為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植根於西方文化歷史土壤，雖會成為中國現代性的重要內容，但不可能成為未來中國社會進步的源動力。中國文化幾千年來形成的慣性決定了，未來中華文明仍然會以治人而非治法、賢能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倫理本位而非制度本位為主要特徵；中國文化未來的核心價值仍然是仁、義、忠、信等，而不是民主、自由、人權等。在該書前言及跋中，作者交待了本書寫作的基本動機，即在牟宗三、唐君毅等老一輩新儒家之後，重新回答未來中國的道統、政統和學統問題，實即未來中國文化的出路問題。該書強調，文明重建是今日中國面臨的最重要使命。

2011年8月31日，在舉辦於清華大學的“儒學與中國現代性學術研討會”上，陳來、秦暉、秋風、陳明、張國剛、任劍濤、貝淡寧、幹春松、彭永捷、楊學功、曹峯等多位學者就《文明的毀滅與新生：儒學與中國現代性研究》一書的相關內容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8]  批評意見主要來自於兩方面，一是以秦暉為代表的，認為西方現代性特別是民主、人權等內容是普世價值，儒家的價值理想可能更適合於西周時期的熟人社會，而非主要依賴於制度約束的現代社會；二是以陳明、秋風等人為代表的，認為中、西文化都不能用某種抽象的本質絕對化，建立在這種絕對化基礎上的文化模式學説，不足以解釋中國現代性的未來。對此，方朝暉在迴應中認為，現代性本來就是多元的，秦、徐缺乏文化相對論視野，沒有解答民主等價值需依賴於具體的文化歷史土壤才能有效運作的問題；至於文化模式學説作為理解中國現代性的基礎，本來就不是尋求儒學的先驗基礎，只是把文化模式作為一種經驗科學的假設來解釋儒學和它之間的關係。

蘇黎士大學(1張)

2010年2月10日，方朝暉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怎麼看‘尊王’、‘忠君’和‘三綱’——讀劉澤華、張分田國學論文有感”一文，批評人們從民主/專制二分式思維和進化論歷史觀出發，將儒家的“忠君”、“三綱”等價值觀誤解為維護專制的工具；提出“三綱”的本義並不是指無條件服從，而是指從大局出發、按照良知與道義做事；儒家式的賢能政治比以黨爭和大眾運動為特色的民主政治更適合於中國國情。文章發表後，很快引起了多位學者的強烈批評。周思源、王也揚、張緒山、趙慶雲等多位學者隨後在《中華讀書報》撰文，認為方朝暉混淆了文化的時代性，不能因為民主成長過程中的曲折而否定它，更不能漠視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無論是古代的還是今天的）之間天然的差異和對立。對此，方朝暉撰文進一步論證，“民主政治只不過是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特定製度安排，而不是可以超越具體的歷史文化處境普遍有效的政治制度”；並從中國文化的人際本位特徵入手，具體説明了為什麼以黨爭和大眾運動為特色的現代民主政治並不完全適合於中國文化的土壤。 ^[9] 

此後，方朝暉又分別在《天津社會科學》、《戰略與管理》、《共識網》、《愛思想網》、《儒家郵報》等發表論文多篇，批評李存山等人誤解儒家“三綱”；並出版專著《為“三綱”正名》（2014年1月），系統分析“三綱”思想的來源、產生背景和真實含義，全面反駁視“三綱”為下對上的絕對服從、來源於黃老法家、產生於秦漢大一統的政治現實、以維護集權專制為宗旨這一傳統觀點。

（1）《“三綱”與秩序重建》，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 ^[10]  ；

（2）《文明的毀滅與新生：儒學與中國現代性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3）《나를 지켜낸다는 것》（保持自我），Seoul: Wisdomhouse Publishing Co., Ltd., 2014； ^[11] 

（4）《學統與迷失與再造：儒學與當代中國學統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5）《“中學”與“西學”：重新解讀現代中國學術史》，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6）《儒家修身九講》，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2011年1月第二版；

（7）《春秋左傳人物譜》（全二冊），齊魯書社2001年版；

（8）《思辨之神：西方哲學思潮選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9）《重建價值主體——卡爾·雅斯貝斯對近現代西方自由觀的揚棄》，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10）《理想國家的宣言：〈理想國〉》（與朱清華合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為“三綱”正名》，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12）《國學修身智慧》（光盤），北京高教音像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