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時評

作為時評編輯，常遇到如下情況：選題不好，也寫不好；選題好，角度不好；選題好，寫不好——以上三種情況的稿件佔來稿量的大約90%以上，而這些稿件可以説都難以走上版面。

新聞時評是新聞報道深化的需要，因“深化”故，其寫作較消息、通訊顯得複雜一些，寫好需要一定的“筆力”。但，時評寫作也不是説沒有規律可循。

和寫其他文章一樣，時評寫作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寫什麼”的問題。

“寫什麼”，當然也就是“選什麼題材來寫”、“選什麼事”來寫。

選題成功與否，是一篇文章走向成功的前提。

但選題本身也有兩個基本前提：如果不是親歷的新聞事件必須確保所引述的新聞是事實而不是之虛烏有；其次是不能對新聞事實斷章取義，歪曲原新聞所述事實。不保證這兩點，時評從源頭上就立不住。

在保證這兩點的基礎上，下一步如何走？

選題如爬山，選擇一座什麼樣的“山”來爬呢？首先，寫時評要敢於衝着社會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去寫，所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敢於碰熱點題材，時評就會失去生存的價值和意義，因為時評的使命，本就是為了解決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不敢於碰熱點題材，時評作者本身也將是個失敗的創作者，難以在時評圈內立足。

同時，“虎山”作為風險過大之“山”，也要慎爬。向“虎山”行，是感覺自己能打死“老虎”或者能繞過“老虎”輕鬆過山，如果不能做到這兩點，還是不要爬的好。這就是所謂“知己知彼”，量力而行。

一般來言，風險高的“山”，需要立意、角度、語言表達上有較多的閃轉騰挪之功，爬上去頗費一番氣力。有些題材，受時代政治、社會、習俗等方面因素影響，是時代語境所避趨之的，這樣的“山”，最後先不要觸及——如果經過一段時間發展，有些限制的東西“融釋”了，再寫不遲。

其次，忌爬平庸的無特點的“山”。平庸的無特點的“山”，難見新奇，時評作者要忌趕這樣的“大流”。比如，前一段上海規範發展馬路攤點，來了一批稿子大談規範發展馬路攤點的做法對於民生的意義——第一個大城市採取這樣的做法，還是值得一談的；但過了一段，鄭州又解禁馬路市場，結果一批作者又蜂擁寫之，而主題仍如昨，這樣就沒多少意思了。

“山不再高，有仙則名”，有些“小山”，別看不高，但很有特點，寫起來也很有意思。蘇軾言：“到蘇州不遊虎丘，乃憾事也!”其實虎丘只有30多米，但“小山”人文底藴豐厚，“爬”起來也很帶勁！

簡言之，處理好“選題”問題，是時評寫作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角度問題，屬於“怎麼寫”的範疇了——是“怎麼寫”的第一步。

角度問題，就是“從哪兒下手”或“如何看待一件新聞事實”的問題。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一座山，視角不同，會完全得出相反的結論和觀點。

比如，泰山，你可以説它有地質科學價值——岩層比較古老，太古代的變質岩層是地球最古老的岩石，距今已有25－28億年；可以説它有文化價值——從古到今，留有大量的石刻書法和詩文；你可以説它是一座宗教之山，有道教、佛教建築，有佛經，有道士；你可以説它是一座帝王之山，當你站在泰山之巔，看到羣山如拱，你就知道歷代帝王為何那麼喜歡到泰山行封禪大典……所以，你關注得角度不同，一座山就會有不同的註解。

需要注意是：一座本來能爬得上去的“山”，如果角度選不好，仍然有爬不上去的可能。

如果形象一點，我們也可以把寫文章的角度，比喻為爬山的路徑，這就很容易理解了。一座“山”，有緩坡，有懸崖絕壁，也有雖險峻卻仍可攀援之處。寫時評，不是“條條道路都可通向山頂”。因為，選哪座山爬——即選題，有“高壓線”問題，從哪條路爬到“山頂”——既選擇哪個角度寫文章仍然存在“高壓線”問題。“懸崖絕壁”就是“高壓線”，這樣的路，從一開始“爬山”時就應該努力避開。

如泰山，從紅門到中天門到十八盤到山頂，可以；但後山是懸崖絕壁，不好爬。

爬山，有大家習以為常的大路，也有偏僻奇崛的路，選擇那條路呢？我以為，別人都走的路就不要再爬了，要選一條別人未走過的新路來爬——這條別人未走的新路，其實就是一個“新的角度”的問題。寫時評要儘量找到這樣一條新路來爬。

這條“新路”，要保證“可走，能至山頂”。

如何行文，是“怎麼寫”的第二步。也是整個文章落實到紙面上的過程。

俗語説“為人宜直，為文貴曲”。但我以為，寫小説“曲”好，時評寫作則不要“曲”。

所謂“不曲”，是指觀點直白、明確，論證上邏輯清晰：文章的結構層次分明，沒必要繞圈子，“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文章的三大部分最好一目瞭然。即多用演繹法，少用歸納法，這是由新聞時評的“新聞性”所決定的，也是快餐化的時代生活所需要的。

舉個例子來説，選擇爬的山是一座光禿禿的山（是什麼）；你就得考慮這座山變禿的原因（為什麼），是人為砍伐造成的？還是土質、岩層所致？還是植樹方式不當造成的？還是管理不善造成的？還是缺水造成的？不管那種原因，要找到；找到原因之後，你就針對原因，提出綠化良方（怎麼辦）。如果是一種原因造成的，你就針對這一種原因，提出一個解決辦法即可；如果是綜合原因，那麼有幾種原因，你就得提出幾種解決辦法。

寫時評首先要掌握這樣一種簡單的結構——這樣説，並不是拒絕其他結構邏輯，因為文無定法，風格越多樣越好，但時評作者最好先掌握這個最簡易的寫作模式。現在的問題是，一些作者，不會走就想跑，結果文章寫得雲裏霧沼，讓人混沌難解。

結構之外，行文中另一個問題是時評的語言表達問題。寫時評，文章結構要“直白”，語言風格卻要“曲”，委婉一些——起碼要做到這麼一點：把自己想説的話説出來，而又要讓人感覺沒有一句過分的話。

“曲”，並不是要故作深奧,讓人搞不明白,語言還是要明白曉暢、簡練。注意少用定語、形容詞；多用短句、單句，少用長句、複句——漢語和英語不同，漢語用短句、單句顯得漂亮、乾淨。

時評整個文章的語氣還要注意張弛有度，忌劍拔弩張。

現在時評語言不理想是個全國性的問題，通訊員來稿中用詞不當、句子不通順、拖泥帶水、發泄多而理性語言少等現象比較嚴重；可以説，來稿中找到一個文筆流暢、風格穩健而不需改動的文稿很難——這可能和“重外語、輕漢語”及漢語整體教學方式不盡科學等整體環境有關。

最後強調一下“時代語境”問題。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筆者提到“時代語境”的概念，其實在時評寫作的整個過程當中，都必須高度重視“時代語境”問題。

所謂“時代語境”，就是時代輿論環境所能容許的語言表述自由度。時評語言表述必須準確、妥當。

每一個社會每一個時代都有特定的“語境”。“時代的語境”決定了題材的能否觸及、看問題的角度是否可行和語言表述的張弛度。

稿子能夠發出來才是硬道理。正因為“時代的語境”決定了寫文章的三大問題，所以，如果“時代的語境”摸不清，便沒法寫文章；即使寫了，也是白寫，因為很難發出來。

在我們這樣一個和平年代，社會需要的更多是理智的建設性的良言，而不是破壞性的衝動。孔子説：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寫時評，應把達到這樣一種“老熟”境界作為畢生之追求。

一篇稿子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很容易，但經常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卻很困難——因為我們都生活在凡間，有七情六慾，要永遠做到理性、不動氣，太難了。

所以，寫時評，誰也無法抱以取巧、僥倖的心理，而頗需要自沉其心的修煉。

“時評”是“時政評論”與“時事評論”的略稱。它包括新聞評論，既可以取材於新聞，也可以就作者身邊或心頭的事發表看法。改革開放以後，隨着民主進程的推進和市場化報紙的興起，以時評辨析是非、推進認識、針砭時弊、疏導民意、激發民智，成為報業振興的一個亮點。這一點，早在1979年的美國，就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新聞媒介的觀點功能，已經成為新聞消費者離不開的需求，因為他們如今已經被信息淹沒了”。①因此，專業的評論員成為報業生存和發展不可多得的人力資源，也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中堅力量。評論員的視覺焦點在哪裏，評論員的社會責任又在何處彰顯？這其中一多半體現在他們對時評的選題上。本文僅以鄢烈山時評選題為例，試分析中國新聞評論員時評選題的特點。

鄢烈山現為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高級編輯、《南方週末》編委，出版時評和雜文著作十幾種。2004年，他以時評雜文集《一個人的經典》問鼎魯迅文學獎，成為該年度魯迅文學獎唯一的雜文獲獎作家。②現在，他除了在紙媒上保持每年百餘篇時評高產紀錄外，還在各門户網站上撰寫了大量的博文。他的博文幾乎每一篇的點擊量都超過百萬次以上。他的作品警醒讀者、震撼社會，形成了一種眾人稱快、敢為言路之先的“鄢烈山現象”。

為什麼鄢烈山的時評能激揚風氣，匡扶正義，引人深思？鄢烈山説：“我寫作的追求是：重大主題，獨特視角，思辨色彩，文化意味。”這十六個字字字凸顯鄢烈山的時評選題特點，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一縱兩橫”三個方面。

這是從縱向上描述時評家選題的價值判斷過程。“見微知著”，即見事物於微端，然後知其顯著意義。這包含兩個動作：一個是“見微”，另一個是“知著”。

作為時評家，“見微”就是要對新聞事件有高度的敏感，並且對生活中的變化富有洞察力。鄢烈山之所以能夠做到“見微”，是因為他始終懷着“公民寫作”的意識。鄢烈山着意“定位”了寫作主體的“公民”性質，而關注的焦點，乃在“民生和民族進步”。既然是共和國公民一個，則高下尊卑、朝野平民，乃至異端、反對派，與他概無關涉：“是我所是，非我所非，思我所見，言我所想，無非是享有和略盡‘我’應有的公民權利和義務罷了。”這樣一來，思想勢必自然自我鬆綁，進入自由境界。於是，他選題的角度十分廣泛，可以從上級精神中選題，例如《日本的國與民關係》；可以從社會實踐中選題，例如《狗惡酒酸説“剩女”》；可以從新聞報道中選題，例如《別總想樹典型開路》；也可以從討論爭鳴中選題，例如《“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的版權屬於誰》。

“知著”是“見微”的後續活動，需要在“見微”的基礎上，通過綜合分析和合理思維而達到。因此，“見微”然後“知著”實際上就是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過程，需要在通過觀察而獲得豐富感性認識材料的基礎上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裏、由此及彼，獲得推而廣之的認識規律。然而，並非所有的事都可以以小見大。什麼小事可以説明大道理？什麼尋常事有着不尋常的意義？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價值判斷的過程。例如，20世紀90年代中期，流行歌曲《縴夫的愛》、《小芳》紅極一時，街頭巷尾廣泛傳唱。而鄢烈山看出了前者的虛假和後者的虛偽與自私，於是有了《從〈小芳〉想到美國走兵》和《哪朝哪代的〈縴夫的愛〉》的質疑③。這兩篇時評在千篇一律的媒體叫好聲中，辯證地發現了隱藏在流行音樂背後的問題，實乃一語驚醒夢中人。

“直言不諱”就是説要仗義執言，無所忌諱。這是實事求是的要求，也是時評新聞性增強的要求，更是尋找到認識結構與新聞事實之間最佳契合點的要求。只有選題大膽，在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客觀地揭露時弊，才能充分體現時評的輿論監督功能。

優秀評論員的言論往往一針見血，直指問題核心，令人振聾發聵。例如，《“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的版權屬於誰》一文，就是鄢烈山以自己單位領導講話為題材寫作的。此文極具辯證色彩，絲毫不避諱本單位領導的權威。類似的例子在鄢烈山的時評選題中還有很多。據統計，在鄢烈山的博客上，自2008年以來共有595篇時評，其中，直言時弊的選題就有480篇，佔其總博文的81%。

直言不諱、針砭時弊，已經不是存在於個別優秀評論員身上的個別現象。近年來，一些專家在調查中發現，一半以上的媒體在與評論員約稿中明確強調來稿必須是對新聞事件進行客觀理性的評論，而不能是以缺少新聞事實為前提的空議論。

“劍走偏鋒”，在這裏強調的是評論員的時評選題必須有自己獨特的視角，不可人云亦云、盲目跟風。在媒體競爭尤為激烈的今天，解決評論選題同質化問題，尋找媒體與受眾的契合點已成為評論員選題的新特點。

怎樣才能避免評論選題同質化呢？這需要戰略化的眼光。有足夠經驗的評論員不外乎採用如下幾種方式：

其一，緊跟新聞動態，捕捉時評空白。例如，鄢烈山在2010年初發表的《別總想樹典型開路》是根據《中國青年報》的一則報道，寫出的諷刺樹典型的時評；2010年7月發表的《〈蝸居〉映現的民怨》一文，則是根據禁播電視劇寫出的時評。他所跟進的新聞動態常常不是時政要聞，不是當下媒體關注的焦點，而是焦點之外的冷門。然而，鄢烈山卻從中發現了它們的價值。所以，他的選題來源廣泛，不拘泥於熱點，卻又富有極強的時代特徵和對現實問題的針對性。

其二，察人之不願察，寫人之不敢寫。什麼事情人們不願察，什麼文章人們不敢寫？毫無疑問，是那些打着政策“擦邊球”的選題。

其三，源於生活，取自見聞。鄢烈山認為，時評包括“新聞評論”，或者説“新聞評論”是它的“子集”。換言之，“時評”可以取材於新聞，“被動”地對新聞事件和人物發表議論，也可以不依傍“眼前”的新聞，而就“身邊”事、“心頭”事發表意見，只要是關於當下的(現在進行時)意見，就是“時評”。⑤鄢烈山常常每到一處就對當地的事進行思考，找出當地存在的問題，例如他2011年初在雲南寫下《社會環境不是個體免責的理由》；他也會找出當地發展的新經驗，例如，2010年他曾在訪日後寫下《日本的國與民關係》。

好的選題是時評寫作成功的一半。鄢烈山的時評選題大氣雄渾、範圍極廣，堪稱中國當代評論員時評選題的代表。通過上述對鄢烈山時評選題特點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時評新聞性的加強、時評輿論監督作用的彰顯和媒體言論的競爭策略。 ^[1]